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個人的紀念 / 張冠生
甲輯 一九一〇年代 〉〉〉
1911年（辛亥）：《少年》雜志
/ 009
十四歲的費孝通見自己的文章發表於《少年》雜志，“突然驚呼起來，一時不知所措”。
1912年（壬子）：《中華初等尺牘》 /
012
那時還是文言。如今的孩子中，能這樣運用文言的，恐怕是鳳毛麟角了。
1913年（癸丑）：《法意》
/ 015
1914年（甲寅）：《中等國文典》
/ 018
據說，章士釗先生早為漢語引進“詞”的概念和術語。
1915年（乙卯）：《作文法》
/ 021
“文章如佛像之莊嚴，而無跳梁之為患。”如此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1916年（丙辰）：《袁世凱軼事續錄》 / 024
“中華民國初建，四方鼎沸，眾派紛爭，具有統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項城。”
1917年（丁巳）：《共和女界新尺牘》 / 027
一個女性的家居憂樂及所思所行，是其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會並推動變革的明證。
1918年（戊午）：《新修身》
/ 030
識字漸多，始能閱讀，初有理解能力，此時的品行熏陶將留下終生的心靈底色。
1919年（己未）：《短篇小說》
/ 033
“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
乙輯 一九二〇年代 〉〉〉
1920年（庚申）：《亞裡斯多德》
/ 009
面對著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自己對其中任何一科的知識儲備都遠遠不夠。
1921年（辛酉）：《清代學術概論》
/ 009
“現代學問上籠統影響凌亂膚淺等等惡現像，實我輩所造成。”
1922年（壬戌）：《中國地理沿革圖》
/ 009
時局介紹，格局觀察，變局分析，大局判斷，無不精心安排。
1923年（癸亥）：《中國關稅問題》
/ 009
“中國經濟學社”據說是我國早的一個全國性經濟學術研究群眾團體。
1924年（甲子）：《漢書藝文志講疏》
/ 009
能跟在一位學養豐厚的讀者之後，待有了高人手澤再行開卷，算得上有福。
1925年（乙丑）：《史推拉》
/ 009
“文章的美婉流麗，情節的哀婉悱惻，真不愧為世界文壇上流作家的手筆。”
1926年（丙寅）：《古史辨》
/ 009
要有真實的哲學，隻有先從科學做起，大家擇取了一小部分的學問而努力。
1927年（丁卯）：《社會論》
/ 009
作者對“勞動階級”表示敬意，稱“改造社會之職務將必歸於勞動階級者”。
1928年（戊辰）：《讀書堂西征隨筆》
/ 009
在北京舊書店見到這本書，扉頁鈐有“周一良所藏書”、“畢竟是書生”兩印章。
1929年（己巳）：《理想國》
/ 009
蘇格拉底認為，“不正義的人生活總要比正義的人過得好，是個嚴重問題”。
丙輯 一九三〇年代 〉〉〉
1930年（庚午）：《進步與貧困》
/ 009
“發財的階級更發財；窮困的階級更依賴；……社會上的貧富之隔日見顯著。”
1931年（辛未）：《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 / 009
“進化論是達爾文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1932年（壬申）：《歷史哲學綱要》
/ 009
“從前人們的目光瞥向神聖的東西，現在是過於執著於世俗事務了。”
1933年（癸酉）：《諸子概論》
/ 009
“先生卒後，迄今六十餘年，其人已為世所久忘，其書亦罕見其全貌。”
1934年（甲戌）：《歐洲近古史》
/ 009
“從歷史長期趨勢看，總是人道、正義、自由、理性取得終勝利。”
1935年（乙亥）：《達爾文》
/ 009
為觀察鳥獸行跡，有過“諸幼松鼠竟走至其背上及腿上，其母在樹上驚吠”的奇遇。
1936年（丙子）：《八賢手札》
/ 009
“先大夫據案起草，動輒盈尺；諸名賢書札往還，日或數十百通。盈積箱簏。”
1937年（丁丑）：《戰後國際政治條約集》 / 009
想著這些文字的起草、修改、定稿、簽署、翻譯、傳播是如何不易，心生感動。
1938年（戊寅）：《全民族戰爭論》
/ 009
張君劢曾在英國、法國、德國之間穿梭，觀察延續了四年的歐洲戰場。
1939年（己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 009
在物質上掠奪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
丁輯 一九四〇年代 〉〉〉
1940年（庚辰）：《輔仁大學體育競技運動手冊》
該校的歷史轉換直接對應於中國當代政治史上諸多重大事件，大有意味。
1941年（辛巳）：《在世界之頂上》
“他們非常淳樸，重視美德，在人際關繫方面有很高的文明程度。”
1942年（壬午）：《家庭教育》
“兒童終日處於家庭環境之中，其一切學習，幾乎全靠家庭環境所給予之刺激。”
1943年（癸未）：《中國史話》
一本寫給饑渴於民族歷史知識的廣大的勞苦群眾或初學者閱讀的常識書。
1944年（甲申）：《列寧底母親》
烏裡楊諾娃讓書房的閱讀通向日常生活，讓孩子們的心靈趨向書房裡的思想陽光。
1945年（乙酉）：《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
這類史料，現在按照記載抄錄，不難。當時要按史實詳細記錄在案，不易。
1946年（丙戌）：《南僑回憶錄》
“中國境內任人翻印發售，但切勿增減改易及運銷南洋，因此方面版權保留。”
1947年（丁亥）：《羅曼?羅蘭傳》
“俄羅斯這個偉大心靈的光焰照亮了大地，是照亮我們青年時期的純潔光芒。”
1948年（戊子）：《政學罪言》
“即使銷路如此好，也還是賠的……事情真不好辦！真是太難辦了！”
1949年（己丑）：《列寧生平事業簡史》
“那種使全體聽眾傾服的特別力量，簡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
戊輯 一九五〇年代 〉〉〉
1950年（庚寅）：《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當時的職業革命家有興趣研究學術專業問題，還有工夫和青年人討論。
1951年（辛卯）：《選集》
“起初大家非常緊張，有的簡直不敢下手，一動就怕出錯。”
1952年（壬辰）：《絞刑架下的報告》
“人類在走向進步的路上已經經歷了幾千座牢房？還要經歷幾千座牢房？”
1953年（癸巳）：《紅樓夢》
那年與顧頡剛討論紅學的往來書札，成了俞平伯的“消夏神方”。
1954年（甲午）：《歐根?奧涅金》
查良錚的滿臉陽光與奧涅金的渾身憂郁反差實在太大，居然就相遇了。
1955年（乙未）：《胡適思想批判》
說：“到21世紀再研究恢復胡適名譽的問題吧。”
1956年（丙申）：《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1955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
1957年（丁酉）：《毀滅》
“我很愉快地擺脫這個丑惡的社會，有如離開向我潑卑鄙、謊言和誹謗髒水的世間。”
1958年（戊戌）：《魯迅全集》
把所有射過來的箭統統接過來，攥在手裡，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
1959年（己亥）：《中國》
為編輯《中國》，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北京的印刷力量全部動員起來，由上海抽調技術工人來協助。
己輯 一九六〇年代 〉〉〉
1960年（庚子）：《和諧與自由的保證》
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前人都已思考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思考。
1961年（辛丑）：《紅岩》
撕下紅花被面，找來黃草紙刻出五角星，留下剩飯粒，粘成了五星紅旗。
1962年（壬寅）：《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
“正義感、書卷氣、對大自然的熱愛、謙虛和靦腆、果斷和直率。”
1963年（癸卯）：《亭子間裡》
“一切偉大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社會和人物的勤懇的觀察的成果。”
1964年（甲辰）：《南斯拉夫大事記（1945—1963）》
半個世紀前的“鐵托主義”，是歐洲出現的南斯拉夫特色社會主義。
1965年（乙巳）：《王傑日記》
為求表揚而做假的細節沒被刪去，也許很偶然，卻保留下非常重要的歷史真相。
1966年（丙午）：《中國地圖冊》
孔夫子舊書網上說該圖冊為“文革版《中國地圖冊》”，這說法並不確切。
1967年（丁未）：《語錄》
臺灣版《語錄》出版後熱銷，扉頁上印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
1968年（戊申）：《魯迅詩注》
魯迅講課，經常逗得哄堂大笑。有位北大學生聽他的課，笑得受不了。
1969年（己酉）：《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蘇聯青年們的想法也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的老婆。”
庚輯 一九七〇年代 〉〉〉
1970年（庚戌）：《常用藥物手冊》
那幾年，為兒子買書寄書，成了葉聖陶老先生經常的功課。
1971年（辛亥）：《柳文指要》
尚在手稿階段，就一讀再讀，可見他對《柳文指要》的看重。
1972年（壬子）：《多雪的鼕天》
人類的衝突、憂傷、煩惱，在森林莊嚴肅穆、亙古長存的氣氛中足以被化解。
1973年（癸丑）：《落角》
以前看過的蘇聯小說，書名沒有費解的。這本《落角》是個例外。
1974年（甲寅）：《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
第三帝國覆滅之後被繳獲的納粹檔案，僅屬於其外交部的就有四百八十五噸。
1975年（乙卯）：《福特言論選集》
“穿過這個幅員遼闊的土地，這種感到一個巨人在動、一條龍在走的感覺促使我們深思。”
1976年（丙辰）：《隻有一個地球》
來自五十八個國家的一百五十二位“通訊顧問委員會名單”上，沒有一個中國人。
1977年（丁巳）：《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
“一位英俊瀟灑、有著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的偉人，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大臣。”
1978年（戊午）：《哥德巴赫猜想》
知識分子次成為報告文學的主角，產生了非常廣泛和強烈的社會影響。
1979年（己未）：《西行漫記》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喫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
辛輯 一九八〇年代 〉〉〉
1980年（庚申）：《圍城》
寫的是社會之一部分，人類之一群體，背景上浮動著世道人心的退化。
1981年（辛酉）：《傅雷家書》
“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1982年（壬戌）：《世界史綱》
為什麼沙皇帝國會像夢一般地消逝了呢？為什麼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這樣重要？
1983年（癸亥）：《第三次浪潮》
一個剛剛告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聽到了描述社會形態的非政治化概念。
1984年（甲子）：《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
“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爭取發展的努力走上歧途。”
1985年（乙丑）：《寬容》
“寬容這個詞從來就是一個奢侈品，購買它的人隻會是智力非常發達的人。”
1986年（丙寅）：《江村經濟》
“作者的一切觀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態度尊嚴、超脫、沒有偏見。”
1987年（丁卯）：《隨想錄》
“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個聲音催促我：‘寫吧！’”
1988年（戊辰）：《山坳上的中國》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現在的高級技工。
1989年（己巳）：《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
“現在是我們臥薪嘗膽的時候，而不是高唱贊歌、大擺宴席慶功叫好的時候！”
壬輯 一九九〇年代 〉〉〉
1990年（庚午）：《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
這裡發生了“新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長、波及面廣、涉及人數多的群眾運動”。
1991年（辛未）：《人文類型》
這本書的作者和譯者，是人類學大師馬林諾斯基同門弟子中的首尾兩人。
1992年（壬申）：《吳宓與陳寅恪》
半個世紀的深厚交誼中，留意錄存並研究陳寅恪的詩作已成吳宓一個習慣。
1993年（癸酉）：《鄧小平文選》
審定這本書的後一批文稿時，鄧小平用“大功告成”表達自己的快慰。
1994年（甲戌）：《顧準文集》
他想的問題過於不合時宜，表現出那個混亂年代極為罕見的清醒和勇氣。
1995年（乙亥）：《陳寅恪的後20年》
視力正常的許多學者“閉著眼睛”，倒是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看得清楚。
1996年（丙子）：《老照片》
中國的記史傳統何其悠久？百姓能走上歷史前臺，進入史籍，難得一見。
1997年（丁丑）：《歷劫終教志不灰》
垂暮之年，顧先生抖著手留下一個題目：“我怎樣度過這風雨飄搖的九十年？”
1998年（戊寅）：《徐鑄成回憶錄》
近年寫回憶錄的人越來越多，徐氏所說，會是許多著名知識分子的共同期待。
1999年（己卯）：《中和位育》
1932年，潘先生說：教育如不能使人安其所，遂其生，那叫辦學，不叫教育。
癸輯 二〇〇〇年代 〉〉〉
2000年（庚辰）：《世紀學人自述》
他們的故事，會“構成一幅20世紀中國學術史和知識分子命運的全景圖”。
2001年（辛巳）：《20世紀的書》
在這個歷史現場，以十年為一個斷面，能同時看到十個累積層的百年疊加。
2002年（壬午）：《我向總理說實話》
他上書總理，陳明農民之苦，農村之窮，是為農民爭取同等國民待遇而仗義執言。
2003年（癸未）：《胡風三十萬言書》
胡風在每個時期都留有紅色篇章。“三十萬言書”應是他一貫立場和主張的邏輯延伸。
2004年（甲申）：《娛樂至死》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
2005年（乙酉）：《我寶貴的》
六十餘個來自社會底層的故事中，主題是上學、讀書、識字、書寫的有十個。
2006年（丙戌）：《這個世界會好嗎》
三十年前梁先生的十餘次長談，終於可以逐字逐句不作任何修飾和增刪地全本出版了。
2007年（丁亥）：《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
國家像一個人一樣，是否被人尊重，不在塊頭和蠻力大小，而在是否具備美德。
2008年（戊子）：《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歷史》
“那些人真是放屁！”這麼見性情的語言，若不是借助口述方式，很難保留下來。
2009年（己丑）：：《荒廢集》
“無人喝止，自亦無人當真。此可慶幸，亦足堪沮喪。”
2010年（庚寅）：《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辛亥革命已百年，還有多少老大帝國的因襲？作者善意提示，我們確該深思。
代跋 《紙年輪》攝影手記 / 瀋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