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師道師說：嚴家炎卷

編輯推薦

中國文化書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來，歷經三十年，已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民間學術文化團體。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能容納不同學術觀點，有著良好學術風氣。分布在海內外數以百計的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們，在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各個專業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出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文集》，固然是為表彰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們為中國文化與社會所做出的貢獻，以表達我們深切的敬意與紀念”（王守常先生語），然更重要的是，《導師文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現代中國文化走過的歷程”（湯一介先生語）。

內容簡介

本書是嚴家炎先生關於現當代文學史上小說的專題論集，分別從總論、思潮、流派、作者、典型作品、專題等角度梳理了整個二十世紀小說的發展脈絡，並回顧了一個世紀的小說史研究。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將個人體會與學術信念融入史的敘述之中，每每采取歷史主義態度評論作品；並認為對待文學作品，應首先著眼於藝術，其研究論文和隨筆往往深藏著智慧。

作者簡介

嚴家炎，1933年生，筆名稼兮、嚴謇。上海人。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58年肄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文藝理論專業，副博士研究生。歷任北京大學中文繫講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繫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屆語言文學學科評議員，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市文聯副主席，丁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等。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論文集《知春集》、《求實集》、《論現代小說與文藝思潮》、《世紀的足音》，專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金庸小說論稿》，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大綱》，與唐弢共同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編輯《新感覺派小說選》、《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四卷)、《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917—1927)》等十種。《求實集》獲北京市首屆社科優秀成果獎二等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分獲、二屆優秀教材一等獎。

一個痴情者的學術回眸（代序）1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
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晚清小說
——《黃衫客傳奇》中譯本序
試說20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征
“五四”新體白話的起源、特征及其評價
“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之考辨
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
東西方現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魯迅思想的超越
——魯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思想的一個考察
須籐醫生所寫魯迅病歷為何與魯迅日記及書信牴牾的再探討

論彭家煌的小說
老舍短篇小說《微神》一個痴情者的學術回眸（代序）1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

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晚清小說

——《黃衫客傳奇》中譯本序

試說20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征

“五四”新體白話的起源、特征及其評價

“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之考辨

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

東西方現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魯迅思想的超越

——魯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思想的一個考察

須籐醫生所寫魯迅病歷為何與魯迅日記及書信牴牾的再探討

論彭家煌的小說

老舍短篇小說《微神》

論新感覺派小說

論社會剖析派小說

論京派小說

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

——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

開拓者的艱難跋涉

——論丁玲小說的歷史貢獻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與丁玲的創作個性

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像

長篇小說《李自成》的藝術貢獻

走出百慕大三角區

——談20世紀文藝批評的一點教訓

我看金庸小說

試說“中國的奧勃洛莫夫”

——從《王蒙自傳》談到倪吾誠形像的典型意義

論王蒙的寓言小說

從《檀香刑》看莫言小說的貢獻

子規聲聲鳴，竟是泣血音

——評竹林小說《摯愛在人間》

魯迅心目中文藝家和知識階層的時代使命

20世紀中國小說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嚴家炎教授訪談錄

總後記

在線試讀

一個痴情者的學術回眸（代序）
我從小喜歡文學。詩和小說都讓我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級(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報紙上發表兩篇短篇小說後，我奠立了一生要與文學結緣的志向。從此，“文學是痴情者的事業”，真成了我奉獻的信條和畢生的體驗。
上海於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個暑假，我們吳淞中學高中部八九個喜歡文學的同學，自動組織了一個文學小組，閱讀和討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編的《解放區短篇小說選》。我們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畢業，我為了圓文學之夢，竟違背家長要我進正規大學的願望，上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先後參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經歷了農村建互助組和銅礦擴建改建的較長時間工作鍛煉，連續過了六年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的艱苦生活，積累了若干素材，寫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筆記。
然而，1955年突發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風暴，使我極度震驚。我實在無法理解，一群向來被公認為進步的作家，其中還有不少黨員作家——也包括我在華東革大時的教務處長、很受學生尊敬和歡迎的老師劉雪葦在內，何以一夜之間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麼會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證”？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並陷入痛苦的沉思。於是，在一次政治學習會後的晚上，我撕毀了那幾年寫的一部分感情內容可能被指為“不健康”、“有問題”的草稿和筆記，第二天還向黨組織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風、路翎和雪葦的幾本著作，如胡風的《在混亂裡面》《逆流的日子》《論現實主義的路》，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雪葦的《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我決心要變換自己的環境和道路。1956年，恰好周恩來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動員知識青年讀大學、讀研究生，我便在這年9月以同等學力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繫，成為文藝理論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從此由文學創作轉向學術研究之路。
一、從可疑之處入手，憑原始材料立論
就在我研修了兩年文藝理論專業課程，並逐漸明確了今後的研究方向之時，一個突如其來的任務讓我再次轉向。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繫急需教師，我被半途從研究生崗位上調出，準備寒假後為蘇聯、東歐、蒙古、朝鮮等國二十多名留學生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這不僅是崗位的變更，而且是專業方向的改動，意味著我必須從頭做起。我隻能結合自己的備課，采用一種較為簡便的辦法來開展研究工作。這就是：抓住閱讀中發現的一些可疑之處，緊追不舍，盡可能充分占有相關材料，深入開掘，終獲得成果。我之所以在初階段采取這種方式，也許跟中國現代文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有關。一個痴情者的學術回眸（代序）

我從小喜歡文學。詩和小說都讓我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級(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報紙上發表兩篇短篇小說後，我奠立了一生要與文學結緣的志向。從此，“文學是痴情者的事業”，真成了我奉獻的信條和畢生的體驗。

上海於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個暑假，我們吳淞中學高中部八九個喜歡文學的同學，自動組織了一個文學小組，閱讀和討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編的《解放區短篇小說選》。我們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畢業，我為了圓文學之夢，竟違背家長要我進正規大學的願望，上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先後參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經歷了農村建互助組和銅礦擴建改建的較長時間工作鍛煉，連續過了六年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的艱苦生活，積累了若干素材，寫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筆記。

然而，1955年突發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風暴，使我極度震驚。我實在無法理解，一群向來被公認為進步的作家，其中還有不少黨員作家——也包括我在華東革大時的教務處長、很受學生尊敬和歡迎的老師劉雪葦在內，何以一夜之間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麼會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證”？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並陷入痛苦的沉思。於是，在一次政治學習會後的晚上，我撕毀了那幾年寫的一部分感情內容可能被指為“不健康”、“有問題”的草稿和筆記，第二天還向黨組織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風、路翎和雪葦的幾本著作，如胡風的《在混亂裡面》《逆流的日子》《論現實主義的路》，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雪葦的《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我決心要變換自己的環境和道路。1956年，恰好周恩來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動員知識青年讀大學、讀研究生，我便在這年9月以同等學力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繫，成為文藝理論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從此由文學創作轉向學術研究之路。

一、從可疑之處入手，憑原始材料立論

就在我研修了兩年文藝理論專業課程，並逐漸明確了今後的研究方向之時，一個突如其來的任務讓我再次轉向。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繫急需教師，我被半途從研究生崗位上調出，準備寒假後為蘇聯、東歐、蒙古、朝鮮等國二十多名留學生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這不僅是崗位的變更，而且是專業方向的改動，意味著我必須從頭做起。我隻能結合自己的備課，采用一種較為簡便的辦法來開展研究工作。這就是：抓住閱讀中發現的一些可疑之處，緊追不舍，盡可能充分占有相關材料，深入開掘，終獲得成果。我之所以在初階段采取這種方式，也許跟中國現代文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有關。

在兩個月備課過程中，我首先讀了劉綬松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這是北京大學中文繫1956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指定的“參考書”），不久又從舊書店裡買到王瑤先生1953年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因較多引用胡風的論述，在1955年胡風案件後當然失去了成為“參考書”的資格。其實這部書寫作時間驚人地短促，內容卻相當豐富充實，動用了作者長期關心新文學發展而形成的學術積累，雖然尚有若干疏簡錯失之處，但無愧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之作。上冊，還翻閱了丁易等其他兩三種相關的書。我發現50年代前期出版的現代文學史著作，為了貫徹《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論斷，往往在來不及閱讀原始材料的情況下，就把1916年醞釀、1917年興起的文學革命當做“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運動，劃入“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萌芽時期”，認為陳獨秀、李大釗當時都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對此說持懷疑態度，於是連續二十多天到北大圖書館去查閱1915年到1920年間的《新青年》雜志。這是我次去接觸《新青年》。我閱讀了這個刊物上所有署名陳獨秀或以“記者”名義發表的文章，還讀了李大釗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的論文以及其他相關文章。這番閱讀帶給我許多驚喜。我終於堅信：1918年以前，無論是李大釗還是陳獨秀，都還隻是激進的民主派，並未接受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在1916年，還曾經幻想中國應該走德國軍國主義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勝利，芬蘭、德國、奧地利革命發生，接著是歐戰結束之後，李大釗、陳獨秀纔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而陳又比李晚了一年左右。我不僅弄清了兩位重要人物思想轉變的具體事實，還考察了1918年以後《新青年》文學活動的若干新因素、新變化：一是《新青年》編輯部擴大，成員增多，陳獨秀之外，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瀋尹默、高一涵等先後參加工作，“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見《編輯部啟事》，載《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因而聲威大振；二是湧現出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月夜》《鴿子》《小河》等一批出色的新文學作品，白話文學開始在全國推開；三是先進知識分子對俄羅斯文學的重視和研究已極一時之盛，誠如瞿秋白所言：俄國文學幾乎“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新中國雜志社1920年出版。。我認為，這些正是文學革命向新民主主義方向逐步轉化的標志。我將這些想法連同稍後發現的若干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材料，寫成一篇題為《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的文章初稿，給學生講述了我的意見。後來經過修改，曾作為“五四”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在會上發表，並刊載於上海《文藝論叢》第8輯。當時頗得會議主持人李慎之先生和一些與會學者的贊譽，認為材料充實，分析細密，相當有說服力，使課題研究深入了一步。

我研究“五四”文學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大多采取這種從疑點入手的方式。例如，陳獨秀的“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究竟是什麼意思？是真像有的學者所說，要“打倒”中國的“古典文學”麼？那麼《文學革命論》中為什麼又對國風、楚辭、漢魏五言詩、唐代古文明戲曲、明清小說等給予高度評價，並對胡適所說“詩至唐而極盛”的提法也表示贊同？這在邏輯上怎麼說得通？我經過長期反復思考，又對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以外的大量文章尤其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通信細讀、研究和考辨，並聯繫陳獨秀對歐洲古典主義文學的態度，終於得出結論：陳獨秀所要“推倒”的“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實際上是指形式刻板、聲律極嚴的駢文、律詩（尤其長律）以及桐城末流等一味“仿古”的文學形態，也就是他稱作“中國古典主義文學”的東西。於是，我寫成《〈文學革命論〉作者“推倒”“古典文學”之考辨》一文。這個答案至今已被許多學者所認可。

又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繫林毓生教授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提出：“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的態度的出現與持續。”而首開風氣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林先生認為，正是由於“五四”全盤反傳統，造成中國文化的“斷裂”，帶來了中國意識的危機，纔會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采取全盤否定的立場。”對於林教授這種觀點，我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者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當然無法贊成。我覺得，林先生無論對“五四”或對“文化大革命”都了解得比較表面，因而撰寫了《五四文革傳統文化》一文，後來又補充、擴展為《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考辨》的論文。我列舉大量事實說明《新青年》在帝制復闢聲浪甚囂塵上的年代，起來批判儒家的“三綱”，反對定孔教為國教，以啟蒙捍衛辛亥革命的成果，有著巨大的功績。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判斷為“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以致造成“斷裂”這種說法，在三個層面上都是說不通的：，這種說法把儒家這百家中的一家當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第二，這種說法把“三綱”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當做了儒家學說的全盤；第三，這種說法忽視了即使在儒家文化內部，原本就有王充、李卓吾、黃宗羲、戴震等非主流的“異端”成分存在，“五四”新文化就是繼承和發揚了儒家內部這些“異端”成分的。我還論證了：“文化大革命”與“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運動。“五四”提倡民主，是為了反對封建專制；提倡科學，是為了反對愚昧迷信。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在上層是個人專制變本加厲，在下層是個人迷信極其盛行的產物；它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對“封資修”文化全面批判，實際上卻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大回潮。“文化大革命”對於“五四”，是嚴重的反動和倒退；對於中華民族，更是一場少有的人為災難。我所發表的這些看法，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贏得了不少贊同的聲音。

總之，這種由發現疑點而起步的研究方式，似乎是一種舒卷兩便、靈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適應多種不同的範圍。大到一場文化運動的評價，小到半句文學口號的理解，都可采用這種方式應對。我的有關“五四”的多篇論文，便是這樣產生的。

在這類研究過程中，終決定著成果質量的，是作者占有相關原始資料是否充分。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時，主編唐弢先生一再強調：要“翻閱期刊，以便了解時代面貌和歷史背景”，“作品要查初發表的期刊”，還開列了幾十種重要的文學期刊名單。這對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學者的成長確實極有好處。在兩年多時間裡，我先後閱讀了近二十種文學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還保存著的十幾萬字的筆記，弄明白了許多糾纏不清的疑難問題。舉例說，朱自清的《贈友》一詩，歌頌“手像火把”、“眼像波濤”、“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的革命者，這對於說明作者的思想和交往應該說都很重要。但他所贈這位友人到底是誰？原詩發表於何處？都不清楚。我翻閱了20年代初期的一些期刊，發現此詩發表於1924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28期上。在此之前四個月，《中國青年》曾刊登過鄧中夏《貢獻於新詩人之前》一文，其中引錄了他自己所做的兩首舊體詩，正是表達了“共產均貧富”的理想。那麼朱自清贊頌的這位友人，也許就是鄧中夏了。然而這也隻是一種可能性，尚不能確切地證實。及至進一步了解到朱、鄧二人都是“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文科學生，雖然朱在哲學繫，鄧在國文繫，卻都是1920年畢業的，完全可能是熟識的友人；至此，這種可能性更有所增大，卻還不能真正落實。我又從朱自清將此詩收入《蹤跡》集時改題《贈A.S》方面查找線索，想弄清A.S是誰。經過苦苦尋找，總算從《紅旗飄飄》上看到一篇回憶文章，說鄧中夏1923年在上海大學工作時，曾改用“鄧安石”的名字，正好符合A.S的英文拼音，這纔算一切口徑都對得上，終於獲得定論。我之所以能從1963年8月起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上發表《朱自清與鄧中夏》等幾篇文章，可以說正是大量閱讀原始資料的結果。

二、著眼於藝術而又飽和著思想的小說評論

1958年4月，《文藝報》為了培養文學評論隊伍，邀我當了業餘的評論員。此後我經常接到一點編輯部交來的任務。雖然這近於“命題作文”，但我總是首先堅持從藝術角度對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稱得上是語言的藝術，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動自己。在我看來，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就賴於它是藝術。思想隻能滲透於藝術之中，不能遊離在藝術之外。脫離了藝術的思想，是干枯無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動不了人。真正的文學，總是能通過自己的藝術去吸引人和打動人。因此，我總是試著要將閱讀作品遍的感想寫成筆記。“我非常看重這讀遍的印像和感受，認為它不僅是文學評論必需的素材，而且是正確地開展批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人們常常說要把歷史的批評和美學的批評結合起來。我認為這種結合的關鍵，首先在於從純欣賞者的角度去讀遍，以便為整個批評建立比較牢靠的審美基礎。”見拙作《回憶感想希望——為〈我與文學評論〉一書作》一文，《文學評論家》1986年第6期曾予轉載。收入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評論，就是在讀者和作品之間搭起橋梁，真正讓作品與讀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這一點，便需體察人情，體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內容，並有自身的真知灼見。正當多位評論家撰文贊許《創業史》塑造的新人形像梁生寶獲得重大成就時，我也寫了一組評論這部作品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1961年6月發表於《文學評論》上的《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像》一文中，我指出：《創業史》裡成功的形像不是別人，而是梁三老漢；他雖然不屬於正面英雄形像之列，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特有的藝術價值。我通過對梁三老漢這位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塊“死肉疙瘩”的老農層層深入的分析，細致地解剖了他在合作化運動中的兩面性，以及由其貧苦地位和經歷所決定的終要向社會主義靠攏的必然性。我認為：梁三老漢在部中是真正完成了的形像，“由於這一形像凝聚了作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熔鑄了作家的幽默和諧趣，表現了作家對農民的深切理解和誠摯感情，因而它不僅深刻，而且渾厚，不僅豐富，而且堅實，成為全書中一個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據《文學評論》編輯部張曉萃女士說，1961年秋天她到長安縣柳青家中采訪時，柳青對該文表示贊賞，認為它對梁三老漢形像的意義闡發較深，甚至連作者某些很隱微的想法也都精細地觸及到了。馮牧當年秋末在《文藝報》一次會後留下顏默（廖仲安）和我，說到作協領導同志（指荃麟）對評論梁三老漢形像的這篇文章給了相當高的評價，認為寫得有深度。唐弢先生則向呂啟祥等幾位當時的青年學者說：“好文章要寫出氣勢，論梁三老漢形像這篇文章就確實有氣勢。”這裡還有一則小故事：1961年9月，*人事司已與北京大學方面商定，派我到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任教兩年，接替即將回國的馮鐘芸先生，並已為我預訂了去歐洲的火車票。那時，唐弢先生剛被確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編，他堅決反對將我放走，要求*給予支持。後，*同意了唐的主張，我就回到了教材編寫組。唐弢先生曾兩次向我道歉，我則感謝他給了我很好的學習進修的機會。圍繞《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像》一文，1964年批判“中間人物論”的運動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都發生過許多可悲、可笑、可嘆、可氣、可歌、可泣的難以盡述的故事，而荃麟同志表現的那番獨自承擔阨運、決不諉過於年輕一代的傲然挺立的風骨，則令人永遠欽敬。新時期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繫》和《中國新文藝大繫》兩套大型選集以及其他多種選集中，也都選入了這篇文章，可見它的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我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也是從“文化大革命”前就很有興趣，待第二卷出版立即投入較多時間進行研究的。我不僅反復鑽研作品，閱覽《明史》相關部分，還在一位明清史專家指導下，讀了明末清初的《綏寇紀略》《懷陵流寇始終錄》《甲申傳信錄》《平寇志》《明季實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十幾種野史，終於在1977年末、1978年初寫成《李自成初探》這篇近四萬字的論文。三十年後讀來，某些文字雖不免帶有特定的歷史印記，但我相信，論文總體上仍保持著原有的厚重感和新鮮感。原因在於，論文一方面緊扣著小說《李自成》傑出的藝術創造深入展開評述，另一方面又力圖將這些評述建築在接近或符合歷史實際的基礎上。兵部尚書盧像升家裡一個得心應手的貼身僕人李奇，竟然是東廠派來的特務，雖然他臨離開盧府時保證絕不會說一句盧像升的壞話，事情本身卻不能不讓當事人驚出一身冷汗。一個很小的情節就把明朝的君臣關繫和明朝政治的恐怖、黑暗，顯示得清清楚楚，其作用不可謂不神奇。小說中連許多細節描寫（如宮廷服飾、禮儀及北京城戒嚴由哪個衙門出布告）也講求嚴格的歷史真實性。可以不誇張地說，《李自成》真稱得上是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迄今為止，《李自成》無疑是長篇歷史小說中成就的一部；它所塑造的李自成、崇禎、劉宗敏、郝搖旗、李岩、紅娘子、洪承疇等眾多的成功形像，所營造的極復雜宏大，又嚴謹勻式組合的結構藝術，所呈現在許多畫面和文字中的絢麗多彩而又濃淡有致的鮮明的民族風格，無不令人嘆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小說定位為“一部反映明末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的悲劇性史詩”，而不是有人誤解的“李自成起義的頌歌”。他隻是肯定李自成身上值得肯定的可貴素質，卻也據實寫出了足以導致李自成失敗的嚴重局限。因此，我主張從明清之際的歷史實際出發，探討《李自成》中是否有某些現代化的問題；卻不贊成由想當然而來的“高夫人太高，紅娘子太紅”一類批評。試想，像高夫人這樣一位在李自成去世後還主持大順軍長達十多年，堅持抗清，連南明大臣都要尊她為“皇太後”、向她跪拜的女性，可能是一個很簡單、沒有頭腦、未經風雨的人物嗎？我們總該順著生活情理來想一想的吧。

三、清源方可正本，求實乃能出新

1978年末開始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偉大運動。它既是一場思想運動，又是深刻的學風改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災難是“左”傾思潮長期惡性發展的結果。因此，對它的清算，必須正本溯源，從根子上加以清理。

1979年起，我先後選擇20世紀四五十年代文學界發生的三次思想批判，從原始材料入手，找出問題所在，寫了《從歷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現代文學的評價標準問題》等幾篇論文，澄清數十年的沉冤。

1948年東北由《生活報》發動的對蕭軍思想的批判，是我要清理的首個目標。早在50年代前半期，我就讀過《蕭軍思想的批判》一書，知道其中全為批判者的文章，附錄所收則是被批判者的若干片言隻語，對於了解事情真相並無幫助。因此，我決心尋找蕭軍主編的《文化報》來對照閱讀。然而，走訪了當時北京的三所圖書館，此報蹤影全無。無奈，隻得叨擾蕭軍，從他那裡借閱。而當我原原本本地讀完蕭軍的《新年獻詞》和八一五社評即《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全代大會”》一文。等文，委實大喫一驚：這些分明是一篇篇聲討蔣介石及其後臺“美帝國主義”的檄文，哪裡有批判者所指的“反動思想”的影子。例如，蕭軍從來沒有說過“赤色帝國主義”這類字樣。他隻是從日本侵略者雖已被趕走，而另一副面目的美國卻又進入中國這個事實，提醒人們注意帝國主義會變換不同裝束、不同色調而已；批判者卻從“各色”二字大做文章，惡意引申，硬說蕭軍的真意在於“反蘇”。又如，《新年獻詞》本是蕭軍獨創的由主人公“老秀纔”以獨白方式敘述自己思想轉變過程的小說體作品，盡管主人公原先對土改、對共產黨有過錯誤看法，但後來受親屬中“革命者”的教育，終於改變想法，對黨由佩服而衷心擁護，並向人民發出“支援前線”、“倒蔣驅美”、“擁護民主政府”、“開展新文化運動”等七點呼吁。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讀者，都不會把作品中這個六十多歲的老秀纔當做蕭軍本人，更不會把老秀纔追憶自己舊思想時坦露出來的那些錯誤的話，當做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惡意”攻擊。然而，當年批判蕭軍，恰恰出現了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局面，這確實說明批判者身上那些宗派主義和神經過敏、想入非非，已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順便說明的是，直到1979年鼕、1980年春出版的兩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由於不重視原始材料，仍在沿襲舊說，大講蕭軍思想如何反動以及東北如何開展批判。正因為這樣，1980年夏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包頭年會上就蕭軍問題發言時，纔引起與會者的相當轟動，甚至郝銘鋻先生回到上海向出版社內的工作人員傳達時還引起了熱烈反響。

我選取的第二個目標是重新審視丁玲小說《在醫院中》所受的批判，因此寫了論文《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我從分析《在醫院中》的藝術內容入手，指出主人公陸萍與周圍環境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現代科學文化所要求的高度責任感與小生產者的愚昧、冷漠、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習氣的尖銳對立，而不是批判者所說的個人主義者與革命集體間的矛盾。從魯迅小說開始的“五四”新文學對“國民性”的批評，實際上就包含了對小生產思想習氣的批判與改造。《在醫院中》正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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