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族群交往與宗教共處

內容簡介

《族群交往與宗教共處》一書，收錄了2007年第四屆北京論壇“族群交往與宗教共存”分論壇上的22篇論文。這些由國內外著名學者提交的論文涉及民族／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各個重要領域，介紹了國際學術界和中國學者在民族／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方面的*成果，對一些人們普遍關心的核心議題開展了深入的討論。

作者簡介

馬戎，男，北京大學社會學繫、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武漢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寧夏大學、新疆大學等十幾所大學客座或兼職教授。1968～1973年在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插隊。l973～1976年在內蒙古農牧學院農機繫學習。1979～1982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生。1984年、l987年先後獲得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碩士、博士學位。1987年到北京大學任教。1990～1991年為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1997年、2000年和2006年先後為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客座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美國杜克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問題、教育問題、貧困問題、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問題等。

雙重國籍：國民認同的危機抑或更好世界的預兆？
——對21世紀國民認同的反思【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1
外族統治的社會學分析【邁克爾·赫克托（Michael Hechter）】／18
戰爭、民族主義與神聖性【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24
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國如何協調民族多樣性【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36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和中國的少數族群：比較和對照【科林·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56
“亞裔人”、“黃種人”、“名譽白人”？
——亞裔族群在美國種族分層制度中的社會定位和身份認同【周敏】／72
作為民族國家基礎的公民與族群民族主義：主義處在十字路口了嗎？
【帕薩·內斯·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84
民族身份認同“危機”視角下的美國移民辯論困境【陳崛斌梅仁毅】／100
中文“民族” 和中國“各民族”的區別與聯繫
——理解中國族群關繫（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個視角【寧騷】／129
少數民族教育政策與和文化論【白傑瑞（Gerard Postiglion）】／137雙重國籍：國民認同的危機抑或更好世界的預兆？
——對21世紀國民認同的反思【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1
外族統治的社會學分析【邁克爾·赫克托（Michael Hechter）】／18
戰爭、民族主義與神聖性【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24
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國如何協調民族多樣性【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36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和中國的少數族群：比較和對照【科林·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56
“亞裔人”、“黃種人”、“名譽白人”？
——亞裔族群在美國種族分層制度中的社會定位和身份認同【周敏】／72
作為民族國家基礎的公民與族群民族主義：主義處在十字路口了嗎？
【帕薩·內斯·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84
民族身份認同“危機”視角下的美國移民辯論困境【陳崛斌梅仁毅】／100
中文“民族”
和中國“各民族”的區別與聯繫
——理解中國族群關繫（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個視角【寧騷】／129
少數民族教育政策與和文化論【白傑瑞（Gerard
Postiglion）】／137
作為族群認同擔當者的族群企業家
——中國涼山彝族（諾蘇）的個案研究【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166
勞動力市場跨國化和跨國的非正規經濟【李明歡】／199
民族形像之擅用：全球化進程中韓國的大米之文化政治學【金光億】／208
茶及其“他者”【王銘銘】／227
漢藏歷史關繫的新思考：一個反思性歷史研究【王明珂】／237
族群孤島與族群邊界的維持【周大鳴】／267
關於民族地區形像宣傳的幾點思考【於長江】／296
宗教儀式、邊界以及在差異中共存【羅伯特·韋勒（Robert
P.Weller）】／311
印度的國家、宗教多數群體與宗教共存現像【奧門（T.K.Oommen）】／321
印度的宗教共存【阿尼塔·夏爾瑪（Anita
Sharma）】／343
宗教行動者：宗教群體資格論【方文】／349
馬來西亞的族群、宗教多樣性和族際和諧【陳志明（Tan
Chee-Beng）】／382

前言

導言
馬戎

2004年11月北京大學舉辦了首屆“北京論壇”（Beijing Forum），邀請了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近百人出席。我那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主任和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受學校委托在這一年的北京論壇活動中組織了一個社會學、人類學分論壇。那次分論壇共邀請了12位著名學者出席，其中有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中國香港的李沛良教授，4位中國大陸學者和6位韓國學者，大家一致認為在這次會議的交流中收獲很大。自首屆論壇取得成功後，北京大學此後每年11月舉辦一次北京論壇，這已經成為燕園的年度學術盛會。導言
        馬戎

        2004年11月北京大學舉辦了首屆“北京論壇”（Beijing
Forum），邀請了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近百人出席。我那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主任和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受學校委托在這一年的北京論壇活動中組織了一個社會學、人類學分論壇。那次分論壇共邀請了12位著名學者出席，其中有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中國香港的李沛良教授，4位中國大陸學者和6位韓國學者，大家一致認為在這次會議的交流中收獲很大。自首屆論壇取得成功後，北京大學此後每年11月舉辦一次北京論壇，這已經成為燕園的年度學術盛會。
        2007年舉辦了第四屆北京論壇。這屆論壇的主題是“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人類文發展模式”（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在這屆論壇中我負責組織了一個分論壇，具體議題是“族群交往與宗教共存”（Ethnic Relations and
Religious
Coexistence），我認為這個議題與這屆北京論壇的主題十分契合，而且可以突出社會學、人類學這兩個學科的學術特點。
        在分論壇的申報書中，我是這樣寫的：“21世紀的世界依然充滿了各種矛盾與衝突，其中許多衝突與宗教、民族/族群、人口遷移密切相關。‘文明衝突論’強調的即是宗教和種族/族群的衝突。現在發生在世界許多地區的社會動蕩、街頭騷亂、內戰和國家之間的戰爭，絕大多數都有宗教、族群背景。所以因歷史上的或近期的人口遷移、社會變遷所引起的族群矛盾和宗教衝突，是新世紀全世界都十分關注的焦點。各國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們都在努力調查、研究、探討應當以什麼樣的基本思路來協調與改善種族/族群關繫、引導不同宗教之間的和平共處。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總人口超過1億，民族自治地方面積為國土面積的64%；藏傳佛教、伊斯蘭教信眾數量巨大，境外宗教勢力對國內信眾的影響正在不斷加強。通過這一屆北京論壇，邀請各國家和地區在族群/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與中國學者共同討論和交流在這些領域中的理論探討、實證研究的成果，共同分析人類社會中族群關繫和宗教問題的發展趨勢，非常必要。”
        我的申請在2006年底得到北京論壇組委會的認可。此後，我便開始著手聯絡世界各地研究民族、族群、民族主義和宗教問題的著名學者，希望把這次分論壇辦成一個世界水準的高層次學術對話。在征詢出席意向的郵件交往中，有許多著名學者欣然允諾出席，這自然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族群/民族作為人類社會的重要群體形式，長期以來受到各國社會科學界的高度關注。20世紀80年代我在布朗大學讀書時，由於博士論文選題是“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調查的對像是中國內蒙古地區農牧區的蒙漢群體，所以必然要關注社會學的族群理論、研究方法和經典案例。我那時選修了格德沙爾德（Calvin
Goldscheider）教授開設的Ethnicity研究生課程，繫統地閱讀了有關族群理論和研究案例的基礎文獻。我覺得自己在族群基礎理論方面收益多的是哈佛大學格萊澤（Nathan
Glazer）教授與莫尼汗（Daniel Moynihan）教授合編的Ethnicity一書，而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教授在Internal
Colonialism一書中提出的“擴散模式”和“內部殖民主義模式”的比較框架，對於我分析中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內蒙古、西藏等地）與漢族地區之間橫向的宏觀政治、經濟關繫有十分直接的借鋻意義。在族群關繫構建及縱向發展的理論框架方面，對我啟發的是戈登（Milton
Gordon）教授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而在選擇分析指標體繫方面，對我幫助的是辛普森（George
Simpson）教授與英格爾（Milton Yinger）教授合編的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我在1987年春畢業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自1988年至2014年，我一直在社會學繫開設“民族社會學”研究生課程。在我的課程大綱提供的參考書目中，我盡量把在族群研究中著名和影響的學者們的著作和論文提供給學生，這也催促我自己不斷去擴展自己的閱讀範圍。除了閱讀國內著名學者如費孝通教授、潘光旦教授、吳文藻教授等人的著作和20世紀50年代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外，我也開始關注歐洲學者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例如通過閱讀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教授的National Identity和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教授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等著作，我對於起源於西歐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演變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而本尼迪科特·安德森教授的Imagined
Community（中文譯名為《想像的共同體》）對我理解歐洲的“民族主義”理念進入亞洲殖民地後在當地社會“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中塑造的“非傳統模式”具有極大的啟發。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曾經在內蒙古牧區插隊當牧民，對蒙古族傳統文化和生活習俗有所了解。我1988年在西藏組織問卷和戶訪調查，1997年在新疆調查人口遷移和雙語教育，後來甘肅和青海也成為我調查的區域。在這些實地調查中和與當地干部、學者和民眾的接觸中，我感到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後，市場經濟對西部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地方經濟和就業帶來很大衝擊，在“落實政策”過程中重新強化的民族意識把這些社會矛盾引向了令人擔憂的方向。我們如果想真正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發展演變，不僅需要梳理中國傳統的“夷夏”觀和治理邊疆群體的思路，同時也需要閱讀更多有關族群、民族和民族主義方面的國內外學術著作，進行深層次的理論探討。
        杜克大學的霍洛維茨（Donald
Horowitz）教授在他的著作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書中，不僅繫統地分析了世界各國的族群矛盾，對各國政府為改善族群關繫采取的政策的客觀效果也進行了比較分析。通過對大量實際案例的分析研究，他認為政府以欠發達地區為對像的地區優惠政策的實際效果明顯好於以族群為對像的群體優惠政策。2006年我在杜克大學社會學繫授課期間認識了霍洛維茨教授，此後我非常希望能夠進一步與他進行交流。2006年在出席一次學術會議時我認識了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的作者康納（Walker
Connor）教授，他的這本書是西方學者研究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的經典。閱讀這些經典著作和結識這些享譽學術界的大師級學者，使我在思考中國的民族問題時獲益匪淺。我也非常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聆聽他們的學術思想，並把他們的研究成果介紹到國內。
        所以，在確定了由我負責組織這次分論壇之後，我覺得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希望能夠把那些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學者們邀請到北京大學，組織一個具有國際水準的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盛會。我梳理了我手邊研究族群問題的經典英文文獻的作者名單和聯繫方法，包括一些我從未謀面但對他們的著作很熟悉的學者，請學術界的朋友向我推薦被邀請人選，同時通過郵件開始積極與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聯繫。
        考慮到許多國外學者不懂中文，為了打消他們對交流不便的顧慮，我們的這個分論壇明確規定工作語言是英語，取消同聲翻譯。因為據我自己多次參加國內組織的學術會議的經驗，凡是涉及專業詞彙和文獻，那些高薪請來的專業同聲翻譯人員很難把講演和回答的內容全面和準確地翻譯出來。在2004年我組織的北京論壇的分論壇上，後大家的問答討論自動改為英語，可以把意思表達得更加清楚而且節約大量時間。我相信，把英語規定為分論壇的工作語言，這是鼓勵那些國際著名學者參加這次會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感到特別榮幸的是，哈佛大學的格萊澤教授、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赫克托教授、杜克大學的霍洛維茨教授等都迅速回復表示願意出席。我特別感到可惜的是，在開會之前兩周，霍洛維茨教授由於杜克大學的校內重要事務臨時取消了出席的計劃。康納教授也答應出席論壇，但是他在7月份告訴我由於健康檢查的結果，醫生堅決不同意他乘飛機出行，他隻好放棄這個與中國學者交流的機會。安東尼·史密斯教授答復說，他由於年事已高已不再外出旅行，無法出席北京論壇，但是他向我推薦了他的兩位學生，也就是後來出席會議的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教授和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的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霍布斯鮑姆教授因論壇會期與他其他的計劃相衝突，所以無法出席，他是研究歐洲民族主義的一位具代表性的資深學者，非常可惜失去了一次向他當面請教的機會。我曾多次設法聯絡《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作者安德森教授，他在康奈爾大學的同事告訴我，安德森教授居住在東南亞“某處”多年，無法聯繫到，這使我感到十分遺憾。華盛頓大學的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是研究中國彝族的著名學者，因為會期與他的日程有衝突他也無法出席這次論壇的活動。
        在這個聯繫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我聯繫了和吉伯淖教授合編The
Ethnicity Reader的約翰·雷克斯（John
Rex）教授，但是他回郵件表示，因為他不贊同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所以不能出席在北京舉辦的這次論壇，而且他還給我邀請的其他外國學者發送郵件，要求他們一致抵制這次會議。在外國學術界有些政治上比較偏激的學者，我認為這也並不奇怪，但我隨後就收到澳大利亞的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教授給我並轉發所有被邀請學者的信函，表示他完全支持這次論壇的主題，呼吁大家理性看待這次純學術性的對話論壇並積極參與。馬克拉斯教授早在1964年就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後來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文化大革命”後直至近幾年仍堅持在該校任教，他非常熟悉中國社會，對許多問題能夠做出理性客觀的判斷。我和他相識多年，這次論壇自然他也在被邀之列。我對那次他對論壇的支持一直非常感激。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長期研究美國族群認同問題的奧爾巴（Richard
Alba）教授也接受了邀請。他出版的Ethnic
Identity是解讀美國白人族群性的經典之作。我同時也邀請了奧爾巴教授的學生，畢業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的周敏教授。據我所知，周教授是改革開放後留學美國的社會學專業的學生中的一個主修ethnicity的大陸學生，她的博士論文China
Town在美國出版後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我在2000年在洛杉磯分校授課時與她有多次交流，我相信作為長期生活在美國研究少數族裔的華人學者，她一定可以為這次論壇帶來一些特殊的視角。我也聯繫了在夏威夷的杜磊（Dru
C. Gladney）教授，1980年代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學留學，後來因出版Muslim
Chinese和後續著作成為研究中國穆斯林群體有影響的美國學者。戈倫夫（Tom
Grunfeld）教授是美國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我從1983年就與他相識，他在1987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在國內也有中譯本。德國的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是歐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專家，我曾協助把他研究彝族民營企業的專著《涼山彝族企業家》（民族出版社，2005年）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他們都積極表示願意出席論壇。
        我們在關注歐美學者的同時，也邀請了亞洲和中國港臺地區研究族群問題和宗教問題的幾位著名學者。印度是亞洲的另一個古老的國家，是佛教的發源地，也是族群關繫比較復雜的國家，這次論壇邀請了三位印度學者：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教授、奧門（T．K．Oommen）教授和阿尼塔·夏爾瑪（Anita
Sharma）教授。慕克吉教授是印度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所長，是研究印度族群問題的資深學者;奧門教授和夏爾瑪教授的主題則是宗教共存。中國香港大學的白傑瑞（Gerard
Postiglione）教授是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教育的專家，在這個領域出版了多部專著並主編有關民族教育專題的英文期刊。曾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馬來西亞學者陳志明（Tan
Chee-Beng）是研究馬來西亞族群關繫的專家，他出版的關於馬來西亞華人變遷史和族群政策的著作是這一專題的核心文獻。中國臺灣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是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的學生，他是研究中國西部族群認同現狀與演變史的著名學者，他出版的《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等著作在大陸十分流行。韓國的金光億教授是費孝通先生的老朋友，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韓國人類學會會長，自1995年我們在北京大學舉辦屆中國人類學高級研討班開始，他一直和我們保持密切聯繫，曾出席我們組織的2004年北京論壇的活動。以上這些學者都被邀請出席了2007年的這次北京論壇。令人遺憾的是，出席了2004年論壇的另一位費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東京大學的中根千枝教授，因為國內其他事務未能出席這次論壇。
        這次分論壇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族群/民族問題，另一個是宗教問題。由於我本人對宗教研究的學者不很熟悉，所以在討論邀請名單時，我咨詢了近期曾在美國貝勒大學從事過博士後研究、到北大任教的盧雲峰老師。這次宗教專題邀請到的學者有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貝克爾（Eileen
Barker）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專門研究中國宗教問題的羅伯特·韋勒（Robert P. Weller）教授、美國貝勒大學的約翰遜（Byron
Johnson）教授、中國香港城市大學的梁景文（Graeme Lang）教授和中國臺灣中研院的黃樹民教授。黃教授的演講題目是“Religion as Mean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a Yunnan Chinese Village in Northern
Thailand”，介紹泰國北部一個華人村落如何通過宗教活動來實現文化再生產。這次論壇有些遺憾的是還有兩位國外大學的學者提交了論文摘要，但終未能出席。一位是愛丁堡大學的約瑟夫（John
E. Joseph）教授，另一位是土耳其中東理工大學（Middle East Tech Univ.）的達吉（Ihsan D.
Dagi）教授。
        來自國內的學者共有12
位。廈門大學的李明歡教授是研究歐洲華人社會的專家；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是新疆問題專家；南京大學的範可教授對福建的回民社區開展了深入調查；中山大學的周大鳴教授、雲南民族大學的和少英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的潘蛟教授，都是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梅仁毅教授是研究美國族群問題的專家。這次分論壇有5位學者來自北京大學，寧騷教授是研究世界民族問題和民族政策的專家，王銘銘教授對福建民間社會進行過詳盡的民族志調查，方文教授是研究國內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專家，於長江和我本人曾長期在西部民族地區開展實地調查。
        從以上的出席者名單來看，說得上是“群星燦爛”。雖然仍有好幾位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學者未能到會，但據多名參會學者告訴我，這已經是許多年來他們出席的品位、著名學者人數多的一次盛會。北京論壇的開幕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開幕式結束後，各分論壇在人民大會堂各廳分別舉辦了階段的學術講座。第二天的學術講座則回到北京大學校園，在英傑國際交流中心舉辦，北京大學各院繫的教師和學生也旁聽了各分論壇的精彩學術報告。這是非常忙碌和興奮的幾天，也是在學術上收獲極大的幾天。我相信許多與會者也有同感。香港大學的白傑瑞告訴我，他在許多年前讀本科時就在讀格萊澤教授的著作，這一次終於有機會見到本人，感謝北京大學為大家提供了這次難得的交流機會。
        還在論壇正在進行的期間，我們請來的許多國外學者便紛紛被北大其他院繫和兄弟院校邀請去做講座或交流，當時的燕園充滿了濃厚的學術氣息。由於格萊澤教授是次訪問北京，論壇結束後我便陪同他和他的夫人遊覽頤和園，他雖然年近90歲，但是精神非常好，一直步行上了佛香閣。我們除了討論中國和美國的族群問題外，還商定了在2010年共同在波士頓組織一次中美學者的族群研究的研討會，把研究對像的地域限定在中美兩國，由他和我分別組織美國和中國的參會學者團隊。這次研討會如期於2010年在波士頓塔夫茲大學召開，有6名中國學者出席，研討會獲得圓滿成功。塔夫茲大學的研討會可以說是2007年北京論壇的一個副產品。
        自從論壇的活動結束以後，我便考慮如何爭取將這次分論壇的論文彙編成文集出版，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件事一直拖延下來。個原因是有些與會學者僅提交了發言的摘要，會後多次催促也未能得到他們發言的全文。第二個原因是論文的翻譯也拖了一段時間。在2007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學開設的“民族社會學”研究生課程上，我鼓勵選課的研究生們把翻譯這次分論壇的論文作為這個課程的期末作業，所以有部分論文在2008年初由學生譯成中文。第三個原因是缺乏出版資助，我找到北京論壇組委會的負責人，希望得到出版經費，但是始終沒有結果。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出版論文集這件事就拖下來了。
        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2012年我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主編一套《21世紀中國民族問題叢書》，已先後出版了12本。近期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我決定把2007年北京論壇的“族群交往與宗教共存”分論壇現有的論文譯文整理出來，作為這套叢書之一正式出版。
        我把計算機裡保存的這次分論壇的材料梳理了一下。我先後共收到了完整論文25篇，其中國內學者會後提供的中文論文8篇，其餘17篇英文論文的中譯本的質量參差不齊，需要進行校對。我便請了兩位過去的學生王娟和王凡妹幫助我承擔校對工作。後篩選彙集成了大家面前的這本文集。
        在校對這些論文的過程中，我感到論文當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和思路，在今天仍然極具啟發意義。如格萊澤教授討論的“雙重國籍”問題，慕克吉教授介紹的印度“民族構建”中的基礎概念和邏輯，吉伯淖教授對加拿大、英國和西班牙在處理民族多樣性時的政策比較，馬克拉斯教授對澳大利亞土著人政策演變的討論，白傑瑞教授對中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的分析，金光億教授對大米在韓國民族主義構建中像征意義的討論，王明珂教授對中國藏彝走廊居民認同意識的調查，李明歡教授對勞動力國際化的分析，韋勒教授、夏爾瑪教授和方文教授等對中國和印度宗教現像的分析，等等。這些議題對於我們理解今天世界上各國的族群問題與宗教問題提供了深刻的觀察分析思路和大量豐富生動的案例素材，對於國內學者思考和研究這些專題無疑會有特殊的啟示意義和示範效果。
        我非常感謝北京大學舉辦的北京論壇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次千載難逢的高層次學術交流的機會，我也非常感謝所有參加這次分論壇的各國家或地區的學者，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使這次分論壇獲得完滿的成功。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終會越變越好，但是在此之前，我們不得不面對社會中各種復雜、尖銳的族群矛盾和宗教衝突，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擔負的社會責任必然是十分沉重的，希望這本以族群關繫和宗教共存為主題的論文集對於大家思考和研究世界和中國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能夠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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