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

內容簡介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目共睹。這三十年也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學術發展變化*的時期之一。三十年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既面臨本身的發展、傳承乃至世代更替的問題，同時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術構建的一個部分。本書從思想塑造的維度，細致深入地總結、反思、批評包括學者自我在內的三十年中國思想學術，在學術世代更替的歷史感中，凝聚當代中國的學術共識，增強對學術共同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促成當代中國學術具有創造性的堅實發展。

導言80學人與30年人文社科發展
學術評價與人文學者的職業生涯
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由來
經濟學中的方法論
新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還是社會經濟學？——兼談中國新制度經濟學未來的發展
問題與評論（一）
第二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二）
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
法學職業知識和社會科學——側重當代中國三十年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1978-2007）：一個引證研究
法律經濟學在中國
問題與評論（二）
第三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三）導言80學人與30年人文社科發展
學術評價與人文學者的職業生涯
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由來
經濟學中的方法論
新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還是社會經濟學？——兼談中國新制度經濟學未來的發展
問題與評論（一）
第二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二）
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
法學職業知識和社會科學——側重當代中國三十年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1978-2007）：一個引證研究
法律經濟學在中國
問題與評論（二）
第三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三）
中美兩國可以避免戰略攤牌
關於三十年來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一項批評性和建設性兼具的討論
30年，60年：中國和平外交戰略的繼承與發展
問題與評論（三）
第四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四）
“接軌”還是“拿來”：政治學本土化的思考
中國模式
改革以來中國的國家重建：“雙向運動”的視角
問題與評論（四）
第五場社會科學的繁榮與思想創造的困境（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心態的變遷——有關中國經驗的另一種解讀
再論“中間圈”——“藏彝走廊”的論述與“社會”科學的再構思說明
失衡螺旋與國際形像
問題與評論（五）
第六場人文學科與時代精神的演變（一）
近三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幾點不繫統的反思
誰在中國發現什麼歷史？——中西史學界的對話與自說自話
糾葛於若干對立概念之間的中國歷史學
問題與評論（六）
第七場人文學科與時代精神的演變（二）
遠去的文學時代（提綱）
市場社會的樣板人——近三十年大眾文化推出的人格類型
坐標·霧障與文化研究
問題與評論（七）
第八場人文學科與時代精神的演變（三）
中國哲學研究三十年的回顧（1978-2007）
“理論”的實踐意義——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發展的兩點反思
從社會的熱潮到深層的問題——西方哲學研究三十年來的反思
問題與評論（八）
第九場教學與研究體制的影響
留學運動三十年後（提綱）
從教育學到教育科學
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流通
文教改革三十年：何去何從
問題與評論（九）
第十場圓桌討論學術傳承與世代更替
學術世代交替是大道自然的過程——中國文化論壇2008年會總結陳詞
問題與評論（十）

在線試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由來
在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中國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8％。在人類歷史上，隻有7個國家（地區）曾經以7％以上的年增長率持續增長超過三十年，中國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經濟體。不僅如此，中國還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平穩轉型，沒有出現其他轉型國家那樣的劇烈經濟和政治波動。可以說，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成就了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的雙奇跡。然而，回首過去的三十年，我們會發現，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泥濘曲折，充滿了艱辛，中國奇跡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國奇跡形成的原因。文章分五部分。部分回顧和評價目前流行的幾種觀點，並討論華盛頓共識和中國奇跡的關繫；第二部分提出文章的主要觀點，將闡述中國政府在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並以中性政府對這個角色進行概括；第三部分論述中國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礎，指出合法性挑戰和地方分權對形成並維持中性政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論述中國中性政府的社會和經濟基礎，指出改革開放初期平等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並附帶討論這個平等結構的由來；第五部分討論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所積攢下來的問題，並探討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性建議。
一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
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簡單的解釋是，中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喫苦耐勞，因此更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起來。且不說這種解釋有文化沙文主義之嫌，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懶之作。中國人從來就是勤勞的，歷史上如此，現在如此，計劃經濟時代也如此，但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奇跡，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卻都是在那時發生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由來
在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中國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8％。在人類歷史上，隻有7個國家（地區）曾經以7％以上的年增長率持續增長超過三十年，中國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經濟體。不僅如此，中國還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平穩轉型，沒有出現其他轉型國家那樣的劇烈經濟和政治波動。可以說，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成就了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的雙奇跡。然而，回首過去的三十年，我們會發現，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泥濘曲折，充滿了艱辛，中國奇跡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國奇跡形成的原因。文章分五部分。部分回顧和評價目前流行的幾種觀點，並討論華盛頓共識和中國奇跡的關繫；第二部分提出文章的主要觀點，將闡述中國政府在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並以中性政府對這個角色進行概括；第三部分論述中國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礎，指出合法性挑戰和地方分權對形成並維持中性政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論述中國中性政府的社會和經濟基礎，指出改革開放初期平等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並附帶討論這個平等結構的由來；第五部分討論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所積攢下來的問題，並探討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性建議。
一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
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簡單的解釋是，中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喫苦耐勞，因此更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起來。且不說這種解釋有文化沙文主義之嫌，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懶之作。中國人從來就是勤勞的，歷史上如此，現在如此，計劃經濟時代也如此，但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奇跡，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卻都是在那時發生的。
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流傳廣泛的解釋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表現太差了，用秦暉的話來說，就是發生了有人受損、無人得益的負帕累托改進，因此改革開放之後的增長就顯得快了。和這個解釋相關聯的一個看法是，“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太大了，以至於任何改進都是好的。但是，上述兩個說法都經不起數據的檢驗。按照哈佛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德懷特·帕金斯的保守計算，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GDP年均增長率也超過了4％，而全世界2007年的增長率也不過如此；如果對比非洲多數國家在同時期的負增長，中國的增長成績就更突出了。當然，計劃經濟時代的增長多數發生在重工業領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確沒有什麼提高。但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積累的重工業基礎對改革開放時代的高速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人不是短視的話，由此帶來的好處應該計入國民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效用。因此，從長期福利的角度來看，計劃經濟時代所發生的並不是一個負帕累托過程。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即使是在“文革”時期，工農業生產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隻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農業纔又開始出現明顯的問題。本文的關注點不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無法展開對它的討論，隻是想強調，計劃經濟的失敗——如果是失敗的話——更多的不是經濟的失敗，而是政治的失敗和社會的失敗，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選擇權利的缺失以及對社會的破壞。
對中國三十年高速增長的第三個解釋，是中國的增長是靠低人權、低福利維持的。這個觀點被許多人接受，秦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個解釋的問題很多。首先，人權這個概念沒有清晰的外延，很難找到一個量化的指標來衡量，因此，所謂的“低人權”也就變成一個很模糊的定義。雖然人權並不僅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卻肯定是人權的一部分——少數精英可能可以忍受饑寒交迫的生活為自由民主搖旗吶喊，但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還是普通百姓首先要解決的人生問題。以此觀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為我們的增長是包容性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是我們讓近三億人脫離了貧困。有人會說，這些人在過去之所以貧困，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壓制了他們收入的增長，他們的脫貧因此是一個自然的恢復過程。但是，即使這個說法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壓低人權的結果，因為經濟增長是伴隨著人權狀況的改善發生的，不管這種改善本身是如何發生的。第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讓絕大多數人從中得益，盡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因此收入差距在拉大。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把1.4億農村居民帶人工業化的進程當中，改善了他們的收入水平。這種改善是實實在在的，否則的話，這些農村居民就不會到城裡打工。當然，農村居民離開農村可能是因為農業的收益率太低，農村的生活質量太差。但這恰恰說明新農村建設是必要的，而奇怪的是，我們許多知識精英們卻反對新農村建設，要麼聲稱這是對資源的浪費，要麼聲稱這是想把農村居民束縛在農村。盡管一定的歧視還存在，有些地方還非常嚴重，但總體而言，對農村居民自由流動的限制在過去3年到5年大大降低了，而農業收益率和農村生活質量提高之後，農村居民就更可能體面地出外打工，要求更高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他們的人權就更可能得到提高。這裡有必要提及，對外開放、特別是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是農村居民獲得經濟增長的好處的主要推動力，沒有出口的大規模增長，就沒有農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們知道，人世是促成中國出口發生井噴式增長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中國當年的出口量是266；此後，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長率，到2007年，總量達到1.218。而農村移民的數量在2000年是7000多萬，到2004年就增長到1.2億。我們的出口的確還處於國際價值鏈的低端，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也的確是世界的組裝工廠。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被別人剝削了。回想19世紀的英國，也曾經是“世界工廠”，但中國人或英國人都不認為英國當時被世界剝削了，相反，我們過去還認為英國是利用它的“世界工廠”地位銷售廉價品來剝削世界，正如現在一些發達國家的人認為中國正在做的一樣。在當今世界，經濟開放不僅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而且還是中國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在過去的三十年，我們基本趕上了世界出口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沒有被世界落下。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貿易是這個秩序中的重要一環，因而，中國應該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者。
的確，中國工人的福利保障還很低，在很多工廠和廠礦，工人的安全還得不到保障，一些工廠還在雇用童工；另外，許多工廠還在沒有節制地采用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後技術，貽害普通民眾和他們的子孫後代。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還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環境的低質量一定幫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隻看中國是不行的；我們需要比較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纔能得到正確的答案。一個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醫療保險或免費醫療的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員；相比之下，按保守的估計，中國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總人口韻12％享受醫療保險。但是，中國的經濟表現卻比印度要好，這說明低社會保障並不促進經濟增長。同樣的，比中國環境標準執行更不力的國家大有人在，但它們的經濟增長卻趕不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因此，低環保標準也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事實上在微觀層面上，我們可以舉出很多較高的福利保障和較好的環保執行力度提高企業贏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員工的忠誠度，給予他們更多的激勵；較嚴格的環境標準可以促使企業加快技術和設備的更新等等。
那種認為低福利、低環保標準幫助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觀點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他們在相伴發生的兩個事件當中按照他們已有的邏輯建立起因果關繫，然而，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並不意味著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紅裙子和股票價格上漲同時發生，並不意味著女人選擇裙子顏色和股市之間有必然的聯繫一樣。第二，他們忽視了福利問題的階段性。能夠成為北歐那樣的健康的福利國家當然好，但如果我們現在就要成為那個樣子，無疑是揠苗助長。對於那些明顯地違反法律的事情，如雇用童工、降低安全標準、違反《勞動法》、超標排放等行為，我們要堅決制止並予以處罰，但如何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不是一個方向性問題，後者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事實上，過於統一的標準非但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反而會傷害他們。比如，要求農村移民工人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樣的養老標準就不會幫助農村移民工人，因為他們經常流動，而現在又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機制，保證他們可以把他們的養老保險帶走，結果，他們和企業的繳費補貼了城市工人。再比如，如果要求所有人購買同樣高標準的醫療保險，則許多人會選擇不購買，從而被排除在醫療保險之外，好的初衷卻成就了相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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