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師道師說：嚴紹璗卷

編輯推薦

中國文化書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來，歷經三十年，已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民間學術文化團體。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能容納不同學術觀點，有著良好學術風氣。分布在海內外數以百計的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們，在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各個專業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出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文集》，固然是為表彰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們為中國文化與社會所做出的貢獻，以表達我們深切的敬意與紀念”（王守常先生語），然更重要的是，《導師文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現代中國文化走過的歷程”（湯一介先生語）。

內容簡介

嚴紹璗先生的學問，以學術獨立、理性批判為宗旨，以原典解讀、實證考辨為方法，以專業工具書、史論著作為表述，是比較文學、國際漢學界同行敬重的大學者。本書所錄文體較為豐富，有訪學札記、讀書筆記、學人人物志，也有學術情報彙編、學術專題研究，還有對於作者的專訪，因此本書於作者在學術上的建樹和超越，及其作為一代學人的風範均有所展現。

作者簡介

嚴紹璗，1940年生於上海，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榮譽教授、日本國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多家高校客座教授。享國務院特殊津貼。長期從事以中國文化為基本教養的“東亞文化”研究，由對像國的“漢學”和“中國學”的研究達於對像國本體文化與文學的研究，終進入“跨文化”研究的學術體繫。著有《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等十四種學術專著，發表論文、譯文、學術隨筆等三百餘篇。

曾先後獲得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屆、第二屆、第四屆優秀成果獎，中國比較文學會首屆優秀圖書著作一等獎，亞洲太平洋出版協會（APPA）學術類圖書金獎，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百項精品成果獎，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第五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2008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授予“榮譽教授”稱號，2009年、2010年獲“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優秀工作者”稱號，2011年獲日本第23屆山片蟠桃文化獎。

嚴紹璗:圓融與超越（代序）錢婉約

日本訪書志
在皇宮書陵部訪“國寶”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訪“國寶”
在杏雨書屋訪“國寶”
在足利學校訪“國寶”

讀書筆記
讀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
讀劉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讀張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嚴紹璗:圓融與超越（代序）錢婉約

日本訪書志

在皇宮書陵部訪“國寶”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訪“國寶”

在杏雨書屋訪“國寶”

在足利學校訪“國寶”

讀書筆記

讀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

讀劉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讀張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人物志

“走自己的路，不聽那些旁言碎語！”——記新世紀“比較文學學術”的擎旗者樂黛雲先生

學理方法探討

文學“變異體”與發生學的思考

關於“國際中國學”學術的人文本質與“漢學主義”的思考

專題研究論考

中華古代思想東傳考—— 中華文化透入日本古代社會的“文化語境”考察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說 ——日本古代文學發生學考察

日本五山文化與五山儒學考—— 中華文化透入日本中世時代的“文化語境”考察

日本江戶時代“町人文學”生成考—— 中華文化透入日本近世時代的“文化語境”考察

訪談錄

“日本的發現” ——2011 年榮獲日本第23屆“山片蟠桃文化獎”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文稿

“我的五十年學術路徑”——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六十年》“口述史課題組”采訪文稿

尾聲

我的生命的驛站

——二十年北大筒子樓生活拾碎

總後記

在線試讀

日本訪書志

在皇宮書陵部訪“國寶”

日本皇宮內的漢籍收藏，集中於宮內廳書陵部。按照現時日本國民的普遍性觀念與條例規程，這些都是皇家的私人圖書，不列入日本成千上百個公家和私人的藏書機構的行列。自大正年間（1912—1926年）開始，由日本國家“文化財保護委員會”（1968年改組為內閣文化廳）審定的全國屬於“日本國寶”的漢籍文獻典籍已經有八十餘種，屬於“日本文化財”的漢籍文獻典籍也已經有一百七十餘種，但宮內廳書陵部的唐鈔宋刻因為是“御物”，所以從來也不列入“國家文化財”審定的範圍之內。眼下“宮內廳書陵部”的藏書分為“歷代御藏”和“當代皇室閱讀”兩大部類，我們眼下可以觀看到的漢籍，隻是“歷代御藏”，所以肯定不是皇家藏書的全部。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特藏的漢籍，是考察漢籍在日本流布的一個極珍貴的寶庫。然而，宮禁內究竟收藏有多少漢籍？其版本源流與價值究竟如何？學術界僅有一鱗半爪的傳聞而親眼目睹者甚少。國內有機構在我的提議下拍攝得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本，聲言已得皇家所藏宋刊全部，則未免“誇誇其談”了。

日本訪書志

在皇宮書陵部訪“國寶”

日本皇宮內的漢籍收藏，集中於宮內廳書陵部。按照現時日本國民的普遍性觀念與條例規程，這些都是皇家的私人圖書，不列入日本成千上百個公家和私人的藏書機構的行列。自大正年間（1912—1926年）開始，由日本國家“文化財保護委員會”（1968年改組為內閣文化廳）審定的全國屬於“日本國寶”的漢籍文獻典籍已經有八十餘種，屬於“日本文化財”的漢籍文獻典籍也已經有一百七十餘種，但宮內廳書陵部的唐鈔宋刻因為是“御物”，所以從來也不列入“國家文化財”審定的範圍之內。眼下“宮內廳書陵部”的藏書分為“歷代御藏”和“當代皇室閱讀”兩大部類，我們眼下可以觀看到的漢籍，隻是“歷代御藏”，所以肯定不是皇家藏書的全部。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特藏的漢籍，是考察漢籍在日本流布的一個極珍貴的寶庫。然而，宮禁內究竟收藏有多少漢籍？其版本源流與價值究竟如何？學術界僅有一鱗半爪的傳聞而親眼目睹者甚少。國內有機構在我的提議下拍攝得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本，聲言已得皇家所藏宋刊全部，則未免“誇誇其談”了。

1985年春天，我在日本國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職客座教授。由大學介紹，特別是由當時的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高橋均教授為之聯絡安排，得以進入觀書（高橋均教授後來是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時講話文稿的“漢文”譯者之一）。8月7日這一天東京特別熱（我是前兩天由京都大學趕到東京的），高橋陪同我先在地處千代田區神田錦町的大修館稍稍休息，這裡離宮內廳書陵部已經不遠。大修館是日本著名出版社之一。高橋與大修館很熟悉，他們特別讓我觀看了正在修訂的由著名的漢學家諸橋轍次先生（1883—1982年）領銜編著的《大漢和辭典》的工作室。參與這部文化巨著編著工作的還有鐮田正、米山寅太郎等，1963年首次由大修館刊出，其學術聲名即刻蜚聲學界。諸橋轍次、米山寅太郎都是20世紀日本著名的漢籍研究家。自70年代以來，大修館幾乎每年對《大漢和辭典》修訂再版，故有專門的修訂工作室。工作間裡有一個占據全室五分之四空間的工作平臺，上面鋪滿了文稿。細看鋪在桌子上的文稿，挖補填充之處甚多。滿室肅靜，靜謐中卻又充溢著緊張感，但又讓人覺得一切有條不紊。文稿浩瀚而堆放極為整齊，不像我曾經看見過的有的編輯室，書籍報刊胡亂堆積直至屋頂，在岌岌可危中躬身坐著勤勞的編輯。這個訪書前的小插曲，或許暗示了我後來的機緣。在宮內廳書陵部訪書後不久，仍然是由高橋均安排，我有幸在靜嘉堂文庫拜見了這部《大漢和辭典》編著者之一的米山寅太郎老人。更有趣的是十年之後，即1995年開始由中日雙方五十餘位學者編著的《中日（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繫》十卷的日文版，便是由大修館出版的。此《大繫》1996年被授予亞洲太平洋出版協會學術類圖書金獎（APPA AWARDS GOLD PRIZE，1996）。期間我作為中國方面的主編之一，曾多次出入大修館，回想當年次到這裡參觀《大漢和辭典》修訂的現場，總有一種特別和悅的感覺。

當日九點鐘，高橋教授和我在東京都的竹平町與大手町交界處經過竹橋而到達平河門，便面對深奧莫測的日本皇宮了。這裡有皇家警衛隊值崗。他們身穿黑色制服，佩戴銀色領章，全副武裝，在入口處讓我們停步，問我們的來意，依據他們準備好的問題對我們進行考核，經電話證實無誤之後，便發給我們每人一枚菊花佩章，作為通行證。跨進大門，方纔喧囂的世界一下子變得無比寂靜，走在發出沙沙聲音的細石路上，四周是一片翠綠。我們身佩日本皇家的標志物“菊花”紋章，身邊又不時有皇家騎警的摩托車輕輕地駛過，提醒我們當代的天皇就生活在這裡，顯得十分嚴肅且略具神秘感。我們後越過蓮花濠，走到一座外觀平實無華的建築面前——這就是宮內廳書陵部。在入口處再次被留步查問，所提的問題與剛纔在平河門幾乎是一樣的。門崗手裡拿著一張紙條，大概就是方纔我們在平河門被查詢的回答吧。當入口處的先生認定我們就是剛纔從平河門進來的那兩個人時，問訊就結束了。嚴肅的氣氛隨即變得平和熱情。我們被延請上二樓（翻新後的書陵部的閱覽室在一樓了），先在會客室裡小坐，喝了一杯咖啡，便進入了閱覽室。負責我們這一次閱讀的森（Mori）先生是一位皇族，他對我說：“先生是從大陸來的位讀者，凡是我們已經編目的任何文獻，先生都可以請求。”他遞給我兩支鉛筆和紙，暗示我必須收起自己的文具。我遞上已經準備好的書單，帶著白手套的工作人員，用小車把書推出來。在閱讀的間隙，森先生又和我們作了簡短的交談，他說：“嚴先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位來這裡閱覽的中國學者，敝國宮內廳書陵部的收藏終於為貴國當代學者所認知，我們感到十分欣慰。我們希望先生在這裡閱覽愉快，您可以提出自己的需要，我們將盡力合作。”中間他又把幾種特殊裝訂的古籍拿出來，說是要向我“請教”，氣氛甚為融洽。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皇家警備隊對它的造訪者這樣嚴格的審查，隨著時代的推進，在近二十年來日本社會的所謂“國際化”潮流中變得松動起來。現在，書陵部的大樓已經翻新，變得很是氣派，而皇苑的入門也顯得平靜坦然，那裡已經沒有了武裝的保衛人員，入口處隻有身著便服的和善的看門老人了。而且整個皇苑除了目前皇室成員的起居處之外，已經全部免費向全體國民開放，成為東京都內又一大休閑之處了。當然，到宮內廳書陵部閱覽圖書還是需要事先聯絡，並大致地說明閱讀的目的。

宮內廳書陵部在明治維新之前稱為“圖書寮”。由於19世紀中葉之前天皇駐蹕平安京（即今天的京都），它當然也就存在於老皇宮內。“圖書寮701年（日本文武天年）根據“大寶令”而創建的。所謂的“寮”，在當時是作為中央一級的“省”的下轄機構。“大寶令”確定了天皇統治下以太政大臣為中心的八省中央官制。“圖書寮”屬於“中務省”（其職掌與中國唐代的尚書省略同），專門從事圖書的收集、謄寫與保存，供中央各省查閱。724年，日本聖武天皇敕令：“於圖書寮所藏佛家及內外典籍、書法、屏風、障子、並雜圖繪等，一物已上，自今以後，不得輒借親王以下及庶民。若不奏聞而借者，本司科違敕罪。”自此以後一千餘年間，圖書寮的藏書便為歷代天皇所獨占。8世紀末，在日本惠美押勝（Emi-no-Oshikatsu）政亂時期，圖書寮曾一度改稱為“內史局”。至江戶時代，又轉隸由“藏人”管轄，“藏人”在當時執掌宮內機密事務。1884年（明治十七年）日本采用近代官制，圖書寮便移至宮內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進行了全面的政治機構改革，宮內官職也有變動。1949年6月1日，圖書寮正式移交“宮內廳書陵部”。

宮內廳是日本內閣中一個特別的職能部門，專事負責天皇家和宮廷事務。“書陵部”為宮內廳中管轄皇家文獻典籍和歷代陵墓陵園的一個專門機構，所以稱之為“書陵”。其實，一般地說,自平安時代後期以來,日本語文習慣上把漢文中的“書”稱之為“本”，因此日本的“書店”就被稱為“本屋”；而漢文的“書”則專指“書法”的意義，可以作名詞，也可以作動詞。但是,日本知識界仍然願意按傳統典雅的意義，如仿照成書於720年的日本部史書《日本書紀》中經常所見的“一書曰”、“又一書曰”那樣的古例，把文獻典籍稱為“Syo”（書），而不稱為“Hon”（本）。所以，日本皇家藏書機關把文獻典籍稱之為“書”，雖然不合當代日本習慣語文的意思，卻內具漢文的典雅之趣。目前“書陵部”內設立有三個課（日本現代公務部門中的“課”，大致與中國政府中的“處”的建制相等），即“編修課”、“陵墓課”和“圖書課”。編修科負責皇室起居注和實錄；陵墓科負責歷代陵墓調查和管理；圖書科負責皇室公文和圖書典籍文獻的保管和整理，這裡也就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皇室的漢籍的保存之所了。

目前，宮內廳書陵部的漢籍收藏中已經公開的部分，依據我的調查，有唐人寫本六種；宋人寫本一種，宋刊本七十五種（其中有三種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人寫本刊本六十九種；明人寫本三十種，明刊本九百七十餘種。另有宋版《一切經》一部凡六千二百六十三帖，明宮版《道藏經》一部凡四千一百一十五帖，極為氣派。此外，尚有朝鮮古刊高麗版漢籍百餘種左右，以及許多自奈良時代到江戶時代的日本人的漢籍手寫本，以及自“五山版”以來的“和刊本”漢籍。當然，這個數字不包括至今仍然為宮內皇家正在閱覽或收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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