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外公瞿鴻機是清末重臣，更是晚清政壇上清流派的領軍人物。他不收禮，更不受賄。聽表姐瞿澤□
（她是長曾孫女）說過，瞿鴻機在為兒子舉辦婚禮時，袁世凱送了大禮——十萬兩銀子（也有說是二十萬兩），但瞿鴻機如數退了回去。另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是，瞿鴻禚本人很喜愛古董，對古董的鋻賞也很在行。隨著他官職的升遷，他放棄了這個愛好，也從不與人談論古董，為的就是避免有人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以古董相誘。這使我想到了一些人為了崇高的事業，為了多數人的利益，放棄了個人利益和愛好，終生無悔，這些人是令人由衷敬佩的。但百餘年前的瞿鴻機能夠這樣做，既不是為了事業，更不是為了炫耀，而僅僅是為了怕自己一時把握不好分寸而有失人格，有失操守，以致有辱門風，致使後人蒙羞，所以很多官場同僚、朋友也都不知道他內心深處對古董的喜愛。
外公是清末軍機大臣瞿鴻機的四子，自幼受到父親的寵愛，因為前三個兄長或弱智，或英年早逝，家裡延聘名師教授《四書》《五經》之類書籍，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基礎。外公雖出身於官宦人家，卻是個充滿激情又不安於現狀的年輕人，特立獨行又傲岸不群。早年就讀於聖約翰大學，這是一所嚴謹又古板的教會大學，培養出不少學者和革命家，學校全部課程都用英語授課，卻聘請了一位老先生講授國學課。
這位老先生不知講錯了什麼典故，外公當堂提出，老先生十分尷尬。此後他與這位老先生的矛盾逐漸升級，竟以打油詩挖苦對方，一位長輩告訴我，詩中有一句是“頭上亮光光”。先生大怒，向學校辭職：“有他無我，有我無他。”年輕氣盛的外公堅持不肯認錯，師道尊嚴遭到桀驁不馴的學生挑戰，先生不來上課了，學生卻泰然自若。學校當局也感到十分棘手，不好收場。
當時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時期，也是各種思潮交融踫撞的時代，外公有機會看到國內外各類報刊，他的思想也是兼收並蓄，正在這時，比較開放的復旦大學開設了中文繫，不久，表示願意接收這個有纔華卻不安分的學生，於是外公在復旦大學完成了中文專業的課程。他的文學纔華在復旦大學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至今仍有存檔的復旦大學年刊創刊號的發刊詞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就在外公完成了復旦大學學業時，北京的文化界、教育界提出了倡導白話文，反對明禮教的主張，這時正值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又拋出了陰謀，而軍閥政府電令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全國各地學生十分憤慨，醞釀已久的學生運動蓄勢待發。熱血沸騰的外公代表上海市學生聯合會寫了聲援北京學生的宣言，又跑到北京參加了著名的五四運動，與北京學生一起在天安門前遊行，與他一起的上海學聯代表還有許德珩先生。此後，外公對政治活動格外感興趣，他更加關注時局，並萌發了投身政治的想法，他的中文功底及廣博學識都為他日後的政治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之在復旦大學學生會的任職及上海市學聯的歷練，更堅定了他從政的決心。
在舊社會，學生畢業後都會想方設法謀求一份體面的工作，“學而優則仕”更是多數人的目標。外公
1919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後當過小職員，其間仍不輟研究學問，他文筆流暢，白話文及文言文都得心應手，且善於文牘，加之在聖約翰大學和復旦大學都有擔任學生會干部的歷練，對各種政治事件反應都很敏捷，他被段祺瑞看中，進入當時的執政府。
由於我自3歲時便在外公督導下學習國學，7歲以後與外公斷了聯繫，表面上看，是外公一家人從北京遷往上海，實際上是父母親在新中國成立後與外公劃清了界線，原因是他有“歷史問題”，自然我也無從得知外公的消息。直到我初中畢業以後到了上海，想方設法找到了外公。當時，他的處境十分慘淡，住在一個小亭子間裡，頭發幾乎全白了，一個人過得很苦。他衰老、孤獨、寂寞，好像與社會完全隔絕了，與他相伴的是滿滿的一屋子書，書架下臥著一隻小貓，是白色的。15歲的我站在他面前，強忍著眼淚叫他一聲“外公”，他愕然了，獃獃地問我：“小姐，儂尋啥人？”我難過得大哭起來。此後，我經常與外公通信，向他請教許多古代典籍的問題。1965年春節，政治氣候較緩和，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到上海小住，向他請教我學習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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