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慈善法史1532~1827

內容簡介

本書展現了從宗教改革到埃爾登伯爵卸任大法官一職期間的慈善法發展歷程，這一時期正是現代慈善法初具雛形之際。瓊斯先生詳盡闡述了宗教、經濟和社會等因素對慈善法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對慈善的界定以及近似原則的影響，並表明了程序性因素對界定法律中的慈善及其限界的重要性。

作者簡介

[英]加雷思·瓊斯（Gareth Jones），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唐寧英國法講座教授”，林肯律師公會高級律師。曾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劍橋大學聖凱瑟琳學院以及哈佛大學，1961年開始任教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972年被評為高級講師，1974年擔任劍橋大學唐寧英國法講座教授，曾兩次擔任三一學院副院長。英國科學院院士，並在1991年選任為荷蘭皇家藝術和科學學術學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有《慈善法史1532~1827》，並曾與羅伯特?戈夫（Robert Goff）合著《賠償法》（The Law of Restitution）。

呂鑫，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法學理論博士，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福利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中青年學科帶頭人，浙江省“151人纔計劃”入選者（第三層次），浙江省之江青年學者計劃入選者。研究興趣為法理學、憲法學、慈善法。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今中國慈善法制研究”，慈善法相關省部級（重點）課題七項，主持起草《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辦法》（草案）。慈善法制研究相關成果曾獲民政部政策理論研究二等獎一項。

序言
縮寫詞表
制定法表
判例表

慈善法史1532～1700
章引論：宗教改革前的慈善
第二章宗教改革與慈善法
第三章1597年與1601年《慈善用益法》
一普通法上的背景
二《慈善用益法》
第四章慈善的界定1545～1700
第五章慈善的特權1545～1700
一不完整信托文件的完善序言
縮寫詞表
制定法表
判例表

慈善法史1532～1700
章引論：宗教改革前的慈善
第二章宗教改革與慈善法
第三章1597年與1601年《慈善用益法》
一普通法上的背景
二《慈善用益法》
第四章慈善的界定1545～1700
第五章慈善的特權1545～1700
一不完整信托文件的完善
二近似原則的適用
三剩餘財產的處理
四限制地產所設立的慈善用益可強制執行
五大法官將親審（即便涉案財產價值低於40先令）慈善用益之訴
六強制執行慈善遺贈之訴不得發回教會法院
七慈善用益在受封人破產時的優先權
八慈善事務專員裁定用以設立慈善用益之地產歸屬於法人並不違反《永久經營法》
九財產清償中的優先權
十善意取得抗辯的限制

慈善法史1700～1827
第六章引論
第七章1736年《永久經營法》
一立法的背景
二立法的解釋
第八章1601年《慈善用益法》序言對慈善的界定
第九章1736年《永久經營法》對界定慈善的影響
第十章慈善的特權1700～1827
一不完整信托文件的完善
二近似原則的適用
三剩餘財產的處理
四財產清償中的優先權
第十一章慈善信托的強制執行1700～1827
附錄A衡平法院受理慈善案件的起訴書及答辯狀1350～1601
附錄B案件文書摘選
附錄C1597年《慈善用益法》
附錄D1601年《慈善用益法》
附錄E弗朗西斯·摩爾《〈慈善用益法〉解讀》劍橋大學手稿的書目注解
附錄F弗朗西斯·摩爾的注釋以及解讀開篇辭
附錄G《〈慈善用益法〉解讀》的案例
附錄H慈善事務專員調查的案件1597～1787
附錄I慈善事務專員裁定的案件1597～1787
附錄J1736年《永久經營法》
附錄K法院審理的“貧困親屬案件”
索引
譯後記

前言

序言

在這本書中，我嘗試著去勾勒從1532年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卸任衡平法院大法官之職到1827年埃爾登伯爵卸任大法官職位（Lord Eldon’s Chancellorship）期間的慈善法發展歷程，這段歷史也正是現代法律的輪廓逐漸浮現之際。而以往的著作對於英國法的各個部門如何受到時代力量的影響缺乏生動的敘述，本書的主要目標即是嘗試著描述出社會、經濟和宗教對慈善法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慈善的界定和特權發展的影響。
在摘錄原始文獻的過程中，我既沒有追求將當時的拼寫方式轉變為現代的拼寫方式，也沒有在翻譯佛朗西斯·摩爾（Francis Moore）著作中的法律法語時糾正其錯誤。但編輯的修訂和校正已經用方括號標注出來；縮寫也相應予以了詳述。序言

        在這本書中，我嘗試著去勾勒從1532年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卸任衡平法院大法官之職到1827年埃爾登伯爵卸任大法官職位（Lord Eldon’s Chancellorship）期間的慈善法發展歷程，這段歷史也正是現代法律的輪廓逐漸浮現之際。而以往的著作對於英國法的各個部門如何受到時代力量的影響缺乏生動的敘述，本書的主要目標即是嘗試著描述出社會、經濟和宗教對慈善法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慈善的界定和特權發展的影響。
        在摘錄原始文獻的過程中，我既沒有追求將當時的拼寫方式轉變為現代的拼寫方式，也沒有在翻譯佛朗西斯·摩爾（Francis Moore）著作中的法律法語時糾正其錯誤。但編輯的修訂和校正已經用方括號標注出來；縮寫也相應予以了詳述。
        在本書寫作的數年中，我得到了好友們諸多的幫助。我在此要特別感謝哈佛大學法學院J.P.道森教授（Professor J.P.Dawson）、S.E.索恩教授（Professor S.E. Thorne）和A.W.斯考特教授（Professor A.W. Scott）, 以及我所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S.J.貝利教授（Professor S.J.Bailey）和基督學院（Christ’s College）的D.E.C.耶魯先生（Mr D.E.C. Yale），他們在與我的學術探討中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並在學術上給予了我重要的幫助。我在此還要向我的妻子表示誠摯的敬意，她始終在我需要支持和鼓勵的時候給予我所需要的一切。

        加雷思·瓊斯
        三一學院, 劍橋
        196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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