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為何失望，以及可以抱有何種期望？

亞裔男之忿

居者有其屋

與汝偕亡

恐怖時代的孩子

“愛自己”真經

男不搭女，女不理男

消失了的紐約客

普世價值

精英階層的癱瘓

身份

英特納雄耐爾

轉型

噩兆

與故土一拍兩散

郊區之渴

新三桶

制度與心

後記

為何失望，以及可以抱有何種期望？（節選）

何懷宏

我早讀到王昭陽的文字，記得是本書中的篇《亞裔男之忿》，當時就欣賞其文字的生動和洗練，也認真思索其中提出的問題。後來陸續在《新世紀》雜志的專欄上讀到他的繫列文章，幾乎篇篇都有亮眼之處。其間我們在我家見過一面，雖不敢謬托知己，但我在認真拜讀此書之後寫成這篇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將其視為一種也是釋出我自己內心一些長久疑問的討論和對話。


正像我們從書中後一篇《制度與心》中富有感情的追憶看到的，昭陽的祖父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合譯馬克思巨著《資本論》的學者王亞南。他的父母也都是當代有名望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他不僅是文化世家的子弟，本人也可以說“得天獨厚”，在1982年20歲的時候就去美國留了學。他也很早就在讓許多人艷羨的華爾街的投資公司干過，在浪漫的舊金山待過，經歷過前些年美國經濟發展快的一段時間。然而，在美國求學和生活多年，他卻對“美國夢”或者說“美國信仰”本身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失望。後來他多次往返於中美兩地，中國有些方面“趨美”或者說向現代化“趨同”的社會生活的變遷大概也是讓他失望的。他曾經決定放棄綠卡，徹底回到中國，但過了幾個月就覺得不行，終於隻能將自己定位為昔日家國的過客。倒是他後來在蘇聯和舊歐洲等地的流浪和情感經歷，使他精神上似乎重新有了一種蘇醒和希望。


為什麼失望？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種變化？我其實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些深入到美國校園或社會的年輕中國學子，不像眾多走馬觀花者或淘金者，反而會對美國的主流社會和支配話語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信仰破滅，轉而向別處尋求，尤其是轉向文學，也許有文學天賦的人容易發生這樣的變化？這倒不僅是中國的學子如此，在西方，趨左的學者也是出身文學的居多。他們對美國的社會生活、體制尤其是市場，持一種嚴厲批判的態度。諾齊克曾分析過為什麼許多人文知識分子反對市場，他認為是那些在校成績優異的學生走向市場社會之後感受到了挫折和失落。


這一解釋可能有些簡單化，但也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原因。而作者還沒走進美國社會，在美國的校園裡時就已經感受到一種失落了。因為這裡還要加上他特有的一種身份與追求，即作為一個青春“亞裔男”的身份和對愛情的特別向往。他在剛開始來美國的時候，“早已打定主意，絕不再回中國。對這個新的國家，我充滿熱忱與好奇”。那時候他對美國抱有一份“虔誠和真摯的心情”，“說心裡話，有機會做美國人，讓我欣喜若狂”。但一旦來到美國，原先在中國的優越條件已不復存在，僅僅會讀書和智商高也不易得到女生的青睞。他在北京的時候早已情竇初開，雖然美國的同學之間都彬彬有禮，但他到美國後所“遐想過的美妙事情，在個星期、個月、個學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沒有發生”。這對作者這樣一個“青春男”來說可能是難以忍受的。於是，“每個周末，每個假日，看著別人兩口子親親熱熱，背著包去小火車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憤怒就無以言表。我開始喜歡一個人坐在圖書館的地下室裡讀戰爭史，讀的書，並因之熱血沸騰”。他說他漸漸對美國產生了“濃厚的敵意”，後來雖然在紐約期間也有過相知甚深的美國女友，在流浪歐洲之後也仍然回到美國生活，並歸化入籍，但終究對美國的社會感到一種徹底的失望。


這失望的一個直接或主要起因或是因為性愛，但失望的內容卻不僅於此。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呢？它是相當根本和徹底的失望，但大概也不是囊括一切的。首先大概不在於自然環境是否受到污染甚或優美，居住、食物是否安全乃至充裕等物質生活條件。甚至於問題似乎也主要不在政治和經濟的基本制度和狀況上。作者寫道：“美國主要的問題，不是經濟，或所謂‘民主不民主’；雖說發生了金融危機，尚待復蘇。平心而言，美國的政府官員、地方警察和各級法院還算通情達理，不常聽說格外嚴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國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鑽牛角尖。”政治意識形態也不是大的問題。作者說：“有時意識形態無可指責，但底色逐漸蒼白萎縮；有時恰好相反，意識形態僵硬甚至黑暗，但社會的深處，暗藏著明快、晶瑩和溫暖。”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前者似乎是指美國，後者是指蘇聯。盡管作者的行文似乎處處顯示出對美國社會生活和主流話語的全部否定，認為在美國並無真正的自由，那裡的“自由”是個“惡毒的笑話”。他說：“我去了美國，然後便失卻了對美國的信仰。我無法指明究竟是誰、哪個機構或組織剝奪了美國和我的自由……無論如何，2001年夏天，我終於溜出美國，竄到歐洲。這對我而言，無異於第二次解放。”


我們仔細閱讀作者的敘述，問題看來主要是出在“感覺”上，尤其是出在對“幸福”的感覺上，因為對幸福（從文本看，其中性愛占很高甚至的位置）的追求得不到滿足，所以感到生活特別乏味和沒勁。問一個在今天中國已經變得好玩也好笑的問題：“你幸福嗎？”那麼這裡的回答是“我很不幸福”。就像作者寫到的：“問題是，硬件一應俱全，而你卻感覺非常不好，往往還說不出是為什麼，這是糟糕之處。壓抑，乏味，沒勁。城市沒勁，鄉村沒勁；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開發中產社區’，更是超級沒勁。這不是笑話，那無以形容的憋悶、疏離、焦躁，還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給活活逼瘋。”作者的感覺對他來說無疑是真實的，他也是格外敏感的。但這是否也是生活在美國的大多數人，或者局限一點兒，是否也是美國的新移民中大多數人的感覺？


這種失望緣何而來？怎樣纔能生活得有味乃至有勁？對於具有浪漫情懷和纔華的人們來說，動蕩的年月可能是指望革命，和平的日子裡大概就隻能是指望藝術或者愛情了。作者希望制度體現愛心，對革命也傾注了相當的感情，當然，他同情和心向往之的不是那些後奪得和掌握大權的“成功”的革命家，倒是那些沒有“成功”甚至被殺的革命家，比如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作者對20世紀革命之後導致的極權體制同樣反感。他也不相信托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會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他大概也不喜歡或者說不相信資本與市場基礎上的社會能長久穩定。就像他引羅莎的話所言：“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他反復談到對一種不祥之兆的預感，甚至預感到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大難，說“我這代人注定了還要見證天翻地覆的改變”。


是的，可能會有大變，永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但也要有所準備，這種“沉悶乏味”的生活也可能還會持續很久很久，原因我將在後面談到。另外，真正的革命是一定要提出某種正面的理想和價值目標的，這種價值目標是什麼？我們目前的確還看不出來。要不就隻是一種單純的“大難”？或者新的價值目標要等進入了“大難”之後纔會湧現？但那樣的話，我們是否甚至要為此期待以至推動“大難”？而這樣做是不是不僅過程的代價太大，乃至在這之後出現的結果更難忍受？


有關愛的追求

從本書文本看，在作者那裡，一個中心的價值追求是愛，他正是以此為基本標準來衡量國家、制度、民族和文化的優劣的。作者寫到一個沒讀過幾本書的俄羅斯小姑娘對他說：“完美性愛是的境界，為之願意舍棄一切。”他覺得這其實就是說出了他“尋覓半生的苦澀真理”。然而，他在這方面卻屢屢挫敗，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居住在舊金山時期。他說在這全美乃至全世界美麗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卻壞到了極點。他和另外兩個朋友——一個很傳統的美國男孩大衛，還有一位長得高大威猛、名叫丹尼斯的俄羅斯哥們兒，“卻愣是在舊金山找不到女人”。


這可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有關。女權運動可能造就或增加了一些讓男人難於親近的“悍妞”。他說激進女權運動要重寫一切性愛規則，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內心默契的細微法則，許諾讓大家一起來塑造新型的、沒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而他對激進女權運動、對性解放也不抱好感，認為“性的解放，並沒有帶來精神的成長”。他還是要在性中追求愛情，至少是一段時間裡性愛對像的。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見解，認為“除卻即將來臨的生態崩潰和經濟瓦解，女性的復興是需要關注的人類轉型”。“無人能夠逃脫時代。男性正在消失。”他說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成百上千種新的主義實驗，真正留存下來的，靠左邊的是女權加同性戀，靠右邊是“市場”的新自由經濟學。然而，這兩者看來都不是他喜歡的。他說他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對男人喪失興趣，是覺得男人都不像男人，還是覺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他不能想像，假如一座城市裡的男人都病態了、頹萎了，女人還怎麼能夠豐潤嫵媚、神采奕奕。他不解：90年代“民主勝利，極權傾覆；舊金山的甜白性感妞，變成憤怒兇悍妞——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現像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隱秘的內在聯繫？”這兩者之間可能確實有著某種隱秘的內在聯繫，那就是同屬於平等的潮流，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社會生活中則是男女平等，乃至可能是作為一種補償或糾偏似的更加崇尚女權。


後來過了些年，他重返舊金山。感覺到在這春光明媚，本該是浪漫、充滿愛情的城市裡，咖啡館裡坐著的男男女女卻連互相瞟一眼、調一下情的勁頭都不再有。這一定是作者的真實感覺，但也可能僅僅是作者的感覺。基本的感覺不好了，可能會覺得所有踫到的事情都不對了，就像他覺得一個跑步的金發妞老遠就喊“Excuse
Me!”、叫人讓路是“一聲怒吼”一樣。

作者說由於來到美國的“中國妞”多數想嫁白人，所以他就主要去泡“白妞”了，這自然會遇到男女、族群的雙重隔閡。而如果加上“優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別，那就是三重障礙，要實現起來自然是分外艱難。作者又說：“自小學以後，直到走遍半個地球，我也始終在找尋一份同樣簡單的為人自尊。”但自尊為什麼一定要和泡妞而且是泡白妞的成功聯繫在一起，或者說由它來體現呢？不過，這對一個生命力洋溢的“青春男”來說可能並不難理解，對於一個浪漫情懷和富有纔華的人來說可能就更不難理解。對於一個視情愛為至高價值，將藝術美與情愛美的追求結合在一起的人，可能這是命定的。或者說這就是屬於他的命運，直到哪一天老得愛不動了纔算。他和許多其他的“華裔男”不同。就像作者也注意到的：“我在舊金山見過的華裔男，幾乎無一例外地樂觀、敬業、關愛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橫眉怒目的白人女權妞，不論衝誰使性子，對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廚打工仔們，總歸是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後者，也從不向白妞們散發哪怕一絲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擊力。”這眾多的“華裔男”是樂觀的，看來也是對生活滿意的。問題在於，一個命定的異類纔子是否願意如此生活，願意做這樣一個唐人街的華人，或者在郊區有自己住宅的高級華人白領？


但作者也不是沒找到“白妞”中的意中人，他在美國也曾有過幾個不錯的情人或女友，在歐洲更有過一些和“白妞”們的美妙的情愛經歷，尤其是他和薩洛美的一段可能是為銘心刻骨的愛情。隻是這所有的性愛都沒有“終成眷屬”或成為“一生伴侶”。如此看來，他其實並不是在情愛方面完全不“成功”。或者說，隻要努力去尋找，在異族的異性中找到和自己心心相印乃至同等精神文化水準的人也不是全無可能。但為什麼他還是沒有“終成眷屬”或保持愛情？以他和薩洛美動情的一段經歷為例，作者寫道：“憑著銳利的女性直覺，薩洛美開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細微層面上對她的敷衍和應付，欲望釋放後四處遊弋的色眼，還有更致命的一點：為本質和真切的內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護。”即他在這一深愛中還是有一種“不在場”或“不投入”，導致兩人的關繫後斷了。所以，不能不提出這個問題：既然如此崇尚愛，為什麼遇到了值得愛的人還是沒有全身心地投入？結果還是讓對方失望，而後自己也失望？


的確，作者也深刻意識到完美性愛的性質和艱難，他說：“愛情是敞開自己。生命歷程和動物直覺中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恥的層面，赤裸裸袒露給對方。一觸踫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長出另一個稚嫩生命。不是肚裡的胎兒，而是非常纖細、被不太準確地稱之為‘我們’的東西。它多半隻在瞬間存活，然後隨風飄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遺憾。”他說“這個歷程使女人更加柔韌而豐滿，男人則遠遠未必”。事實是，愛情的失敗對女性的傷害往往比對男性更大，她們在愛的過程中也往往比男性更為專注和投入，而失敗之後她們所承受的也比男人更為沉重，以後也更缺乏新的機會。另外，愛情與制度、與社會有關繫，但似乎也沒有太多關繫。在一個相對健全的社會裡，愛情的成功主要和男女雙方的努力有關，愛情的維繫更是如此。這種維繫不僅和雙方的感情有關，還和生活的理性或者說智慧有關，同時責任感也絕不可缺席。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繫教授）

“愛自己”真經 

一

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我覺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邊的女伴有金發和天藍色的眼睛。我20多歲，不懂愛情，但能辨識旁人目光裡的羨慕；尤其在煙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緘默然而機警的中國老鄉，眼神猶如一把把鈍鏽的菜刀，指向我搖晃的後腦勺和輕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渾然不覺。她由衷地贊嘆著窗後掛的油雞和烤鴨。


這女人比我大5歲，愛好中國菜和東方文化。那年鼕天，我放棄了華爾街的薪水和職業，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失業者。周圍幾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種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輕蔑。而卡特琳朝我張開雙臂，給了我溫暖和愛。


在她的家裡，有迷香、草藥、高纖維的德國黑面包、兩隻大貓，還有一張高及屋頂的怪床。卡特琳的家鄉是德國巴伐利亞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關繫緊張。後來被送到美國讀書，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經歷復雜，有過若干痛苦的記憶。


1989年4月，春暖花開。我和卡特琳的關繫出現了麻煩。記得那天在唐人街喫完飯，回家又大吵一架。後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覺。她一個人在廚房裡坐著，幽幽地哭，後來我就聽見她打了個很長的電話。


第二天早晨，我們和好如初。纏綿溫存之後，卡特琳跟我說起約翰?戴維斯，還有南加州洛杉磯北部的一個小公社。總而言之，那兒有幾位我沒見識過的男男女女，他們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請我去西岸，在朋友們的公社裡住上兩星期。那地方環境特別好，約翰?戴維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長者，說不定，我們的關繫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個煩躁和傷心的春天，我預感到卡特琳和我終將分手。對於參觀什麼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慮。周圍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發生什麼分歧或衝突，我將陷於徹底的孤立。後還是好奇心占上風，我義無反顧地和她一起去訂了機票。


二

臨上路的頭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中國人的聚會。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喫飯，更像是一個煞有介事的會議。他們目光炯炯，臉孔漲得通紅，還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一副舍我其誰的氣派，非一般蔫頭蔫腦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們可比。


在賓州小學院裡讀書的頭兩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極。我的夢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這麼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間，重溫甚至延續一種越來越遙遠的青春氛圍。後來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煩惱和愛好；那些似乎屬於另一個時空的激動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進這間屋子，四面轟響著我格外親切又稍有一點隔膜的北京話，血管裡沉睡的細胞開始流淌，蘇醒；然而，我的內髒裡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們無法兼容。我感到無所適從。


我意識到，近不夠關心時事，錯過了某些大事件。除了感受到空氣裡彌漫著的憤怒和期待，我並不明白他們辯論的話題。這時，一位老朋友向眾人推介：“這位王先生來美國多年，曾就職於紐約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會。哦，對了！他還有一位德國未婚妻。不妨請王先生談談，西方一般民眾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國。”


這兩個星期，家裡那位西方人士頻頻和我吵架，無論是和她還是她的朋友，都沒有深入討論過中國的形勢。於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說：不論近期的事件朝哪個方向演變，從根本和長遠的意義上來看，除了少數學者政客，一般西方大眾不會特別在意。說到底，中國不在他們日常生活的視野之內。何至於此？以我個人的觀點，意識形態的品牌化、營銷化，還有生活觀念的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看得出，有好幾位臉上露出掃興和不悅。但我還是忍不住多說了兩句：“西方人自己將富裕和自由視為天經地義，很久沒有為之作過流血鬥爭。但社會化，各顧各，孤獨和失落，找不著身份和感覺。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閡或距離，其可靠標志乃是連自己都找不著北了。”


說完我坐下，大伙兒面面相覷。有一位打破沉默：“小王對西方的觀察還算深入、細致，他提醒大家注意一個現像：相當一批海外華人，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容易墜入民族主義的精神洞穴。對此，我們不可掉以輕心……”


我明白自己當了一回反面教材。我做東方人已不夠格，做西方人也挺窩囊。或許，加州的燦爛陽光，將朝我展開大西方另外一片天。

與故土一拍兩散 

一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訪問中國。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滿。有一項重要活動，是在中央黨校做講演。確切的題目，我已記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為品牌和產業”。講臺下面，幾百位老師學生，目光炯炯，神情肅穆；他們對媒體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現出強烈的關注。我正襟危坐於默多克先生身後，擔任全程翻譯。


連續幾天，尾隨著默多克先生和兒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轉來轉去，拜會官員，接受采訪。熟悉翻譯行業的朋友們都知道，那些正式會見、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實格外輕松。可是在黨校的歡迎式上，我還是差點出了大洋相。


當時，致歡迎詞的一位官員，射機關槍一樣背出一長串專有詞語。無限漫長的兩三秒鐘，我張口結舌。幾百雙殷切但嚴肅的目光，齊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從那瞬間浸透骨髓的絕望冰水裡，我驟然窺見語言的大無奈、大幽默。總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語言中永遠找不到對應的詞彙，無論我怎樣翻譯，默多克先生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實驗證了我的機智，老先生和聽眾們臉上沒有浮現出錯愕的表情。沒人在意我對中國政治詞典做出的飛躍性篡改。


90年代初，我剛從紐約搬到加州。那時，我的漢語大幅度退化；偶爾用中文寫一封信，讀起來像70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作家。有一次，我對他說想回家，回中國，重學漢語，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靈魂。作家朋友聽了，眼睛發直，後吐出兩個字：我操！


吁出一口痰氣，他恢復了諄諄教誨的耐心，對我說：“你既然英文這麼好，就該全心浸淫於西方文明，回去干什麼？你以為那地方出的文學還值得一讀嗎？”我沒讀過多少文學，不論中國的還是西方的，自然是啞口無言。


十多年後，我專程趕到北京，坐在臺上，協助默多克先生解讀符號與文化的相對性。這些熱情的聽眾，將成為未來的部長、省長，甚至總理。不論出於惡作劇還是無可救藥的拙劣，翻譯能夠讓垃圾被視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於垃圾。


過了這麼些年，已經萎縮的母語，在我身上死而復生。我終於理解了當年那位作家朋友。他從未學過任何一種外語，因此過分信賴被翻譯過的詞句。在他的想像中，完美無缺的西方文明，與身邊坐著的默多克先生和他的“新聞集團”，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種語言。


二

遺忘母語是一種奇特的經歷。出國以前，有人對我說：別再回來，忘了這地方。那是80年代初，還沒誰聽說過“南方講話”和“海歸”。有些偏激情緒，傳染給敏感青少年，也順理成章。還有人教我少和中國人來往，隻管融入美國人的社會，這樣英語提高得快。我就聽從這勸告，恰好學校裡幾乎沒有中國學生。沒過多久，我就患上了在異國待久的人都熟悉的雙面變態：說英語時，我是一副樣子，一種神態；偶爾講漢語，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個人。


內心和人格分裂，很不舒服，一點兒都不浪漫，尤其對一個年輕人而言。時間一長，心中生出各種不可理喻的憤怒、焦慮，還有近乎變態的欲望。英語的我蔑視漢語的我，而漢語的我沉湎於羞怯、自閉和莫名的仇恨中。我的朋友多數是白人，他們會問我出國的經歷。為了避免難堪的沉默，還有顧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尷尬，我編造各式各樣的縮寫版本。時間一長，自己都忘了哪種版本更貼近真實。


慢慢地，在我能記起的日期或事件，同與之相伴隨的各種感情之間，隔開了一道又黑又深、無法填平的溝壑。我可以談起某件事、某個人，比如我少年時代的摯友，或者喜歡過的女孩，以及次性愛；或者寫檢討，被留級、開除，還有許多我永遠無法面對和消除的恥辱。當我說起或想起那些事，好像那是另一個人的事。與我同名的那個倒霉年輕人存在於過去，他的感覺或欲望我無法理解，他與我毫不相干。


中國來的作家朋友，使我對寫作發生興趣，想寫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自然覺得英語更適合於我，能在英語世界裡出名，更讓我陶醉。

根據時髦的模型，我設計了期望轟動的情節：“文革”中長大，家庭悲劇，歷經磨難逃到美國，學習，打工，融入美國社會，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麗的白人女朋友。自然，這樣胡謅的故事不能成立——忸怩作態，兩頭撒謊，塗了又寫，寫了又塗，將自己變成一幅拙劣的異國風情漫畫，並不好玩。這樣來回折騰了一兩年，我終於有了醒悟：必須找回一份記憶，找回忘卻了的語言，必須回中國去，不論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興。


三

許多年後，一個積雪尚未化開的春天，我去了基輔。從機場乘車往城裡走，穿越高速路和兩邊的森林，接近城區時忽然發現，基輔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層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樣粗劣的設計，單調雷同，大而無當，缺乏溫暖和曲線。隻有心中無愛的人，纔會設計出這麼樣的一堆樓房和街道。但也有難以言表的差異，或許因為遠處若隱若現的綠色森林，還有相對開闊的地平線，使基輔那些丑陋高樓，混雜著一團邈遠荒涼的破敗與憂傷。


對於語言不通的過客而言，建築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國，大家都在討論賺錢。我在中國，類似的飲酒海聊或徹夜策劃，也或多或少有所參與。當然，後一切無疾而終。賺錢的機會，屬於能說街頭漢語、熟悉本地社會潛規則的當地人，或許零星幾位快速進入狀態的“海歸”。我隻是一位無正當職業的加州亞裔男，回國尋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憂傷和記憶。而北京，已經成了一座沒有憂傷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但我的個人境況終未改善，陷於無底的迷惘與失落。連續幾年，不斷重復一個越來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賣掉汽車，中斷租約，飛回北京；兩三個月之後，又懷著無邊的悲涼和決絕，黯然離開。


回想起來，那幾年的狀態，像極了一場痛苦的離婚持久戰。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復始，直至油枯燈盡，精疲力竭，終於一拍兩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對於故土和童年記憶的渴望和搜尋。其漫長與刻骨銘心，甚於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訪問結束之後，有親人和朋友勸我留下。無論如何，在北京做同聲翻譯，也算是很好的職業。我不知該如何對他們解釋，在20世紀的後一年，我與過去那個影子的離婚戰已經打完。從那時起，我慢慢地適應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給自己確立一個合適的位置——過客。相敬如賓，平淡如水，隨時來去。


消失了的紐約客

一

羅莉是我在紐約時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聯繫也快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機場昏暗的候機室裡，忽然聽見潮水一般溫潤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吉爾貝托唱的《伊帕內瑪姑娘》。1989年秋天，在曼哈頓下城無數間小咖啡廳裡，總能聽見這首歌。我頓時想起了羅莉，還有我們在下城一道消磨的無數個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認自己為紐約人。偶爾路過，辦完該辦的事，即匆匆離開。此刻人群湧動，登機時間到了。但我沉浸在悠揚清亮的往昔歌聲中，鼻子尖一陣陣發酸。


羅莉可以算一個紐約人了。我們認識時，她有哥哥、父親，還有一大群中學時代的女伴。河岸高中是那些姑娘們共同的母校。因為羅莉，我知道了斯丹頓島上的猶太人墓地、華盛頓高坡後面的城堡博物館，還有中央公園裡好幾個秘密地點。那時的東村，尚有成排的破樓、荒棄樓、擠滿退休波蘭老太太的廉價公寓樓。整個區域尚未經歷大面積拆遷或時尚化改建。簡陋的一居室小公寓起價租金是5一個月，不是現在的24。


從第八大道往西，穿過坐滿酒鬼瘋子和不上進大學生的湯普金公園，繞開紐約大學校園，從第六大道和西村交叉口上往南、往北或往西，有三家早已拆掉的老電影院。那裡專門放映六七十年代的歐洲片、日本片，或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另類美國片可連看兩場。我和羅莉一起看的後一部電影名叫《波琳在海灘上》，導演是70年代的一個法國人。看完電影，我們和她的朋友簡妮和愛倫一起去唐人街喫餛飩面。姑娘們祝我好運，因為兩三天後我將因工作遷往舊金山。那是1991年12月。


當然，那還不是我們的後一次見面。後來她來加州看過我，我也回紐約看她。我多次問自己，一段如此美好的情誼何以突然結束，但是沒找到清晰或誠實的答案。


1999年春天，我後一次接到羅莉的電話，她邀請我參加她的婚禮。我知道她的父親過世，留下一筆數目應該不小的遺產。有一位在我印像中極為獃木靦腆的猶太小伙兒，將成為她的丈夫。新婚的夫婦將一起搬去西北海岸城市波特蘭。簡妮嫁給了西班牙人，早已搬去歐洲。愛倫吸食海洛因過量，於兩年前死在一所醫院。


我們談了一些抽像話題，比如我的文化身份、生活去向，她新發現的藏傳佛教信仰等等，但話不投機。

掛上電話以前，羅莉忽然激動起來，她說：“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國的家！當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沒參加羅莉的婚禮，卻把她的姓名、電話從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後來我想，羅莉說得也沒錯。她是我和紐約，甚至我和美國之間一條基本的感情紐帶。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裡，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對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將紐約視為第二故鄉。


二

與羅莉做朋友那幾年裡，我從未絞盡腦汁去琢磨文化歸屬不歸屬的問題。我們愛看的電影包括法斯賓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這種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魯克林的地鐵車廂上各種膚色的人群一樣自然而且真實。羅莉的父親是一位和藹的猶太醫生。70年代末期，因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親曾帶著一家人來中國短暫行醫。那段經歷確立了羅莉對中國人的長期懷戀甚至憧憬。


那時年輕無知的我，絲毫不了解猶太人復雜曲折的集體歷史，以及他們與一般美國白人在心態和認同感方面的深刻差異。前民權運動領袖、1984年民主黨初選候選人傑克遜曾脫口說出“紐約是一個猶太城”，此言引發全美猶太社團的厲聲抗議。究竟這番軒然大波何所由來，我完全蒙在鼓裡。


隻是我注意到羅莉的親戚、朋友、親戚的朋友、朋友的親戚似乎無窮無盡。這種情況，同我原先所了解的郊外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有明顯的不同。因為羅莉對我好，她的無數表兄表妹叔叔嬸嬸們，便也對我都很客氣。許多年後，回味那段溫暖的時光，我恍然領悟到，紐約城乃至整個美國的金融、法律、報紙、醫藥、影視、藝術、文學、出版，也都籠罩在與羅莉家族圈十分類似的親昵關繫網裡。而這不是什麼陰謀，隻是獨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後，羅莉越來越亢奮地抒發在我看來過分激烈的女權立場；與此相伴的還有她對自己職業上缺乏成就的狂熱焦慮。我承受了她漫無邊際的傾訴、分析、抱怨，還有邏輯混亂的爭論。這亦要怪我自己無知；神經質地訴說正是猶太民族的共同個性，恰似漢民族的虛飾和回避。


那年夏天，我出國念書後次回國。總體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再回紐約後，我變得敏感、激憤、好鬥、多變。必須承認，當時我的精神狀態使羅莉無所適從。我嘲笑她對中國事物的天真愛好，刻薄地批評周圍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與此同時，隻要羅莉的猶太朋友談及中國時流露出些許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認為自己受了侮辱，並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們之間，從未發生無法彌補的衝突，隻是慢慢地疏遠、隔膜。1995年，羅莉後一次來舊金山看我，帶上了她新結交的那位小書獃子男朋友。我講述我的次環球旅行：布拉格—聖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廣場—北方的白夜—淡藍色的斯莫爾尼宮；他們聽得好奇，但沒表現出太大的興趣或共鳴。我巨大的興奮和激動，在他們那兒，就像沉入靜水的石頭；兩圈淺淺的漣漪，之後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個簽證過期的中國留學生、打工仔。羅莉從未嫌棄過這些。她向我張開雙臂，邀請我進入她的世界。那是一個慷慨、率真、熱鬧，又比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頓島本身。


幾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來到這裡。從灰色的海面上，羅莉的祖父母望見淡藍色的自由女神。那時的華爾街樓群，不如現在這般自恃或囂張，或者還包含些許古樸和優雅。對羅莉和其他那幾位姑娘的祖輩來說，這兒是一段艱苦旅途的終點，生命和奮鬥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暈船、嘔吐和擔驚受怕之後，在逃出戰火、迫害、分崩離析的家園之後，他們不可能得出任何別樣的結論。在這兒，他們繁衍、勞作，並把相同的信念傳給兒孫。這片新的土地，是夢想的起點和終點。


哪怕在不開心的時候，年輕羅莉的圓臉蛋上，也還是時時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氣的微笑：樂觀、熱情、固執、過分地自以為是。從認識的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認定，我會把紐約和曼哈頓作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終點，從肉體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認土地和命運的曲折、回轉、斷裂、多變。她這種心態並非出於某種淺薄的優越感，而恰恰是發自內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負，也太分裂，對羅莉的一片真誠，我理解得太晚。


現在我當然也還常去紐約。這個城市對我來說分外熟悉，但又變得有些陌生。偶爾還能發現一些親切的、令我傷感的微小細節。我不好意思對人承認，所有曾經一道盤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聯繫了。


紐約是舊歐洲和新大陸之間的中介。當你從歐洲回望美國，紐約的這項功能變得分外清晰、不可替代。這也是國際化的一座美國城市，它的國際意識依據一個大前提：磁場的中心在它這裡，整個世界歷史圍繞著它在演變。


紐約磁場的巨大張力，一度依賴廣袤歐亞大陸上柏林/莫斯科與它的對抗。它的文化磁力來自整個20世紀前50年歐洲的腐朽、衰頹、內戰和動亂。這場動亂給美國和紐約送來了馬爾庫塞、納博科夫、雷馬克、溫德爾，還有無數像羅莉祖父母那樣的醫生、律師、科學家。但是，對立面一旦瓦解，磁力與張力是否隨即消逝呢？


假如來了一位新朋友，我會對他（她）說：一道去紐約罷。看看自由女神，華爾街上的銅牛，大都會博物館，現代藝術館，麥迪遜大道或第五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園裡的秋風，日漸奢華、擁擠、肮髒、虛偽的蘇豪和東村，坑窪不平的高速路，蕭索黯淡的紐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後區，更為豐富然而樸實的布魯克林，不論春夏秋鼕一律身著大黑袍子的猶太教徒，惡俗擁擠的法拉盛，布魯克林南岸，灰綠色的海灘上，成群獃坐著的俄羅斯老人，康尼島上的野狗，廢棄的遊樂園……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個衰落帝國泡沫時代的璀璨像征。


當然，我絕不用無聊的往事去煩擾一位初來乍到的朋友。我不會承認，在內心深處，仍然期待著那一天，在街上突然見到她，親愛的、被我弄丟了的老朋友羅莉；過了20年，她還是那麼優雅，那麼美。我們驚叫、落淚、緊緊擁抱，我把臉埋進她發白的卷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