約翰·希爾·巴頓（John Hill Burton）的《獵書客》這本譯作，幾經霜星雪月，在編輯的信任支持下，現在出版了，恭請讀者閱讀指教。這是一部緬懷英國中世紀和18、19世紀那些醉心痴迷於圖書、一生孜孜不倦收藏的愛書家們的傳記，也是一部以豐富翔實的史料介紹西歐各國如何印刷出版和保護圖書文獻的文化傳承摘要。作者像一位風趣老練的向導，時而帶領讀者徜徉在文學藝術共和國的森林裡，時而又把讀者引入歷史法律文獻的峰巒疊嶂中，一路上引人入勝地指點迷津，詼諧精確地披露所經之處的奇文珍書和偉人怪傑，稱得上是一次身臨其境的穿越旅行。讀者站在英國古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歷史長河邊上，是否也有蘇東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呢？那麼對維多利亞王朝的個人藏書家們是否也會油然生出幾許早已“燈火闌珊處”的悵然失落？
古時候，琴棋書畫是中國的士君子的技藝纔能。據說英國的紳士們也要具備與此相當的資格條件。為此他們需要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還要懂得數學和自然科學以及富有音樂修養，並且是一位藏書家。可以說掌握外國語和善於數理性的思考，能夠使自己客觀地認識世界和自我之間的關繫，而中國的哲學思想裡則缺少這兩項內容。世界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出現西風壓倒東風的勢頭，也許原因之一就在這裡。盡管不懂書畫的西歐人也令人覺得悲催可憐。
《獵書客》首先把鏡頭對準紳士修養內容的後一項，即藏書家歷盡滄桑的喜悅和塵勞場面，總之，他們樂在其中。自約翰遜（Samuel Johnson）博士出版《英語辭典》（1755）起，到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學說（1859）為止，本書上場的人物主要活躍在這一時期。英國人長期以來一貫愛戴以約翰遜博士為代表的、個性色彩強烈的、與眾不同的人物。可以說他們是一群非同尋常的紳士。維多利亞王朝就是這種怪傑輩出的時代。《獵書客》大致是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中期出版發行的，它也帶有英國奇異人物傳的風格。作者從描寫獵書家因為熱愛書籍而在收藏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種種怪異行為以及他們為建立個人藏書進行苦心經營的情景開始，依次介紹了大圖書館的創建、圖書俱樂部的形成和俱樂部的文獻出版狀況等各個獵書領域。他認為人的獵書嗜好既不會扼殺萬人共通的利己願望，同時還能夠從中找到一條通往“天下為公”的途徑。在那種情況下，這個“公”不等於國家的概念。作者在敘述中對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帶而過，例如他揭示了圖書俱樂部存在的充分理由。此外，圖書俱樂部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對近代民主主義誕生的英國大內亂這個陣痛時期以及基督教在傳教過程中促使英國國民創建自己國家的歷史時期進行了發掘考證，並且在研究整理的基礎上，公開出版了當時的文獻記錄。結果他們通過自己的工作確認了英國的自我同一性，為國民同意接受國家地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孕育出來的豐富差異性，創造了一定的文化環境。《獵書客》裡“個人”和“國家”的平衡保持一種絕妙的關繫，它與普通的英國文學史不同，必定跟那些並非泛泛列舉的書名一起在未來世界裡，照亮英國以及其國民的精神面貌和歐洲的社會構造。總之，閱讀的樂趣與食欲都屬於一種類似的生理現像。當然，這是獵書的大前提。
總的來說，作者巴頓的敘述顯得自然樸實，介紹說明的每件事情都好像要跟過去作一個了結似的，還自告奮勇地為讀者饒有興趣地解說藏書家那種病入膏肓的嗜好逸事。作者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就像一粒橡樹的種子掉在地上生根發芽長出兩片嫩葉一樣，當它幾經霜星雪月長成亭亭玉立的大樹之際，我們看到亞裡士多德（Aristotelēs）所說的民族認同性在英國雄壯地成長起來，塑造出來一副結實有力的骨骼。對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感同身受。我認為英國文化在維多利亞王朝時期演變為一股澎湃迅猛的力量，充分顯示出水到渠成的成熟文化景觀。這個集大成的結果對於一種文化來說，也許又是一曲天鵝之歌。
本書的作者巴頓於1809年8月23日誕生於蘇格蘭面臨北海的阿伯丁市（Aberdeen），那裡素有“花崗岩城”之稱。父親是一位海軍中尉，他在巴頓誕生的同時退伍回鄉，依靠退休金生活，在兒子10歲時離開了人世。母親在文獻中被明確地記載為戈蘭德姆地方鄉紳的女兒，由此看來父親的家繫不是所謂“名門”。在這一點上，他與約翰遜博士惺惺相惜。可以說在整個18世紀發生的意義深遠的社會變化之一，就是文化由上至下的傳統流向出現逆轉現像，產生了一股由下而上的新潮流。由此可見，他當時的情況也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吧。總之，巴頓獲得一筆獎學金纔得以進入阿伯丁（Aberdeen）大學學習。畢業後，由於他對那種受人約束的生活方式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不願意到某作家那裡當徒弟。於是，他在母親的陪伴下前往愛丁堡。當時缺乏律師人纔，因此母親變賣掉一部分自己的資產給他充當進修法律課程的學費。特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認為英國與革命喧囂不停的法國迥然不同，由於社會安定的緣故，這種不根據社會地位和血緣關繫，而是根據生活能力、風度姿態等因素綜合評價自己人生價值的紳士纔能夠生存下來。由此可見，巴頓也下決心要成為紳士階層的一員，那麼以一個作者的角度來看，他希望自己的讀者也是那些能夠精通拉丁語的紳士吧。不過1833年，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已經嘆息英國的中產階級不論自己的貓、杓子，還是兒子都想讓他們成為紳士。可以說今天英國衰退的要因之一，也許源於牛津、劍橋偏重於拉丁語教育而輕視數理技術的結果吧。
且說巴頓在愛丁堡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但是他在事業上一直不走運，還需要寫作彌補生計上的不足。他主要向《愛丁堡論壇》、Blackwood雜志等雜志投稿，所以後來從原稿數量來說，隻有19世紀那些大量出版的通俗作家纔能凌駕於他之上。雖說如此，那些文稿也不完全是清一色的雜文。他在1839年30歲時，出版了《蘇格蘭法概要》，躋身到作家的行列。1843年與人共同編輯《本瑟姆（Jeremy Bentham）選集》。1846年37歲時出版了《大衛·休謨（David Hume）傳》（增補卷本《來簡集》於1849年出版），這部著作確立了巴頓在文壇上的地位名聲。他在此書的寫作過程中，充分運用了休謨（David Hume）的姪子遺贈給愛丁堡皇家協會的未公開資料。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幸運機會。1849 年40歲時，他受愛丁堡的錢伯斯（Chambers）出版社委托編寫《政治經濟學入門———實際應用手冊》（有關移民部分的增補卷於1851年出版），同年出版發行（美國出版社翻印了這本書）。他在這一年失去了結發妻子，因此避開一切社交活動，一心在自己的文學工作中尋求安慰。1853年44歲時出版的《蘇格蘭歷史》部分［《從大內亂開始一直到後鎮壓詹姆斯王黨派（Jacobites）這一段蘇格蘭歷史》，共2卷］就是當時的工作成果。這部史學著作共有7卷，終於1870年完成，那年巴頓61歲。結果它成為巴頓的主要代表作。就有關他對自己祖國的歷史研究來說，這是一部保持國史級地位的著作，至今也具有生命力。修訂版共有8卷於1873年完成［“在編纂蘇格蘭史的時候，為了達到事無巨細地記錄全部史實的目標，需要編著者具備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的敘事性、戲曲性纔能和巴頓廣泛收集史料的精力，以及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洞察力”。———摘自《英國傳記大全》］。
早年，他曾短期擔任過《蘇格蘭人》雜志的編輯，竭盡全力積極擁護自由貿易政策。1854年45歲時被任命為監獄理事會秘書。在此期間，他一邊孜孜不倦地勤奮寫作，一邊忠於職守兢兢業業地工作，因此在經濟上也能夠確保生活的獨立性。1855年他與愛丁堡大學歷史學教授科斯莫·伊內斯（本書正文中也涉及有關他的內容）的女兒結婚。她附錄在《獵書客》1882年版本的回憶錄中寫到自己的丈夫對人際關繫缺乏想像力，認為這一點也正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的瑕疵。但是他妻子的這句話到底具有怎樣的含義呢？巴頓從自己給Blackwood雜志投稿的大量文章中，選編了兩冊文集，其中之一就是1860年51歲時出版的《獵書客》（The Book Hunter），即這本譯作的原文。如果我們把文明定義為它提供生活便利，把文化定義為分泌大眾安心立命的根據，那麼巴頓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通過這部著作與1849年寫的經濟著作一起為英國文明和文化分別歸納整理了一部摘要。這部翻譯作品采用的是1862年出版的第二版原文（初版年次以《英國傳記大全》記載為準）。此外，他在1864年還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蘇格蘭人，出國》，共有兩卷。1877年出任監獄理事會特別委員以及蘇格蘭皇家史官，1880年出版了後一部著作《安妮女王統治時期的歷史》。1881年因患急性支氣管炎在愛丁堡逝世，享年72歲。
若是要我再舉出英國兩位1809年與J.H·巴頓同年出生的傑出人物，那麼可以說他們是坦尼森（Alfred Tennyson）和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在評論前者時，認為他是桂冠詩人中不讓人感到滑稽的存在，還說他是鄉村的維爾奇利烏斯（Vergilius）。人們常說近代英國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記得有位作家卻說過它並非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總之，這兩種看法都是吻合現實情況的結論吧。5世紀中葉以來，自從羅馬人撤退後，即使英國比羅馬顯得“野性狂放”，但我們也不能說他們“鄙俗淺薄”吧。英國人按照上帝的意志，以堅持佩拉奇烏斯（Pelagius）主義為己任，勇敢地吸取歐洲各國的文化，堅信自己遲早能夠拯救自己的國家和歐洲。英國的民族認同性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可以說這就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在那種情況下，關於所謂“野性狂放”附帶說一句，世界上沒有比盎格魯撒克遜更富有攻擊性的民族。長期以來他們能夠容忍中央權威行使暴力的特權也是因為如此緣故，並且他們在那個允許變更、廢除的法律下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組織，因此這個法律就是集團經驗智慧的結晶。在那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英國國民實際生活中的宗教。在《英國的國民歷史》當中，P·約翰遜論述這個問題時，就流露出那種不同於太平盛世的另一的法制意識。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認為《獵書客》是落魄的法律家寫的一部不著邊際的無稽作品，其中涉及英國法律各種愉快的奇聞軼事，也可以從中窺見英國國民性的另一個側面，這是人們無緣在普通的英文學史或英國史著作裡遇見的一面吧。
為了懲罰殺害弟弟的凱恩，無須讓他在世界流浪，隻要把他留在蘇格蘭就足夠了。這是一句在英格蘭人中間膾炙人口的玩笑。我們在約翰遜博士的辭書裡也能看到那個燕麥定義留有這種烙印。不過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在《伊利亞隨筆（Essays of Elia）》裡以英格蘭、法國和蘇格蘭的三角關繫為托詞，對蘇格蘭接連不斷地開了一繫列絕妙的玩笑。依我所見，這是一本早期享譽英國內外的獵書家文學著作，而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巴頓以他的獨特性開拓了一個展望英國未來的視野。
自約翰遜博士的時代起，中間歷經查爾斯·蘭姆一直到巴頓幾乎一個世紀，這正是維多利亞王朝時代。這個時期英國的私人藏書無論在質的方面或數量上都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充實程度。關於維多利亞王朝前期的情況，至少可以說當時國民中每5人就有一人屬於赤貧階層。然而在那種社會背景下，獵書家竟然作出了如此壯舉，所以《英國史》的作者特裡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早在1944年就針對藏書講道：這是20世紀的文明也不能凌駕的一個文明精華，如今我們已經看不到那種與此相關的獵書景像，表明它正在走向衰退之路。總之，英國近代私人藏書即使在人類史上，它也達到了一個的規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集大成者就是“獵書客”。托馬斯·曼（Thomas Mann）曾說過那種敘事詩性的敘述是為某一生活方式譜寫的天鵝之歌。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文化（Die Kulturder Renaissancein Italien）》也是在1860年出版的。根據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研究表明，15年後的1875年正處於近代和後近代藝術的交界處，也許疾馳而來的時代足音把它們分別逼進“夾層”裡邊去了吧。如今看來，所謂山水畫也是一種天鵝之歌。雖然現代人無法直接模仿那種生活方式，但是我們能夠從那些藏書中得到某種人生上的深深安慰。即使它牽扯到政治問題，中間也存在一種維繫著自然和人類的紐帶……
關於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整體特征，在私人藏書出現前所未有的成就和相關方面，我想引用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對此社會現像的總結。他說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不囊括全體宇宙就不會感到甘心，然而那個宇宙範圍實在太狹小、太低矮了，等等。例如，我們去查閱一下《維吉伍德（Wedgwood）》的事項看看，上面記載著開天闢地以來他是一位卓越的陶器制作者，等等。《敘景詩》的項目中寫道：這個領域裡英國詩歌達到了世界詩歌的等。若是我們中國人看到了，大概會說這簡直是開玩笑吧！此外，阿爾卑斯山嶽（alpine）俱樂部創立於1858年，即《獵書客》出版的兩年前。然而早在3世紀中葉，我們中國已經有了竹林七賢。英國人對自然的意識能力如此姍姍來遲的覺醒，這難道不是一種野蠻人的標志嗎？不過，《文明人和野蠻人》的作者烏爾斯·比特爾利頗費一番腦筋得出的結論是，說別人是野蠻人的當事人恰恰自己是野蠻人這一實在令人難堪的定義。但是，即使我們翻開《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版，看到它彙聚了無數富有文化含水力的私人藏書溪流，因此誰也不能否認自己有一種站在滔滔不盡的大河岸邊的感覺。
圖書俱樂部成立的契機源於羅克斯伯拉公爵所藏的瓦爾達爾法初版《十日談》被拍賣一事。正如這種情況一樣，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這部著作在本書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解說角色。因為我們翻開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文化》，也能在那裡發現近代圖書俱樂部的萌芽，所以這個初版本具有一種像征意義，它表明源於意大利的近代化在英國牢固地扎下了根。
如果說巴頓是一位不修邊幅的人，這是客套的說法。其實，他是一位穿著隨便的人，給人的印像往往不佳，性格也顯得古裡古怪的。但是人們一旦和他交談起來，不知不覺地就會感到他是一位話題廣泛、談吐風趣的人物，此外他還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獵書客》的某版本上面附有一幅他的卷頭銅版畫，頭戴圓頂硬禮帽、身穿大禮服的巴頓正站在露天市場的一家書店前面。看上去，那眺望遠處的目光和藹可親，略微彎曲的嘴角也許顯露出他生來具有的dryhumour（矜持的幽默）吧。後面的背景上畫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正在叫賣報紙之類的東西。關於巴頓夫妻的兒女情況，我們沒有任何線索可尋。
我在漁樵問答這種山水畫中，看到好像一對墨點兒似的畫著兩個相對而坐的人物，具有東方藝術的禪境。但是，西方卻沒有值得成為漁樵問答背景的大自然，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吧！萊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說歐洲沒有無垢的自然。沃林格（Robert Wilhelm Worringer）在著作《抽像與感情移入》中也寫過一句話，即東方的世界觀建立在一個遠比西方更加廣大的基礎之上。自從希臘羅馬時代以來，歐洲以及美國經歷了殖民和交易（或者掠奪）、政治制度的修正，還有重要的是那個體現征服者思想的基督教［這句話是阿蘭（Alain）在1930年代講的］等歷史，因此我們必須全面地與包括這些歷史要素在內的他們打交道。
“在進化論的衝擊下，維多利亞時代具有合理思想的一切善良概念都發生動搖瓦解，像塵土一樣分崩離析了。此後那些如干泥一樣黏住不掉的殘餘物都是維多利亞王朝合理主義的惡劣側面”（摘自《維多利亞王朝的文學》，切斯特頓著）。
切斯特頓在文中提到紐曼（John Henry Newman）時寫道：“宗教具有的本
質上的合理性。”此外，梅爾洛蓬蒂（Maurice Merleau
Ponty）主張合理性應該正好完全符合它發現的各種經驗幅度和深度……當我讀到本書的後一章“歐洲北部的聖人們”時，就會想起埃利奧特（T.S.Eliot）的作品《荒地》，據說作者在母親講述的聖人傳中，獲得了一種聽覺上的想像力，因此我仿佛看到他闡明了英國固有事物的本質不屬於羅馬社會一邊倒的合理性範疇。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僅從《獵書客》的角度來看，例如埃利奧特（T.S.Eliot）準備耕耘的土地業已在那裡得到開墾。於是“卸下這些斷章殘簡，我維繫了我的廢墟……”正如我近去趟歐洲看到的雄偉壯觀的科隆大聖堂、巴黎聖母院以及許多童話般靜謐典雅的古城堡，現在它們都卸下了曾經的誓言重負和故事中的糾結，以歷史文化遺產的形式永遠維繫著自己的地老天荒，給未來人類文化的傳承投射一道神聖的光環。因此，我們總會在自己的歷史空間仰望星月邂逅到它的傳說……
21世紀的今天，傳播媒體又進入了一個天翻地覆的網絡通信記錄時代，人類正向宇宙空間發展求生。我們從祖先那裡傳承過來的文化種子在未來的歷史空間裡將結出怎樣的果實，且行且拭目以待吧。盡管雞鳴即起的時代早已化作前塵往事，紙張印刷文化亦正值夕陽返照，不過我們還會在電波網絡裡尋找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