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宗教教育社會

內容簡介

2008年，吳梓明教授選擇在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多年來，吳教授一直致力於宗教研究領域，同時又提倡跨學科的方法。本論文集是一部關於吳梓明教授榮休的紀念文集。內容包括：私人信仰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信仰的社會學解讀；基督教與中國近代鄉村建設論綱；留美青年陶行知；20世紀初年留美中國基督徒學生的信仰選擇等。

心繫崇基中大四十年——代序/吳梓明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陶飛亞
私人信仰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信仰的社會學解讀/李向平
雙峰對峙——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與金陵神學院之比較/徐以驊
基督教與中國近代鄉村建設論綱/劉家峰
基督教教育與臺灣宗教教育發展的願景/劉一蓉、吳昶興
當代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述評/朱峰
慈幼會在港教育事業的傳承與變化/曾家洛
留美青年陶行知/何榮漢
韋卓民之“對等文化”/伍德榮
陳垣基督教信仰考/劉賢
佛教的復興與傳教士的轉變——中國耶佛關繫的變化（1925－1935）/李智浩
20世紀初年留美中國基督徒學生的信仰選擇/梁冠霆
左派敘事與文字樣板——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回憶錄為核心的探討/曲寧寧心繫崇基中大四十年——代序/吳梓明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陶飛亞
私人信仰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信仰的社會學解讀/李向平
雙峰對峙——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與金陵神學院之比較/徐以驊
基督教與中國近代鄉村建設論綱/劉家峰
基督教教育與臺灣宗教教育發展的願景/劉一蓉、吳昶興
當代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述評/朱峰
慈幼會在港教育事業的傳承與變化/曾家洛
留美青年陶行知/何榮漢
韋卓民之“對等文化”/伍德榮
陳垣基督教信仰考/劉賢
佛教的復興與傳教士的轉變——中國耶佛關繫的變化（1925－1935）/李智浩
20世紀初年留美中國基督徒學生的信仰選擇/梁冠霆
左派敘事與文字樣板——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回憶錄為核心的探討/曲寧寧
朝鮮王朝末期傳統儒學和近代西學之爭——兼論18－19世紀朝鮮星湖學派的歷史作用/李惠源
“全球地域化的互動：中國社會基督宗教比較研究”項目綜述/何心平
全球宗教復興及宗教政治——一個宗教社會學的理論考察/劉義
後記

在線試讀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
耶穌家庭是中國基督教史上頗具影響的烏托邦社團。《牛津基督教史》有關作者認為耶穌家庭在1950年代與三自運動關繫緊張是導致其處境艱難的原因，但事實上前者對三自運動表現出很大熱情。其解體在於建國後社會安定民生改善，在戰亂中興起的耶穌家庭失去其依托的社會基礎；家庭成員通過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等活動與外界社會接觸後，對封閉的烏托邦體制下的生活日益不滿；同時家庭經濟基礎脆弱，土改後土地減少也難以維持。因此，正如世界基督教運動中其他國家的烏托邦社團一樣，內因是導致家庭解體主要的原因。
耶穌家庭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教會團體，筆者在一項研究中指出耶穌家庭廢除私有財產限制血緣家庭，信徒共同勞動、實行公有的平均主義生活方式，因此它實際上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基督教教派烏托邦團體。不過，本文要考察的是這個烏托邦後為什麼會解體。因為在關於耶穌家庭的研究中，這個問題是有異議的。例如在麥克曼勒斯（John McManners）主編的《牛津基督教史》中，鮑爾哈切特（Kenneth＆Helen Ballhachet）就認為耶穌家庭對三自運動“態度強硬”，所以“處境艱難”。很明顯，這裡把耶穌家庭的困境歸因於外部力量。這也是海外研究著作中比較流行的看法。但事實上，耶穌家庭在參與教會革新運動方面跟進得很快。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同時在版以顯著位置刊登《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並公布了1527名首批簽名擁護這一運動的中國基督徒名單。其中山東省有407人，耶穌家庭就占了381人。在1950年至1951年4月支持基督教革新宣言簽名者中，全國一共200195人，山東占9934人，耶穌家庭簽名者有1747名，將近山東簽名人的五分之一。所以從簽名運動的表現來看，至少在形式上，耶穌家庭在各個教會中，特別是靈恩派教會中是積極地支持三自革新運動的。另外，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耶穌家庭也表現得特別積極。老家在1950年底就開始發動各小家縫制慰問袋、制作新衣送給志願軍，並在1951年組織“耶穌家庭抗美援朝醫療隊”支持前線。1951年4月3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了碭山各界4000人歡送碭山耶穌家庭醫療隊出發的消息。4月7日，中國基督教會機關刊物《天風》發表了《向碭山耶穌家庭看齊》一文，表揚了耶穌家庭。另一教會核心刊物《協進》在4月16日也以《耶穌家庭組織志願醫療隊敬奠瀛老人帶隊奔赴朝鮮其他各地小家紛起響應》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領導人吳耀宗在全國基督教會議上也數次表揚耶穌家庭。家庭政治上的激進態度令其他教會望塵莫及，也使得它在派別林立的教會圈子裡脫穎而出，家庭領袖敬奠瀛在正在形成的教會新領導層中占了一席之地。1951年4月15日至21日，政務院文*員會宗教事務處在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敬奠瀛等代表耶穌家庭出席會議，並被推選為32人組成的會議主席團成員之一，是所謂靈恩教派中入選的人物。在會議的後一天，敬還當選為在大會上成立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列名在吳耀宗之後，名義上進人了中國基督教會領導的高層。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
耶穌家庭是中國基督教史上頗具影響的烏托邦社團。《牛津基督教史》有關作者認為耶穌家庭在1950年代與三自運動關繫緊張是導致其處境艱難的原因，但事實上前者對三自運動表現出很大熱情。其解體在於建國後社會安定民生改善，在戰亂中興起的耶穌家庭失去其依托的社會基礎；家庭成員通過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等活動與外界社會接觸後，對封閉的烏托邦體制下的生活日益不滿；同時家庭經濟基礎脆弱，土改後土地減少也難以維持。因此，正如世界基督教運動中其他國家的烏托邦社團一樣，內因是導致家庭解體主要的原因。
耶穌家庭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教會團體，筆者在一項研究中指出耶穌家庭廢除私有財產限制血緣家庭，信徒共同勞動、實行公有的平均主義生活方式，因此它實際上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基督教教派烏托邦團體。不過，本文要考察的是這個烏托邦後為什麼會解體。因為在關於耶穌家庭的研究中，這個問題是有異議的。例如在麥克曼勒斯（John McManners）主編的《牛津基督教史》中，鮑爾哈切特（Kenneth＆Helen Ballhachet）就認為耶穌家庭對三自運動“態度強硬”，所以“處境艱難”。很明顯，這裡把耶穌家庭的困境歸因於外部力量。這也是海外研究著作中比較流行的看法。但事實上，耶穌家庭在參與教會革新運動方面跟進得很快。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同時在版以顯著位置刊登《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並公布了1527名首批簽名擁護這一運動的中國基督徒名單。其中山東省有407人，耶穌家庭就占了381人。在1950年至1951年4月支持基督教革新宣言簽名者中，全國一共200195人，山東占9934人，耶穌家庭簽名者有1747名，將近山東簽名人的五分之一。所以從簽名運動的表現來看，至少在形式上，耶穌家庭在各個教會中，特別是靈恩派教會中是積極地支持三自革新運動的。另外，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耶穌家庭也表現得特別積極。老家在1950年底就開始發動各小家縫制慰問袋、制作新衣送給志願軍，並在1951年組織“耶穌家庭抗美援朝醫療隊”支持前線。1951年4月3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了碭山各界4000人歡送碭山耶穌家庭醫療隊出發的消息。4月7日，中國基督教會機關刊物《天風》發表了《向碭山耶穌家庭看齊》一文，表揚了耶穌家庭。另一教會核心刊物《協進》在4月16日也以《耶穌家庭組織志願醫療隊敬奠瀛老人帶隊奔赴朝鮮其他各地小家紛起響應》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領導人吳耀宗在全國基督教會議上也數次表揚耶穌家庭。家庭政治上的激進態度令其他教會望塵莫及，也使得它在派別林立的教會圈子裡脫穎而出，家庭領袖敬奠瀛在正在形成的教會新領導層中占了一席之地。1951年4月15日至21日，政務院文*員會宗教事務處在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敬奠瀛等代表耶穌家庭出席會議，並被推選為32人組成的會議主席團成員之一，是所謂靈恩教派中入選的人物。在會議的後一天，敬還當選為在大會上成立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列名在吳耀宗之後，名義上進人了中國基督教會領導的高層。
所以，從這些事實來看，一些海外研究認為耶穌家庭對三自會以及對新政府持“強硬態度”，把耶穌家庭的崩潰僅僅看成是外力的結果是不確切的。他們顯然忽視了像耶穌家庭這類基督教烏托邦團體內部因素的作用。因此，本文將轉而討論耶穌家庭的內部問題，特別是考察建國後這個社團的實際走向，從而來探討其解體的真正原因。
一、外部環境的變化
耶穌家庭這種在宗教基礎上獨立的凝聚性很強公有生活團體的發展，得益於外部環境的惡劣和社會控制的松懈。但建國後這個基督教社團所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耶穌家庭活動的地區已經全部解放。社會走出長達十二年的戰亂時期，新政府采取一繫列措施穩定社會、發展經濟。從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耶穌家庭老家所在的泰安地區進行了全面的土改。據此次土改“是我區（泰安）歷史上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得順利、搞得好的一次”。1950年開始在全區宣傳和貫徹新婚姻法，“有效地推進了我區婦女的解放”。這些巨大的社會變動給農村社會帶來新氣像，得到土地的翻身農民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生活逐漸得到改善，社會地位也在提高。農村中洋溢著對前途充滿希望的氣氛。
這種周圍社會氛圍的變化對耶穌家庭的生存和發展很快產生了影響。隨著局面的穩定，這一時期投奔耶穌家庭的人已經少了許多。雖然這一時期馬莊老家團體的人口達到一個高峰，大約在500人左右，不過約三分之一是孩子，其中包括馬莊老家及與外地信徒的子女，但此後人口逐漸減少，到家庭解體前下降到300多人。耶穌家庭在外地建立小家庭的速度也大幅度放緩，1949年後平均每年建立6.5個家庭，低於內戰時每年10個，抗戰時每年8個的速度。
另外，這些新建家庭規模都很小，少的兩三個人，如綏遠省的3處塚庭總共纔7名信徒，平均每個小家不到3人。小家發展的其他方面也呈現明顯衰落的跡像。，以往小家庭發展多的山東省，此期內僅有蒼山縣有一處新的小家，其外圍的平原、河南兩省，一個家庭也沒有。多數新的小家庭都是老家派人去幫助建立的。如湖北的3處小家庭，老家派出很得力的信徒去創立，但規模始終有限。因此，可以說在新局面下，耶穌家庭道路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了，特別是在它影響的山東地區，小家近乎停止發展，更說明家庭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
社會形勢的變化也使得耶穌家庭的宗教理念和現實生活發生了深刻的矛盾。耶穌家庭創建者敬奠瀛在抗戰和內戰期間，一再用戰亂來宣揚世界末日近了、耶穌馬上再臨人間的思想，說明耶穌家庭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社會走向安定、經濟逐步恢復，這種以災變為內容的末日論就難以解釋得通。這對一些信徒來說，會動搖他們對敬奠瀛所倡導的宗教理念和家庭道路的信念。其次，社會的安定使得耶穌家庭失去了在戰亂年代作為信徒避難所的功能，反而使人們日益厭倦小圈子的單調生活。所以在組織抗美援朝醫療隊時，青年人確實都踊躍報名，參加不上醫療隊的人，對家長都產生了不滿情緒。
不僅是宏觀環境的變化，對耶穌家庭來說，它還面臨著一種新體制的管理。耶穌家庭長期以來處於無人過問自生自滅的狀態。但新政府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已經延伸到社會基層的村社組織，耶穌家庭雖然沒有被置於直接的行政領導之下，但已經感受到這種無處不在的社會控制力量了。1949年底，耶穌家庭在馬莊鎮蓋房，打算興辦商業合作社，為家庭經濟開闢新的來源，據說生意很興旺。但是因為地方政府認為“不符合新民主主義”而不予登記，這個計劃隻好流產。1950年初家庭又想以全家資產為抵押興辦繅絲廠，也未得到政府的批準。家庭接連企圖興辦工商事業，顯然是看到時局穩定之後，為多餘勞動力找出路。但這些嘗試都因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受挫。不僅無法開闢新經濟門路，原來的路子也越走越窄。1950年秋，在政府所推行的合理負擔政策中，對家庭按一般教會人員征收公糧，這使家庭感到不公平，因為以往按土地與人口之比的征糧，家庭是可以免除許多征糧負擔的。但家庭解釋無用，隻能按新章納糧。這些挫折使敬奠瀛和家庭其他領導人覺得“政府不了解家庭”，因此就必須在這方面做點工作。實際上，這反映了耶穌家庭這種團體在新政府整合社會的努力中有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從以後的資料中可以看到，耶穌家庭不斷在向政府表明心跡，有意淡化宗教色彩，著重家庭的社會工作。耶穌家庭在向政府報告1950年的工作情況時，強調自己是一個“勞動的宗教團體”。在1950年春季大聚會上，“老家及各處家庭的工作彙報，都以生產為主，更以政府的號召為生產的重點，故大會總結以‘加強生產’、‘響應政府號召’為1950年的工作方針”。但在抗美援朝的緊張氣氛下，政府隻可能加強對這種社團的管理。1951年春季例行的大聚會後，地方公安部門方面以影響社會秩序和生產為由，不允許耶穌家庭繼續這種活動，從1927年開始這種宗教傳統終於因不合新時代的要求而告結束。顯然，這意味著這個烏托邦社團活動必須接受一種新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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