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師道師說：龔育之卷

編輯推薦

中國文化書院由著名學者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朱伯崑、湯一介、龐樸、李澤厚、樂黛雲、李中華、魏常海、王守常等共同發起，以及杜維明、傅偉勛、陳鼓應等港臺及海外著名學者共同創建，於1984年1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國文化書院的宗旨：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教學活動，繼承和闡揚中國的優秀文化遺產；通過對海外文化的介紹、研究以及國際性學術交流活動，提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水平，並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國做貢獻。

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文集，由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湯一介先生動議，院長王守常教授全力支持，由中國文化書院牽頭，聯合東方出版社推出的國內各領域**學者、大家之文集，全景式展現大家之學術生活史。

內容簡介

該書選取了龔育之先生的一些回憶文章以及在自然辨證和黨史研究方面的論述，如對陸定一、胡繩、周揚、秦川、於光遠等人的瑣憶，對自然辯證法的論斷、對科學與人文的關繫論證，對黨史著述中的關繫分析等，敘述平實，邏輯性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作者簡介

龔育之（1929.12—2007.06），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哲學和相關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協名譽委員，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曾參與《*選集》和《鄧小平文選》的編輯工作和黨的“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大學生活回憶
我在清華的三年
自然辯證法研究
寫在《自然辯證法在中國》（新編增訂本）前面
走過來的路
自然辯證法工作的歷史情況和經驗
論保衛和發揚科學精神
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
“閻王殿”舊事
《“閻王殿”舊事》自序
《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 ——《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一
《二月提綱》和廣州會議——《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二
《彙報提綱》的前前後後——《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三
我所知道的陸定一大學生活回憶

我在清華的三年

自然辯證法研究

寫在《自然辯證法在中國》（新編增訂本）前面

走過來的路

自然辯證法工作的歷史情況和經驗

論保衛和發揚科學精神

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

“閻王殿”舊事

《“閻王殿”舊事》自序

《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 ——《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一

《二月提綱》和廣州會議——《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二

《彙報提綱》的前前後後——《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之三

我所知道的陸定一

幾番風雨憶周揚

胡繩瑣憶

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

我的第三個上級——祝於光遠九十壽

黨史研究

《在歷史的轉折中》前言

《龔育之論中共黨史》後記

“關於建國以來歷史決議”的起草

憶往：讀毛和編毛

獨特的超越——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時代的中國

黨史著述中的十個關繫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異端”問題

黨史研究：萎縮還是繁榮？

關於《你是燈塔》

讀《溫濟澤自述》

讀《金風自述》

讀《吳國楨自述》

讀《往事並不如煙》

讀張澤石的兩本自述

讀《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關於《黨史札記》：

《黨史札記》書前小引和書後綴語

《黨史札記二集》後記

《黨史札記末編》編後記（韓鋼）

媒體評論

弘揚中國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時刻要有一個觀照全球的眼光，我們一方面要堅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開放性。根據這樣的認識，中國文化書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有主體精神、更加開放、能趨向的有朝氣的學術團體。 ——湯一介

他們在“左傾”思潮的一浪接一浪中，不斷否定自我價值，努力改造自己心中的“小資產階級王國”。糾結且痛苦，讓他們在中年時代，荒廢了他們的學識智慧。好在充滿“思想啟蒙”、“文藝復興”氣像的夢幻式的八十年代，又燃起他們的文化自覺。他們在思考西方學術的理論與方法，並理性的批評揚棄；他們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承繼前賢學術成果，且又開創了新的研究課題方向。同時又針對社會喪失文化的主體性及自我價值的根源，做出深刻反思並發出肺腑之言。 ——王守常

在線試讀

幾番風雨憶周揚
這是我第二次提起筆來寫紀念周揚的文章了。
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周揚同志逝世（七月三十一日）不久，遺體告別儀式（九月五日）剛舉行過的日子裡。這儀式的規格應該說是極高的，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送了花圈，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還有許多領導人，親往告別。我到北京醫院參加送靈，在八寶山靈堂看到裡面和外面來向周揚作後告別的擁擠的人群。來的人遠比發出通知的數目要多。消息報道報的還是五百餘人，這是通知的數，因為實際數目據說是沒法統計……
然而，那個時期的報紙上卻似乎沒有見到一篇悼念的文字。當然不會是沒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種人由於各種原因，當時都感到難以下筆吧。我的一些朋友勸我寫一點，我也想寫一點。從哪裡下筆呢？
我寫下了這樣一個題目：《所希望於〈周揚文集〉的》，並寫下了這樣幾行：
周揚同志與世長辭了。他的同志、朋友、學生們紀念他，我以為重要的一件事，是編好《周揚文集》，讓後人通過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參與的我們黨在文化和思想戰線上幾十年戰鬥的歷程。
周揚同志是一位著作家。當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戰士，而著作正是他從事革命和戰鬥的主要方式。
這篇開了頭的文章，沒有能夠寫下去。也是有難以下筆之處。這難處，下面再說。現在，第二次提筆（嚴格地說，我已經“換筆”，改為“敲鍵”，不好叫“提筆”了），從哪裡寫起呢？想來想去，還是從頭寫起，原原本本地寫吧。就是說，從我知道周揚，見到周揚，後來在他領導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觸寫起，寫我有限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過，不溢美也不飾非，提供一點零星史料，留給後人研究評說。
一、聞名
我知道周揚的名字，還是在解放以前，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那封關於“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論戰的公開信中。幾番風雨憶周揚

這是我第二次提起筆來寫紀念周揚的文章了。

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周揚同志逝世（七月三十一日）不久，遺體告別儀式（九月五日）剛舉行過的日子裡。這儀式的規格應該說是極高的，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送了花圈，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還有許多領導人，親往告別。我到北京醫院參加送靈，在八寶山靈堂看到裡面和外面來向周揚作後告別的擁擠的人群。來的人遠比發出通知的數目要多。消息報道報的還是五百餘人，這是通知的數，因為實際數目據說是沒法統計……

然而，那個時期的報紙上卻似乎沒有見到一篇悼念的文字。當然不會是沒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種人由於各種原因，當時都感到難以下筆吧。我的一些朋友勸我寫一點，我也想寫一點。從哪裡下筆呢？

我寫下了這樣一個題目：《所希望於〈周揚文集〉的》，並寫下了這樣幾行：

周揚同志與世長辭了。他的同志、朋友、學生們紀念他，我以為重要的一件事，是編好《周揚文集》，讓後人通過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參與的我們黨在文化和思想戰線上幾十年戰鬥的歷程。

周揚同志是一位著作家。當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戰士，而著作正是他從事革命和戰鬥的主要方式。

這篇開了頭的文章，沒有能夠寫下去。也是有難以下筆之處。這難處，下面再說。現在，第二次提筆（嚴格地說，我已經“換筆”，改為“敲鍵”，不好叫“提筆”了），從哪裡寫起呢？想來想去，還是從頭寫起，原原本本地寫吧。就是說，從我知道周揚，見到周揚，後來在他領導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觸寫起，寫我有限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過，不溢美也不飾非，提供一點零星史料，留給後人研究評說。

一、聞名

我知道周揚的名字，還是在解放以前，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那封關於“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論戰的公開信中。

那時我在湖南長沙念高中，算是進步青年吧，魯迅的話，我們是很崇信的。從這裡得到的周揚形像，自然不是一個好的形像。不過，我也從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知道周揚後來到了陝甘寧邊區，在那裡做了教育廳長和《文藝戰線》的主編，是那邊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對於解放區人物，我們都是抱有敬意的。對周揚當然也是如此。什麼口號之爭，在我們的感覺中早已成為過去很久了的歷史。魯迅那封信在嚴厲地批評了周揚之後，不是說過：周揚“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嗎？李何林對周揚的介紹，就注在他引用的魯迅那句話的後面。那時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場歷史爭論還會一再以極其嚴重的尖銳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藝界、思想界乃至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現實中來。

解放區的文藝，在國統區的進步青年中有很大影響。但我們注意的是作品，像趙樹理的《李有纔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和彥涵的木刻呀，它們給我們展現出全新的生活和世界。我們大多數人那時還不大注意文藝的理論和領導，所以對周揚，可以說，沒有什麼印像。北平解放以後，清華大學請過不少名人來演講，文藝方面的，有丁玲、光未然、周揚、杜矢甲……我那時在清華念化學，但是這些文藝家的演講，我都去聽的。首次見到周揚，就是從清華大禮堂座位上遠看周揚在講臺上。丁玲談青年戀愛問題，講根據地裡知識分子出身的縣長同農民出身的婦救會主任在工作和戰鬥中戀愛和結合的故事，杜矢甲用很土的、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因而覺得挺怪的嗓音唱民歌，我至今還能記得。而周揚講了些什麼，我印像全無了。隻記得他口纔很好，滔滔不絕，很能吸引聽眾。略帶益陽口音，這是我這個湖南人能聽得出來的。時常有拖長的“啊——”作為停頓，頻頻回頭望一望主持會議的人，問一聲“是不是啊”，這種演講風度，同我們過去熟悉的學者們的演講不同，屬於後來我們逐漸熟悉的領導干部作報告的風度。

二、部下

一九五二年我調到黨中央宣傳部科學衛生處工作。周揚任中宣部副部長，我應該算是他的部下了。但是，他主要是在文化部當副部長和黨組書記，並不常來中宣部，來，我們這些年輕干部也沒有接觸他的機會。隻能還是從他的文章和報告中“接觸”他。不過，這時的我，對於他的文章和報告是很注意的了，因為它們代表著黨的領導在文藝問題上的聲音，是我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特別是從他的文章、報告和他在一些小的工作性質的會議上的講話中，常常可以聽到一些主席的意見。

比如，他一九五三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其中解決了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問題。

那時，剛剛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一種看法是，我們以前都是講新民主主義（在文藝上通常是提“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有過“新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提法），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以後，纔把社會主義作為黨和人民的現實任務，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應當從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算起。另一種看法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已經明確規定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也應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現在回過頭來看，這類看法表現了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觀點的強烈影響。不過，現實主義既然冠以“社會主義”，也就很難不從政治上何時提出現實的社會主義任務來考慮問題。）還有一種看法，則是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算起。這種看法比較地從文藝或者說從文藝的指導思想和創作方法看問題了。周揚這個報告，則是從五四新文藝運動和魯迅算起。

《周揚文集》第二卷收錄了這篇報告，其中是這樣說的：“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指出工人階級的作家應當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作方法。從‘五四’開始的新文藝運動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這個運動的光輝旗手魯迅就是偉大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後來的創造活動中更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偉大先驅者和代表者。”

記得曾經聽周揚說起，這是按照主席的意見寫的。我覺得，同那些狹隘的觀點相區別，這裡體現了一種寬廣的政治胸懷和切實的歷史考察。對歷史，就是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做這樣的考察！蘇聯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是在三十年代，但是他們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是從高爾基的《母親》講起，而不隻是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講起的。（周揚這裡引用的《講話》，已經是解放以後有所修訂的版本，在延安發表的原來的文本中，他引用的那句話，原作“無產階級現實主義”，那時也避開了“社會主義”的字樣，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表達同樣的意思。這是我後來有機會仔細研究《講話》版本源流的時候纔發現的。）

又比如，一九五四年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我們當時自然是從周揚《我們必須戰鬥》這些文章中來尋求指導的。

《紅樓夢》我是讀過的、喜愛的，俞平伯、胡適關於《紅樓夢》的研究著作，說實在話，像我這樣算是愛好文藝的青年，過去也沒有讀過。倒是這場批判，引起我們津津有味地來讀這些書。中宣部的青年們也開會學習和批判，記得有一位同志發言，批俞平伯關於“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座次的考證之繁瑣和無益。許立群那時是中宣部理論教育處的負責人，從青年團中央來的，參加了我們青年的會，卻頻頻搖頭。大家問他的看法，他說：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描寫生活是非常細致和準確的，一次宴會，誰坐在什麼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會信筆亂寫，後人能從書中的描寫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說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成功。許立群的異議和高見，給我們很深的印像和啟發，讓我們知道看問題不能那麼幼稚和簡單。應該說，這些考證和研究中的確有一些有益的東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寶玉病後，喝雞湯，太燙了，是“眾人來吹”，還是“襲人來吹”？俞平伯力辯通行版本中“眾人來吹”之誤，講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還沒有看到哪個版本按這個考證把這個錯字改正過來。）從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讀到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我們一些青年覺得兩本書是一樣貨色，後者的考證甚至比前者更繁瑣，也應該批評。

這時，聽到周揚和胡繩（胡當時任我們科學處處長，衛生和體育已經另外成立一個處了）講，對周汝昌不要批評，要把他放在這場思想鬥爭的“友”的位置上，要讓他一起來參加對胡適的批判。這對我們是一種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們都覺得從這裡學到了一種政治智慧，克服了“單純學術觀點”的書生之見。從他們那裡知道，這也是主席的意見。當然，現在來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慮，除了起保護一些人的積極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紅樓夢》研究上的各種意見都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適批判中知識界一個普遍的思想問題，就是認為不能抹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也是聽周揚和胡繩講，主席說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當然是有貢獻的，這個現在不必多講，將來是要講的。這也是一種政治智慧。現在來看，是不是也有對學術問題過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風批判，對我們的震動很大，因為他和胡適不同，解放以前我們就知道胡風是左翼。同知道周揚的名字一樣，我也是從魯迅答徐懋庸那封公開信裡知道胡風的名字的。雖然後來也約略知道在重慶和香港的時候，黨的一些理論家對胡風有過批評，但那是屬於左翼內部的爭論呀，怎麼現在搞得這麼嚴重，而且徑直稱為“反黨”並迅即升級為“反革命”了呢？

“胡風分子”綠原的事，更使我震動，因為他就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跟我們在一個機關。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詩人。不久以前還讀過他的一首《我沿著中南海的紅牆走》，充滿著對黨的感情。讀的當時，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著中南海的紅牆走呀（中宣部當時在中南海辦公），人家寫出了詩，我就寫不出詩來。胡風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喫一驚，原來他竟是從中美合作所這個特務機關裡出來，混進了中南海紅牆的暗藏反革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纔聽說，綠原根本沒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風告訴他那個地方去不得。這一事實真相，在審查綠原一開始時就弄清楚了，卻一直沒有讓公眾知道。這在政治道德上，是多麼值得記取的沉痛教訓啊！）

不過，這裡應當說明，作為我憶周揚的文字，這些話是岔開了，因為在胡風批判的事情上，周揚做過和說過什麼，我全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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