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醫藥上有一句諺語：“世界上無所謂病，隻有病人。”《世紀病》的作者喬治·勒公德把現代青年的騷亂歸之於現代社會的和思想上的騷亂；這無異是“世界上無所謂煩悶，隻有煩悶的人”的看法。固然，我們承認他有理。在一班所謂健全的，尤其是享受慣溫和的幸福的人眼中，煩悶者是失掉了心靈均衡的病人。然而要知道，煩悶的人是失掉了均衡，正在熱烈地尋找新的均衡。他們的欲望無窮，奢念無窮，永遠不能滿足，如果有一班自命為煩悶者，突然會恢復他們的寧靜，那是因為他們的煩悶，實在並不深刻，而是表面的、膚淺的。真正在苦悶中煎熬的人絕不能以一種答案自滿，他們要認識得更透徹、更多。他們怕找到真理，因為從此以後，他們不能再希望一個更高卓的真理。唯有“信仰”是盲目的，煩悶的人永遠悲苦地睜大著眼睛。

每個人在他生命中限制自己。每個人把他要求解決的問題按照他自己的身份加以剪裁。這自然是聰明的辦法。他們不願多事徒勞無益的追求。實在，多少代的人類曾追求哲學、倫理美學等的理想而一無所獲!然而沒有一個時代的人類因此而停止去追求。因為他們覺得世俗的所謂“穩定”、“寧靜”、“平和”，隻是“死”的變相的名稱。“死”是西方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們執著“生”。

煩悶的現像是多方面的，又是隨著每個人而變動的。從粗淺的事情上說，每個人想起他的死，豈不是要打一個寒噤?聽到人家敘述一個人受傷的情景而無動於衷是非人的行為。因為，本能地，人類會幻想處在同樣的境地，受到同樣的痛苦。同樣，一個人在路上遇到出殯的行列，豈非要兔死狐悲地哀傷?一切的人類真是自私得可憐!這自然是人類煩悶的一種原因，心理病學家亦認為煩悶是一種感情的誇大，對於一種實在的或幻想的災禍的反動，可是認為煩悶是對於不測的事情的簡單的恐怖，未免是膚淺的、不完全的觀念。

因此對於病態心理學造詣極深的作家，如保羅·布爾熱（PaulBourget）亦不承認心靈上的病，是完全由生理上的病引起的。生命被威脅的突然的恐怖，在原始民族中，確是煩悶的原因。可是民族漸漸地長成以至老大，他的煩悶亦變得繁復、精微，在一班普通人的心目中也愈顯得渺茫不可捉摸。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然承認有若干病的影響存在著，但除了病態心理學家的物的解釋以外，還有精神上的現像更富意味。

人類在初期的物質恐怖以後，不久即易以形而上的恐怖。他們怕懼雷鳴，遠在怕懼主宰雷鳴的上帝以前。原始時代的恐怖至此已變成煩悶，人類提出許多問題，如生和死的意義等。被這些無法解答的問題擾亂著，人類一方面不能獲得寧息，一方面又不能度那豐富的追求生活，於是他祝禱遺忘一切。柏斯格說過：“人類有一種秘密的本能，使他因為感到苦惱的無窮盡而到外界去尋覓消遣與事業；他另有一種秘密的本能，使他認識所謂幸福原在寧息而不在騷亂。這兩種矛盾的本能，在人類心魂中形成一種渺茫的計劃。想由騷動達到安息，而且自以為他得不到的滿足會臨到，如果他能夠制勝他事業中的艱難，他便可直窺寧息的門戶。”

這種煩悶的形而上的意義固是極有意味的，但它還不能整個地包括煩悶。煩悶，在人類的良心上還有反響--與形而上的完全獨立的道德上的反響。例如，責任觀念便是煩悶的許多標識之一。假定一個作家在創作的時候，為使他的文章更為完滿起見，不應該想到的著作對於群眾將發生若何影響的問題，然而一本書寫完之後，要作家不顧慮到他的書將來對於讀者的影響是件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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