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百家小集：那時多少豪傑

編輯推薦

朱正筆下的人和事，總是革命背景下的切面述敘，絲絲入扣。
教科書中看不到的歷史，總是那麼鮮活而靈動，讓人警醒。
從出版家、魯學家、歷史學者到反右研究專家，從《魯迅傳略》到《1957年的夏季》，寫的是過去，想的是現在和將來！

“百家小集”書繫**輯：

內容簡介

《那時多少豪傑》是朱正先生的晚年自選集，收入了對李大釗、白堅武、葉德輝、胡風、聶紺弩、丁文江、徐鑄成等現代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其可讀性遠勝厚重乏味的歷史教科書，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片斷敘述真實而新鮮。
如寫李大釗與白堅武這兩個人。知道李大釗的人不少，但知道白堅武的人不多。作者抓住這一點，通過寫白堅武與李大釗的關繫來敘述那段歷史的軌跡和兩人的不同命運；又如《葉德輝之死》，對葉德輝之死的經過作了研究和考證。在談到王國維自殺動機時說：“靜安先生（按：王國維字靜安）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裡德望甚重，隻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
本書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書繫——口袋中的百家講壇，思想界的小集大雅。雲集學人，結集*思想隨筆，與知識分子面對面。

作者簡介

朱正，一九三一年生於湖南長沙，職業是編輯。一九五六年出版《魯迅傳略》；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一九七九年平反後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魯迅回憶錄正誤》。後來出版有關魯迅的著作有《魯迅傳》《魯迅手稿管窺》《魯迅三兄弟》《魯迅的人脈》《重讀魯迅》（與人合著）等。在魯迅研究之外，出版了《從蘇聯到俄羅斯》（與藍英年合著）、《反右派鬥爭始末》《報人浦熙修》及《辮子、小腳及其它》等幾本雜文集，還編有《魯迅選集》等多種。

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
關於葉德輝之死
從曹州教案到普方協會
隔膜——讀胡風《三十萬言書》札記
無可奈何花落去——讀格阿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
聶弩紺的“運動檔案”
重讀《娜拉走後怎樣》
知識分子和老百姓
胡適的蘇聯觀
亞納耶夫的最後一搏
丁文江這個人
《胡適文集》前言
《魯迅後期雜文選集》序言
馮亦代徐鑄成臥底異同論——讀《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彙編》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
關於葉德輝之死
從曹州教案到普方協會
隔膜——讀胡風《三十萬言書》札記
無可奈何花落去——讀格阿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
聶弩紺的“運動檔案”
重讀《娜拉走後怎樣》
知識分子和老百姓
胡適的蘇聯觀
亞納耶夫的最後一搏
丁文江這個人
《胡適文集》前言
《魯迅後期雜文選集》序言
馮亦代徐鑄成臥底異同論——讀《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彙編》
附錄：自述：從魯迅研究開始

媒體評論

現在我們在討論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國民性，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誰最有發言權？讓我來說，應該是摯愛這片土地、堅守在這片土地上、為這裡還存在的消極現像感到痛心，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況逐漸有所改善的人。
——朱正
歷史是無法復原的，歷史又是零散的片斷的組合。二十世紀的人和事，無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在朱正筆下，都耐人尋味。他寫的是過去，想的是現在和將來。他把對歷史的思考和對現實的思考統一起來了，眼光之高遠，見解之獨到，往往令人拍案叫絕。
——季東
思想家，我當然算不上。算做思想者，大約還可以。因我對於看到過的、聽到過的、讀到過的、經受過的，總喜歡想一想。這書裡所收的，就是這些“想一想”的記錄。
——朱正

在線試讀

再舉一例。路翎當然是因為受到胡風的拖累而受到壓抑的作家，以致沒有能夠盡其長纔，寫出更多的作品。這當然是極可痛心也極令人憤慨的損失。“三十萬言書”中一再說到他被壓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實的。不過，胡風以瀋從文、張恨水作對比的陪襯來立論，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說，“瀋從文、張恨水都可以寫，而且還能得到領導同志的詞意懇切的鼓勵，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筆去接受五年的勞動改造不可”(305)，後面還說到似乎瀋從文、張恨水受到了多麼好的待遇：
甚至對於瀋從文，也用“求賢”的態度詞意懇切地勸他恢復創作生活，甚至對於張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國家出版社出版，還勸他把能夠靠“題材”吸引讀者的“梁祝故事”寫成小說，由這來建立他的作家地位。(332)
大家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後，瀋從文就不再寫文學作品了，這以後他出的書，隻是像《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龍鳳藝術》這些了。可見詞意懇切的“求賢”，並沒有能夠消除瀋的顧慮。不知道胡風會不會想到：瀋從文、張恨水也是有纔能有成績有讀者的作家，如果說剝奪路翎的寫作權利是錯誤的，那麼不給瀋從文、張恨水寫作的條件倒是正確的嗎?
胡風從一開始，就是以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理論家的形像同公眾相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宗派情緒(以左右分親疏)和左傾觀念，他都有。就是後來，他同周揚、林默涵論戰，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傾向來看，他們卻是大同小異的。例如，在“三十萬言書”裡，他寫了這樣的話：“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自由主義題絕對不能容許的。”(93)這豈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識形態完全合拍嗎?
最後舉一個例：1951年，發生了一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這事，“三十萬言書”是這樣說的：“反動的《武訓傳》之所以能夠在庸俗社會學的偽裝下面打了進來，絕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42)。可見他對這一場大批判是毫無異議的。1985年，胡喬木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到了批判電影《武訓傳》這事，他說：
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見《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頁)
而胡風在寫“三十萬言書”的時候，卻是贊同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的，給影片作了“反動的”定性。我看到這些地方，忽發奇想：假如命運安排胡風坐在周揚的椅子上，情況會怎樣呢？就藝術感受力和文藝理論水平來說，他大約要高一點吧，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寫了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社論，他同樣會組織這樣一場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當作敵人，受了那麼重的打擊，真不能不為他抱屈。再舉一例。路翎當然是因為受到胡風的拖累而受到壓抑的作家，以致沒有能夠盡其長纔，寫出更多的作品。這當然是極可痛心也極令人憤慨的損失。“三十萬言書”中一再說到他被壓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實的。不過，胡風以瀋從文、張恨水作對比的陪襯來立論，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說，“瀋從文、張恨水都可以寫，而且還能得到領導同志的詞意懇切的鼓勵，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筆去接受五年的勞動改造不可”(305)，後面還說到似乎瀋從文、張恨水受到了多麼好的待遇：
甚至對於瀋從文，也用“求賢”的態度詞意懇切地勸他恢復創作生活，甚至對於張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國家出版社出版，還勸他把能夠靠“題材”吸引讀者的“梁祝故事”寫成小說，由這來建立他的作家地位。(332)
大家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後，瀋從文就不再寫文學作品了，這以後他出的書，隻是像《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龍鳳藝術》這些了。可見詞意懇切的“求賢”，並沒有能夠消除瀋的顧慮。不知道胡風會不會想到：瀋從文、張恨水也是有纔能有成績有讀者的作家，如果說剝奪路翎的寫作權利是錯誤的，那麼不給瀋從文、張恨水寫作的條件倒是正確的嗎?
胡風從一開始，就是以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理論家的形像同公眾相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宗派情緒(以左右分親疏)和左傾觀念，他都有。就是後來，他同周揚、林默涵論戰，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傾向來看，他們卻是大同小異的。例如，在“三十萬言書”裡，他寫了這樣的話：“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自由主義題絕對不能容許的。”(93)這豈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識形態完全合拍嗎?
最後舉一個例：1951年，發生了一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這事，“三十萬言書”是這樣說的：“反動的《武訓傳》之所以能夠在庸俗社會學的偽裝下面打了進來，絕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42)。可見他對這一場大批判是毫無異議的。1985年，胡喬木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到了批判電影《武訓傳》這事，他說：
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見《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頁)
而胡風在寫“三十萬言書”的時候，卻是贊同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的，給影片作了“反動的”定性。我看到這些地方，忽發奇想：假如命運安排胡風坐在周揚的椅子上，情況會怎樣呢？就藝術感受力和文藝理論水平來說，他大約要高一點吧，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寫了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社論，他同樣會組織這樣一場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當作敵人，受了那麼重的打擊，真不能不為他抱屈。
胡風，這個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們同情的。但是要總結這個冤案的歷史教訓，我們就還應該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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