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整個時代的步伐一樣，人們說話與書寫的方式正在發生改變，二者的邊界開始模糊。弔詭的是，一方面我們看到戲謔、放縱、娛樂性前所未有地釋放出來，另一方面，道德、審美判斷上的無所適從，又加劇了人們的緊張和虛無感。人們前所未有地感到快樂，投入並享受現代生活帶來的便利，與此同時他們時不時抬頭望見疾行的陰影，體會到技術帶來的恐懼、未知和某種來自本體論的不安全。在焦慮中生活，而不願臣服於靜止、停滯，這是通行證的含義。它可能也代表了我們的態度—— 或者說我們的焦慮來源，因為並不確定，到底是時代的質地真的變了，抑或隻是變更了自己的頻率。

可以肯定，焦慮不是一項新的發明。奧登就扎根在焦慮的經驗中寫作，他用《焦慮的年代》來為他的感覺命名。另一位詩人菲利普拉金雖然從未讀完這首長詩，但他為同行加冕：“自蒲柏以來，極少數詩人如此忠於時代。”奧登的詩作中充滿了具體的時代意像，戰爭、災難、工人階級、法西斯主義、西班牙與中國，還有自身的欲望。“他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因為他看到了藏在自己公共道德形像背後的復雜動機，以及被崇拜和偶像化之後油然而生的滿足感。”（胡桑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