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楊廷瑞“遊牧論”文集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遊牧社會與草原環境也在快速發生著變化，並面臨著一繫列社會、環境、文化及經濟等層面的問題。本書是老一輩學者楊廷瑞先生傾注畢生精力，以長期在牧區扎實的田野資料為基礎彙集的論文集。出版楊廷瑞先生的《遊牧論》，一是對當下流行的“遊牧已經是一種過時的生計方式”的一種回應；二是希望對積累和發展中國牧區知識，深化國內遊牧研究和牧區發展研究提供參考。

作者簡介

陳祥軍，男，現任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0年就讀於新疆師範大學外語繫，獲英語專業文學學士學位；2007年就讀於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獲民族學專業法學碩士學位；2010年就讀於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獲人類學專業法學博士學位。2000年8月至2004年8月任新疆烏魯木齊市第六中學高中英語教師；2010年7月至今任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人類學、牧區社會及影視人類學。

序言／001
遊牧論／001
前言／001
一遊牧業概述／004
二遊牧業的四項基本要素／012
三遊牧業的自然災害／046
四遊牧業與其他行業的關繫／052
五遊牧業的人口與勞力／053
六遊牧業現代化的標準與實現途徑／057
七遊牧業商品生產／058
八遊牧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繫／064
九遊牧業的統計與核算／066
十遊牧業生產關繫與經濟結構的變化／069
哈薩克族遊牧區的“阿烏爾”／084序言／001

遊牧論／001

前言／001

一遊牧業概述／004

二遊牧業的四項基本要素／012

三遊牧業的自然災害／046

四遊牧業與其他行業的關繫／052

五遊牧業的人口與勞力／053

六遊牧業現代化的標準與實現途徑／057

七遊牧業商品生產／058

八遊牧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繫／064

九遊牧業的統計與核算／066

十遊牧業生產關繫與經濟結構的變化／069

哈薩克族遊牧區的“阿烏爾”／084

前言／084

一“阿烏爾”的組成／085

二“阿烏爾”的四季變化／096

三“阿烏爾”和生產的關繫／098

四從“阿烏爾”到村莊／099

阿勒泰牧民合群放牧牲畜的幾種形式／103

一／103

二／106

三／108

“群組”是集體遊牧業叢居合牧的基本勞動單位和遊牧區的基層社會組織／109

一先從“阿烏爾”曾是個體遊牧業中數戶近親叢居合牧的基層社會組織說起／109

二集體遊牧亟須與之相適應的長期固定、協作勞動、聚居生活的基層組織／124

三“群組”是集體遊牧業的協作生產：聚居生活的基本勞動單位和牧區的

基層社會組織／129

畜乳與牧民的經濟／134

一／134

二／136

三／139

沙爾喬克牧場經濟調查／151

一貢獻大而默默無聞／152

二開始在與農林的密切結合中求發展／156

三畜群結構和畜牧業經營方向／162

四在不斷妥善安排私養畜中，鞏固、提高和壯大公養畜／167

五在堅持和逐年完善“按件計酬、聯產獎罰” 生產責任制中提高產品的

數量、質量，提高產值和經濟效益／170

六牧工經濟生活的兩個來源及改善它的途徑／173

七繼續端正資金投放方向，努力抓好牧業基本建設，切實改善牧業生產條

件，不斷提高經濟效益／177

八充分發揮行政人員少、管理機構簡單、生產組織精干的優越性／187

結語／189

林牧結合雙發展的成功試驗／191

談農村牧區經濟調查的一些方法／198

一調查工作，至為重要／198

二明確目的、熟悉內容、擬定大綱、設計表格／199

三選典型，定時間／201

四要掌握一些會計學、統計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202

五堅持以馬列主義、思想為調查工作的指導思想／203

六住喫在調查單位，抓好**手材料／204

七在解剖麻雀上下功夫／204

八認真撰寫調查報告／208

新疆遊牧業現代化的道路／210

一新疆存在著三類畜牧業／210

二新疆遊牧業將長期存在／212

三新疆遊牧業的現代化道路／215

論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227

一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地位／227

二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228

三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231

四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步驟／233

五新疆畜牧業經濟發展的戰略措施／234

遊牧業的四要素／238

一人，人群，“（遊）牧莊（子）”，聯戶勞動協作／238

二以群羊為主兼有適量其他品種的牲畜／240

三草原、放牧場與割草場／245

四遊牧——遷徙、轉移、搬遷，“逐”／253

後記／258

前言

序言

開始了解楊廷瑞先生是在1988年，那時候我剛剛開始人類學的學習，**次做田野調查是在離烏魯木齊70公裡的南山牧區。在牧區哈薩克牧民那裡我**次聽到了“老楊”，凡是問及人民公社時期牧區草場的管理問題時，那裡的中老年牧民常常說：“自治區的老楊和老王知道得比我們詳細。”這個“自治區的‘老楊’和‘老王’”當時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一個初步的印像。序言

開始了解楊廷瑞先生是在1988年，那時候我剛剛開始人類學的學習，**次做田野調查是在離烏魯木齊70公裡的南山牧區。在牧區哈薩克牧民那裡我**次聽到了“老楊”，凡是問及人民公社時期牧區草場的管理問題時，那裡的中老年牧民常常說：“自治區的老楊和老王知道得比我們詳細。”這個“自治區的‘老楊’和‘老王’”當時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一個初步的印像。

1991年我受邀到劍橋大學蒙古內亞研究所參加由卡洛琳·漢弗萊（Caroline Humphrey）教授主持的國際合作課題“內亞環境與文化保護”的研究。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內亞牧區社會的社會人類學家，Caroline Humphrey教授非常重視內亞地區（包括俄羅斯的南西伯利亞、圖瓦、布裡亞特地區，蒙古國的西部和我國的內蒙古、新疆北部）的牧區社會結構、草場管理制度和遊牧變化的研究。因此，她為課題研究人員安排了數個與此有關的培訓課程，其中包括社會人類學、草地科學、動物行為學、草原生態學等方面的課程。對我這樣一個初出道的人來說，在這些培訓和研究期間與漢弗萊（Humphrey）教授、大衛·斯尼斯（David Sneath）博士以及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和蒙古國的研究人員的交流，無疑是一次極為寶貴的機會。這使我對新疆草原牧區的知識擴展到歐亞草原的中、東部地區，也就是歐美學術界常常使用的“內亞”（Inner Asia）草原地區。在課題研究和培訓過程中，漢弗萊（Humphrey）教授、大衛·斯尼斯（David Sneath）博士以及其他學者,強調在課題調查和研究中吸收地域知識、收集和研究地方文獻的重要性。

1993年，根據課題的安排，我從英國回到新疆，在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蒙古鄉和巴裡坤縣的薩爾喬克鄉做了近8個月的田野調查。在阿勒泰地區畜牧處、阿勒泰市畜牧局和巴裡坤縣畜牧局，與一些年長的畜牧技術人員交談時，他們又多次提到“自治區的老楊、老王”。說這幾位專家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在他們那裡做調查，有20多年，對新疆牧區的情況很熟悉。後來在阿勒泰市，從一位退休的地區哈薩克族領導那裡，我終於了解到大家所談的“老楊”其人，他的全名是“楊廷瑞”。而且了解到，楊廷瑞在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

回到烏魯木齊後，我與迪木拉提·奧邁爾博士在新疆社會科學院的一幢住宅樓內，找到了楊廷瑞先生的家，冒昧地向他講述了我們在牧區調查時遇到的許多解釋不了的問題。當我們講到在新疆牧區調查中，看到遊牧正在萎縮，牧區承包制實施後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時，我看到年邁的楊廷瑞先生的眼睛亮了起來，他很詳細地問起了我們在哪裡做的調查，發現了一些什麼問題。他聽完我們的敘述後，陷入了思考，然後講了一句：“取消遊牧是不對的，不適合牧區的實際情況。”他走進另外一間房子，抱出來了一堆資料，說這裡有他們多年來整理的一些牧區資料，“如果對你們有用，就送給你們參考吧”。看到這位過去素不相識，背已經有點駝，滿頭灰白色頭發的老人慷慨地贈予了我們這麼多的資料，我當時心頭一熱。老人說他已經退休，希望有人繼續關注草原，“因為牧區的情況與農區不一樣，不能把農區的政策套用到牧區那裡”。

回到學校，打開那包資料，除了有一本《新疆牧區調查》是公開出版的之外，其他都是“內部資料”。其中，就有收在本書的《遊牧論》。這是楊先生請人用四通打字機打出，自費印刷的。從“後記”中看得出，這本書隻印了100冊，而且其中大部分被楊先生郵寄到北京的國家有關機構和領導人、有關研究機構和大學，內蒙古、西藏、青海、甘肅和四川等省區的有關學術機構和大學，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領導和所有涉及畜牧業的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包括20多位與畜牧業有關的人士。

我連續用兩天讀完了《遊牧論》。這個文本中還有楊先生自己的許多加注和修改。讀畢，我發現其中的很多觀點與20世紀90年代的官方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有很大的差異。令人驚異的是，作者對當時新疆牧區的狀況提出的“警示”，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都有發現。

楊廷瑞先生是20世紀50年代初被王震將軍召集、從內地來到新疆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是共和國成立後在新疆從事牧區工作的**代體制內的學者。他先後在新疆畜牧廳、自治區黨委農村工作部等部門工作。在20世紀50～80年代初，他們每年都要在牧區工作數個月。用與楊廷瑞同時參與新疆牧區工作的另外一位老人王作之先生的話來說，他們那批人每年幾乎都要在草原待上半年之久，幾乎參與了新疆1950年以來所有涉及牧區的政策調研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新疆社會科學院成立，楊廷瑞先生到經濟研究所工作，還是做畜牧業經濟研究。他籌資在今天的烏魯木齊市北京路一間民房中開起了一家“新疆畜牧書店”，經營得很困難，後來由於融雪導致舊房倒塌，書店停業。他主持編輯、出版了《新疆牧區調查》一書，給後人留下了一批很珍貴的資料。據一位新疆社會科學院的老人講，楊先生關於牧區和畜牧業的一些觀點由於與當時政府和學界主流觀點不一致，因此，被置於邊緣化的狀態。他寄給國家有關部門領導、中央有關機構和研究院所的那本打印的《遊牧論》，基本上沒有得到回應。同樣，寄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領導人和政府有關機構、研究人員的《遊牧論》，也沒有得到回應。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退休了。

從《遊牧論》前言中我們得知，這本書實際上是他準備寫作的、內容更有深度的“中國六族六畜遊牧經濟”的一部分。退休後，他曾前往甘肅、青海和內蒙古牧區做過調查，也希望到西藏草原去做調查，以獲得更多的**手資料，完成這部著作。但是，由於條件所限，他身體也出了問題，沒有能夠如願完成。

1996年，我從阿爾泰山區回到烏魯木齊後，再次到新疆社會科學院家屬院去看望楊廷瑞老人。那時他的疾病已經比較嚴重，特別是腦萎縮，使他逐漸失去了正常的記憶和思考能力，但是在與他短暫的交談中，老人依然關注我們在牧區調查中發現的新問題。每當我講到牧區生態環境和牧民定居後出現的社會問題時，他的眼神會亮起來，叮囑我“寫報告向上面彙報”。

在閱讀《遊牧論》的過程中，我反復咀嚼作者在“前言”中寫下的這段話。

由於四十年來，我已同遊牧業、遊牧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有了深厚的感情，故對他們的被忽視、被輕視，產生了可能出於偏激的憤懣之情，總想為之申辯、鳴不平。眼見*近幾年刮起的想在畜牧業現代化建設（遊牧民定居）旗幟下，滅絕“傳統的落後的”遊牧之風，以及提倡“砸掉草原大鍋飯”，“實行放牧場按戶承包”等，我便急不可耐地拋出這篇《遊牧論》以頂之，希望激起人們的注意。

這段話與書中其他許多部分一樣，顯得有點“過激”，用楊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有點“出於偏激的憤懣之情”。這對一個長期處於體制內的研究者來說，確實是不多見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在晚年總結自己對牧區社會和牧區生產的調查研究時，關注的重點依然是遊牧。特別關注在國家和地區決策下，在牧區開始的大規模的定居帶來的復雜影響，呼吁善待遊牧，善待遊牧民，這僅僅是因為他“四十年來已同遊牧業和遊牧民結下了不解之緣，有了深厚的感情”？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論，改造舊的社會和經濟制度是他們畢生的理想，但是在遊牧問題上，他們非常慎重，力主不要消滅遊牧，這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楊廷瑞先生可以說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把研究牧區作為自己畢生事業的那一代漢族學者中的一員，這一代學者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就是長期工作、生活在牧區。那時候，即使是政府官員，在牧區工作的條件也不好，他們常常騎馬或步行，從一片草原到另一片草原，從一家牧民的氈房到另一家牧民的氈房，與牧民“同喫同住同勞動”，這是他們工作的常態，他們中很多人學會了遊牧民的語言，適應並喜愛上了遊牧民的生活，與草原和遊牧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時，他們又是20世紀50～80年代新疆牧區所有政治、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有一些人甚至是國家和地區牧區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的參與者，因此，對於牧區社會、草原和經濟的實踐經驗和認識不是今天我們這些自詡為“牧區研究者”能與他們比肩的。因此，他們對於牧區發展和遊牧民的生計應該比當下許多專家有更多的發言權。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牧區按照農區承包責任制的模式，實行了“牲畜作價歸戶”和“草場使用權歸戶所有”的大規模改革。我們注意到，像楊廷瑞先生一樣，老一輩研究者中的許多人對國家牧區新政策和國家終結遊牧的趨向都表示了擔憂。與楊廷瑞先生具有在新疆牧區相似工作經歷的王作之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新疆古代畜牧業經濟史略》一書。幾經周折，他的著作於199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結束語”中他指出。

遊牧經濟為什麼能夠一直延續、保存到現代社會呢？這主要取決於遊牧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當然傳統的遊牧生活習俗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即使將來，不適於種植農作物的土地等自然資源，人們總還是要利用的，不應當也不可能棄置不用。不考慮當地的自然特點、經濟特點和歷史特點，輕視和忽視畜牧業生產，輕視和忽視遊牧民族，認為遊牧經濟和遊牧民族就是**的落後，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不顧當地的自然條件，不因地制宜，不謀求經濟效益，而是主觀地、掠奪式地亂墾草原、濫伐森林、過度樵采自然植被，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必然會妨礙畜牧業和多種經營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大自然的無情懲罰。

我們注意到，國內在牧區長期工作、研究的那一輩學者們，在這些事關遊牧、牧區發展的問題上，基本上持有相同的看法，比如，長期在內蒙古牧區做實地調查、實踐和研究的劉書潤先生，也一直在呼吁國家和牧區政府不要“消滅遊牧”。

30年過去了，楊廷瑞先生及與他同時代的牧區研究者當時警示過的牧區的激烈改革可能引發草原、遊牧、遊牧社會和經濟出現許多的問題，現在，這些問題不僅在牧區依然存在，而且愈來愈嚴重，有些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積重難返，演化成了生態、文化和經濟危像。在20世紀末，在新疆牧區長期從事人類學調查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在新疆以及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出現了“生態環境碎片化”和“遊牧文化碎片化”的認識，王曉毅、荀麗麗、張倩等學者也提出了“牧區社會結構碎片化”的認識，以及這些問題的出現對牧民、牧區和牧區發展帶來的復雜影響。對此，細心的讀者可以在本書中找到一些深層次歷史原因。

我們搜集、編輯和出版楊廷瑞先生的《遊牧論》及其他文稿，還有一個學術上的考慮。目前，國內無論是在畜牧經濟研究領域，還是在遊牧、牧區社會發展、經濟、生態環境、遊牧文化等學科領域，包括人類學（民族學）領域的學者們，一般都不會認真地去搜集和研究20世紀80年代前近百年來，國內從事遊牧、牧區社會和經濟、文化研究的實踐者和學者留給我們的各類文獻。我們在新疆牧區做田野調查時，牧區哈薩克族、蒙古族老人們不時地向我們提到類似楊庭瑞先生這樣的一批牧區工作者和研究者，說他們“更加熟悉牧區”，“對我們很尊重”，“與我們的感情很深”，他們受到了遊牧民和當時牧區基層干部的尊重。雖然那一代研究牧區的學者，可能不曉得人類學或民族學是什麼。但是，他們在牧區的工作，是一種具有人類學特點的全面的“參與式觀察”，觀察的時間跨度長達數十年，觀察的空間範圍包括天山南北、阿爾泰山區、昆侖山區乃至內蒙古、甘肅、青海的廣大牧區。但他們積累的關於新疆牧區和北方牧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的牧區研究中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一種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也是中國牧區學術研究的缺陷。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類似楊廷瑞先生《遊牧論》這樣的被湮沒的著述，被有心人挖掘出來，使後輩研究者能夠有機會去研讀它們。這樣，對於積累和發展中國牧區文化，深化國內的遊牧研究和牧區發展研究，無疑都是有益的。

就在這本文集的編輯工作即將結束，“鄉愁”成為國內媒體上的一個熱詞。“鄉愁”不應該隻存在於在中國的水鄉、農區，也當然存在於占中國國土面積近1/3的草原牧區。所以，楊廷瑞先生的《遊牧論》不也是一種鄉愁的表現嗎？

崔延虎

2015年3月1日於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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