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信息技術和教育的發展，人們現在面對著越來越大量的信息，這使得人們在自戀的和誤導性的知識平等主義立場上對任何事件信口開河。今天，所有的人通過WebMD（美國健康醫療服務網站）和維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個普通人都認為自己擁有和醫生、外交官一樣的知識。所有的聲音，即使是*荒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慮，而對立的態度則被認為是精英主義。
本書作者指出，反對專家運動的發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網絡的開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顧客至上”思維，以及新聞產業的娛樂化。詭異的是，信息的民主傳播，而非受教育大眾的培養，反而開始產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憤怒的公民，他們公開指責智識的完善。這與美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思潮不謀而合。
作者認為，當今抵制專業知識和學習的現像，使普通民眾相信沒有人比別人懂得更多，這使民主機構面臨墮落為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或技術專家治國的危險，而*糟糕的是二者的結合。2017年美國大選後，這一局勢變得更加惡劣。
本書為西方民主在信息時代能否穩固和長存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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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叢書（見識城邦出品）
01《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美]大衛•克裡斯蒂安
02《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美]約翰•R. 麥克尼爾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4《資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5《帝國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6《*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7《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美]麗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戰前的世界》[英]查爾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法]費爾南•布羅代爾
10《基因傳：眾生之源》（平裝 精裝）[美]悉達多•穆克吉
11《一萬年的爆發：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美]格雷戈裡•柯克倫 [美]亨利•哈本丁
12《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美]伊斯特萬•迪克
13《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美] 艾爾弗雷德•W. 克羅斯比
14《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裝 精裝）[美]雅克•巴爾贊
15《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
16《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美]威廉•麥克尼爾
17《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爭、革命以及現代中東的誕生，1908—1923》[美]西恩•麥克米金
18《科學的誕生：科學革命新史（上下冊）》（平裝）[美]戴維•伍頓
19《內戰，觀念中的歷史》[美] 大衛•阿米蒂奇
20《第五次開始》[美]羅伯特•L. 凱利
21《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平裝 精裝）[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
22《黑暗大陸：20世紀的歐洲》［英］馬克•馬佐爾
23《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如何建構一個理想世界》[荷]魯特格爾•布雷格曼
24《民粹主義大爆炸：經濟大衰退如何改變美國和歐洲政治》[美]約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訂版）》（平裝 精裝）[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權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美]入江昭
27《猶太文明：比較視野下的猶太歷史》[美] S.N.艾森斯塔特
28《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美]尼爾•波斯曼
29《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美］歐陽泰
30《起源：萬物大歷史》［美］大衛•克裡斯蒂安
31《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美］托馬斯•斯坎倫
32《認知工具：文化進化心理學》［美］塞西莉亞•海斯
33《簡明大歷史》［美］大衛•克裡斯蒂安 ［美］威廉•麥克尼爾 主編
34《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美］托馬斯•M.尼科爾斯
35《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荷］弗雷德•斯皮爾
……後續新品，敬請關注……

序
“專家之死”這種說法一出現，一種傲慢自負的感覺已經呼之欲出。啟用這樣的標題簡直是勇氣可嘉，很多人還沒翻開書，光看標題可能就已經產生了疏離感；有些人讀了，可能恰好發現書中的錯誤，拿來殺一殺作者的威風。我理解這種反應，因為當我看到這種一刀切的論調時，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生活就是習慣於把一切重要的事物過早地埋葬：羞恥感、常識、男子氣概、女人味兒、好品位、智識等等。而我們不需要的，就是再去謳歌那些尚未消亡的事物。
比如專家。專家未死，但岌岌可危。有些事真是錯得離譜。美國這個國家，現在沉浸在對無知的崇拜中。誠然，普通人對科學、政治或地理知之不多，這是個老問題了。而且，說實在的，放在當今社會，這都談不上是個問題了，因為在現代生活中，社會分工明確，人們無須通曉一切，飛行員開飛機，律師打官司，醫生開藥方，各司其職。我們誰都不是達•芬奇式人物，可以早上畫《蒙娜麗莎》，晚上設計直升機。社會理當如此。
但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以無知為榮。美國人已經到了一種境界：把無知當美德，尤其是對公共政策領域的無知。拒絕專家的意見，就是在維護個人的自主權，美國人用這種方式來保護日漸脆弱的自尊心，隔絕外界的紛擾，再也沒有人能告訴他們：你錯了。這是新的“獨立宣言”：我們不再認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認為所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包括那些錯誤的理論。一切都是可認知的，關於一個主題的所有觀點都是不分伯仲的。
美國人一向不喜歡知識分子和所謂的萬事通，但這和專家是兩碼事。我是一個教授，我知道，大多數人不喜歡教授。大約30年前，我剛剛開始教書生涯，在一個離家鄉不遠的大學任職，所以我會時不時順道去我哥哥的一個小酒館，跟他打個招呼。有一天晚上，在我離開之後，一個顧客對我哥哥說：“他是個教授，哈？嗯，不管怎麼說，他看起來像個好人。”如果你是我的同行，應該對此已經習慣了。
但這並不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有些知識分子聽到別人挖苦知識分子無用就怒不可遏，那你們應該換個行當了。我當過教師和政治顧問，給政府和企業做過主題專家，也在多個媒體擔任過評論員。我習慣了別人與我意見不一，事實上，我鼓勵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原則、有見識的爭辯是一個好的跡像，說明一個民主社會智識健全、生機勃勃。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擔憂。我們失去了有原則、有見識的爭辯。現在普通美國人的基礎知識儲備很低，已經撞破了“無知”的底線，越過“錯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錯得理直氣壯”的境地。人們不隻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們還積極抵制進一步的學習，抓住錯誤的信仰不放。我沒有活在中世紀，所以我不能說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真是聞所未聞。
這並非是我次想到這一點。回到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我在華盛頓工作，我就發現人們有多好為人師，即使隻是閑聊，在談到很多話題的時候，他們也會立刻教導我應該做什麼，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領域——軍備控制和外交政策。（人們習慣性地會說“他們應該……”）我當時還年輕，還不是個經驗豐富的專家，但還是對此感到瞠目結舌，這些人沒有手的資料，卻信心十足地告訴我，怎樣纔能好地實現美蘇之間的和平。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是歡迎論辯的，尤其是在冷戰時期，全球毀滅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人們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以為這是在公共政策領域做事所要付出的部分代價，我接受了。久而久之，我發現很多其他政策領域的專家也有同樣的經歷，總有外行讀了為數不多的關於稅收、預算、移民、環境或其他課題的研究，就要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輸給專家。如果你是一個政策專家，這種事情如影隨形。
然而，再到後來，我聽說一些醫生、律師和教師也有同樣的經歷。而且，有很多專家的建議明明不易反駁，但也未能幸免。讓我震驚的地方不是病人或客戶會問到敏感問題，而是這些人有多積極地告訴專家，為什麼那些專家建議是錯的。他們幾乎是打從一開始就沒想過，專家其實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誠然，人們排斥專業知識，但他們在諸多問題上皆是如此，而且三天兩頭這樣，還帶著一腔憤怒，這就讓我覺得異乎尋常了，這纔是更糟糕的地方。由於互聯網無處不在，社交媒體上的聊天不受約束，或是24小時滾動新聞播報的需求，對專業知識的攻擊就更為明顯了。但是，這股排斥專業知識的新興風潮裡透著一股自以為是和狂熱，而且，至少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懷疑或質疑，或為了尋求替代答案，而是一種自戀，伴隨著對專業知識的蔑視，還美其名曰自我實現。
所以，專家想要還擊，要求人們恢復理智，就難上加難了。不管涉及什麼主題，所有的爭辯都會隨著一顆憤怒自大的心付諸東流，終人們還是會堅持己見，有時候還殃及職業關繫，甚至朋友關繫。現如今，專家不應爭辯，而是接受這種分歧，大不了，就當是坦誠的意見相左。我們應該“求同存異”，這個詞現在充其量就是個爭吵的滅火器，而且已經到了濫用的地步。如果我們堅持認為並非所有事都是見仁見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對錯……那我們簡直太蠢了。
我想，我可能見證了世代交替。我成長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個時候，人們對專家敬若神明。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國際關繫，美國都是執牛耳者，那真是個讓人陶醉的時代。我的父母都是知識淵博的，但沒受過什麼教育，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他們認為，一個把人類送上月球的人，很可能在其他重要問題上也是對的。我並非成長在一個服從權威的環境裡，但總的來說，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美國家庭，對那些從事專業領域的人，從足部醫療到政治，都是深信不疑的。
正如一些批評家對專業知識所指出的，那個年代，我們既相信把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送上月球靜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的人，也相信把眾多無名的美國人送到越南溪山（Khe Sanh）和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的人。公眾對專家和政治領袖的信任，不僅是錯付了，還被濫用了。他們說得對。
但是，我們現在卻走向了另一個。我們對專家不是抱著一種善意的懷疑，而是積極的憎恨，很多人認為專家是錯的，僅僅因為他們是專家。我們對這些“書獃子”嗤之以鼻，我們告訴家庭醫生該開什麼藥，或是跟老師爭辯，就算孩子在測試中的答案是錯的，也堅持說是對的。我們不僅認為誰都不比別人更聰明，還都認為我們是聰明的一代人。
這簡直是大錯特錯。
很多人為本書提供了幫助，我深表感激，同時，還有更多人可能與本書的觀點和結論有交集，也請見諒。
我希望這本書多少能在工作中幫到他們和其他專家。不過，說到底，所有專家的顧客都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所以，我特別希望此書能幫助我的同胞們更好地利用和理解我們所依賴的專家。重要的，我希望此書能為彌合專家與普通人之間的嫌隙略盡綿薄之力，長期看來，這樣的嫌隙不僅威脅到億萬美國人的福祉，也會殃及美國民主試驗的存續。

尼科爾斯寫了一本睿智、及時而又新穎的書。他揭示了數字革命、社會媒體以及網絡是如何刺激了對於無知的狂熱崇拜。他樹立了一個在我們的公共和政治事務探討中運用理智和理性的典範。
——羅伯特•利伯，喬治城大學教授

一部及時而有益的書，為我們面對那些惱人的國家事務提供了一種總體觀念。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對於日益緊迫問題的一種銳利剖析。
——《科克斯書評》（Kirkus）
對於網絡和社交媒體在政治領域的作用，作者提出了睿智的、關鍵的、有價值的洞見；在這個緊迫的問題上，本書。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這個話題看起來有點驚悚，但作者以富有幽默感的行文、精心揀選的案例，對現狀表達了憤怒而非屈就。麻煩的是，我們該怎麼應對這一團亂麻？尼科爾斯提出了進一步的見解。被泛濫的信息所誤導的公民需要專家的指導，更需要責任感！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章  平民與專家
這是個新問題嗎
相較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知識是否面臨更多危險？對話和辯論是否更難開展？知識分子總是抱怨同胞的愚鈍，不滿普通民眾對知識階層和專家的不信任。這個問題有多新？我們該多重視這個問題？
發生在公共廣場上的衝突能制造出多大動靜，原本都是可預期的，但現在卻被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放大了。互聯網收集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和尚不成熟的想法，然後把所有不良信息和劣質推理在電子世界裡大肆擴散。（想像一下，在20世紀20年代，如果所有小鎮的每一個怪人都有自己的電臺，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今時不同往日，或許不是因為今人比百年前的人愚蠢，或不像先人那樣聽取專家的話，而隻是簡單地因為，今天的我們能聽到所有的聲音。
另外，普通人之間也會有衝突，大家所知領域不同，意見不合也是在所難免。想想看，批狩獵者和采集者也可能會因為晚餐喫什麼而爭論。人類成就的各個領域都被專業人士把持著，分歧必然愈演愈烈。隨著專家和平民漸行漸遠，社會鴻溝不斷擴大，不信任持續加劇。各類社會，無論多先進，都潛藏著一股對精英不滿的暗流，以及一種割舍不掉的文化依戀：面對現代生活的錯綜復雜和撲朔迷離，人們還是會訴諸民間智慧和城市傳說，或是做出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反應。
尤其是在民主國家，公共空間嘈雜，人們喜歡挑戰現有的知識體繫。實際上，他們喜歡挑戰一切既有的東西：這是“民主”的其中一個屬性。即使是在古代，民主體制也以迷戀改革和進步著稱。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5世紀民主制度下的雅典人時，說他們是“沉迷創新”的躁動不安的人；幾個世紀後，聖保羅（St. Paul）發現，雅典人“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談論和打聽觀點”。這種孜孜不倦質疑正統的行為，在民主文化中備受推崇和保護。
美國是一個重視個性自由的國家，比其他民主國家更推崇抵制知識權威。當然，說起“美國人是怎麼想的”，就一定要向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致敬，不然一切討論都是不全面的。這位法國觀察家在1835年指出，新美國的居民其實並不迷戀專家或他們的聰明纔智。“在大多數思維活動中，”他寫道，“每個美國人都隻會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斷。”托克維爾推理說，這種不信任知識權威的現像根植於美國民主的本質。當“人人平等，大眾可以密切注視彼此”，他寫道，他們“常常會回想起自己的推斷，還把這番推斷當作顯著和直接的事實來源。消失殆盡的不隻是大眾對某個人的信任，而是對任何權威人士的信任”。
這樣的觀察不隻適用於早期的美國。自從蘇格拉底被逼飲下毒堇汁，各國的教師、專家和專業人士都在發洩不滿，說社會不尊重他們。近代時期，西班牙哲學家何塞•奧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批評了“大眾的反叛”以及這個現像的典型特征—在智識上無端的傲慢：
從本質上來說，智識生活的前提是要具備某種資質。因此，我們注意到，在智識生活中，“偽知識分子”的勢力正在抬頭，所謂偽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照智力標準來看不具備此種資質的人。
或許我的看法是錯的，但是，當今天的作者準備就一個深入研究的課題提筆撰文時，他必須要考慮到一點：那些從不關心這個話題的普通讀者如果讀這篇文章，其目的並不是要從作者這裡學到點兒什麼，而是去評判作者的觀點與自己的一貫認知是否相符。
奧特加•伊•加塞特把公眾權勢日盛卻越發無知的現像歸咎於很多因素，包括物質富足、社會繁榮和科學成就。很顯然，這樣的結論就算放在當代也毫不違和。托克維爾筆下美國人對智識獨立的痴迷存續了將近一個世紀，終在內外夾擊下謝幕。工業技術的發展、中學教育的普及、專業技能的擴散以及美國崛起成為20世紀中期的世界大國，所有要素合力動搖了一個觀念—或者更準確地說，神話—也就是普通美國人具備充分的資質來應付日常生活的挑戰和管理一個大國的事務。
半個世紀前，政治學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寫道：“面對現代生活的復雜性，普通民眾能夠明智而得體地為自己履行的職能在逐漸流失”——
在美國人初的民粹主義夢想中，普通人的全知全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根本條件。一個普通人會認為，就算不做大量的特別準備，他也有能力在各行各業大展拳腳以及管理政府。
現如今，他明白，如果不借助一些設備，他連早餐都做不了，這些對他來說多少還有些玄妙的設備就出自專家之手，他隻是個使用者。當他坐下邊喫早餐邊看早報，他會讀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他坦誠以待，就會承認其實他無力判斷其中大部分的問題。
回溯到1963年，霍夫施塔特曾指出，這種難以應對的復雜性讓公民感到無助和憤怒，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隻能任由更聰明的精英階層擺布，而且這情況會愈演愈烈。“昔日，大眾對知識分子和正規培訓的嘲弄是玩笑式的，而且往往是和善的，現在，他們對知識分子的專家身份心懷敵意，滿腹怨恨，”霍夫施塔特警告說，“過去，知識分子遭遇溫柔的嘲笑，是因為人們不需要他，如今，他承受強烈的憤恨，是因為人們太需要他了。”
50年後，法學教授伊利亞•索明（Ilya Somin）尖銳地指出，這樣的局面幾乎沒有改觀。正如霍夫施塔特一樣，索明在2015年寫道，“政府的規模和復雜性”讓“知識有限的選民更難監督和評估政府的許多行為。這樣一來，人們通常無法負責任和有效地行使主權”。更令人憂心的是，幾十年間，在這個先進民主體制中，盡管自身知識與參政所需的信息水平相去甚遠，美國人卻沒有采取什麼行動去彌合這一鴻溝。“美國選民的政治知識貧乏，”索明正確地指出，“仍然是社會科學毋庸置疑的發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