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論奴役    

既然任何人對於其同類都沒有自然的權威，既然強力並不產生任何權利，那麼就隻有協議能作為人與人之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了。

格勞秀斯說過，既然個人可以轉讓他的自由去給某個主人當奴隸，為什麼全體人民就不能轉讓它的自由去給某個國王當臣民呢[20]？這裡有著許多模稜兩可的字眼需要加以澄清，但我們隻說一說轉讓一詞吧。“轉讓”就是“給”或“賣”。然而，一個人給另一個人當奴隸不是把自己送給別人，而是把自己賣給別人，至少是為了生計[21]。可是人民出賣自身又是為了什麼呢？國王根本無力為其臣民提供生計，反而是他自己的生計完全取自臣民，而且，拉伯雷說，國王可不是隨便一點東西就能過活的。臣民把他們的人身交付出去的條件竟是讓人把他們的財產也拿走嗎？我看不出他們究竟還剩有什麼。

有人或許說，專制者可以確保臣民相安無事[22]。我們姑妄聽之，可是如果國王野心膨脹將他們拖入戰爭，如果他的貪欲永無滿足，如果他的大臣欺壓百姓，所有這些都比臣民之間的紛爭更令他們痛苦，那麼他們從這種相安無事中獲得什麼好處呢？如果這種相安無事本身也是他們的一種不幸，那麼他們從中又獲得什麼好處呢？人們在牢房中也活得很安穩，難道能因此說活得很舒服嗎？被關押在山洞裡的希臘人在被獨眼巨人挨個吞喫之前也活得很安穩啊[23]。

誰要說一個人甘願無償地把自己送給別人，那純屬不可思議的無稽之談。即使有人這樣做，那也是在非理智狀態下做出的，單憑這一點就可斷定這種行為是非法的、無效的。誰要說全體人民會這樣做，就等於假設人民是一群瘋子：
瘋狂之舉不構成權利。

即使每個人都可以轉讓自己，他也不能轉讓他的孩子，孩子生來就是人，而且是自由的，他們的自由為他們自己所有，除他們之外，誰也無權支配他們的自由[24]。在他們成人之前，父親可以以他們的名義定出某些條件來保全他們，為了他們的幸福，但是不能不可挽回地、無條件地把他們送給別人，因為這種贈送是與自然的目的相悖的，也超越了做父親的權利。因此，一個專斷的政府要成為合法的政府，必須每一代人民都有權決定接受還是拋棄這個政府；可是這樣的話，這個政府就不是專斷的政府了。

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作為人的資格，就是放棄做人的權利甚至放棄自己的義務。對於一個放棄一切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有任何補償可言的。這種放棄是不符合人性的，是剝奪自己行使意志的一切自由，也是剝奪自己行為的一切道德性。後，如果一方面規定一種的權威，另一方面規定一種無限的服從，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自相矛盾的約定。如果我們有權對一個人索取一切，那麼我們對於他是沒有任何義務的，這種既不對等也無交換的條件所導致的是約定的無效，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既然我的奴隸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既然他的權利就是我的權利，那麼他還可拿什麼權利與我交換呢？這種我與我本人交換的權利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字眼。

格勞秀斯和其他人[25]從戰爭中得出了所謂奴役權的另一起因。他們認為，勝利者有權處死戰敗者，戰敗者可以犧牲自由來換取生命；既然這一約定於勝敗雙方均有利，所以更為合理[26]。

可是很明顯，這種所謂處死戰敗者的權利無論如何不是源於戰爭狀態。生活於原始的獨立狀態的人相互之間沒有一種足以構成和平狀態或戰爭狀態的經常聯繫，僅此一點就說明人不是天然地為敵的[27]。造成戰爭的原因是物的關繫而非人的關繫，而且由於戰爭狀態不能產生於簡單的人的關繫，而僅僅產生於物的關繫，所以私人的或人對人的戰爭既不可能存在於自然狀態，因為那裡沒有固定的私有財產，也不可能存在於社會狀態，因為那裡一切都處於法律的權威之下。

個人之間的爭鬥、決鬥、衝突等行為均不能構成某種狀態。至於為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的詔書所容許和被“上帝和平運動”[28]所禁止的私人戰爭，它們都是封建政府的濫用權力，是一種違背自然權利的原則和一切良好政體的荒謬的制度[29]，如果它稱得上一種制度的話。

戰爭不是一種人對人的關繫，而是一種國對國的關繫。在戰爭中，個人之間隻是偶然地成為敵人，他們的身份不是人，甚至不是公民[30]，而是士兵；不是祖國的一員，而是它的捍衛者。後，鋻於不同性質的事物之間不能確定任何真正的關繫，所以每個國家的敵人隻能是其他國家，而不是某些人。

該原則甚至符合自古確立的準則和所有文明民族的一貫做法。宣戰與其說是對掌權者下的通知，不如說是對其臣民下的通知。外來者，不論他是國王、個人還是人民，如果他搶掠、殺害或拘禁臣民而不對君主宣戰，他就不是敵人，而是強盜。即使在戰火連天之際，一個公正的君主掠取的是敵國所有的公共財產，但他尊重個人的人身和財產，他尊重構成他自己的權利之基礎的權利。由於戰爭的目的是毀滅敵國，隻要敵國的守衛者手裡還拿著武器，人們就有權殺死他們；一旦他們繳械投降，不再是敵人或敵方的工具，他們又成為普通人，別人就不再有權奪取他們的生命了。有時人們可以滅掉一國而不殺其一人，所以，如果一項權利不是戰爭的必須目的，那麼戰爭也不能產生這項權利[31]。這些原則不是格勞秀斯的原則，它們不是建立在詩人的權威基礎之上[32]，而是從物的性質引發出來，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

至於征服權，它的依據就是強者的法則。如果說戰爭不賦予勝利者以屠殺戰敗人民的權利，那麼，勝利者既然沒有這一權利，他奴役戰敗人民的權利也就失去了依據。隻有當無法將敵人變為奴隸時人們纔有權殺死敵人；因此，把敵人變為奴隸的權利根本不是來自於殺死敵人的權利[33]。迫使敵人犧牲自由來贖買別人無權支配的生命是一場極不公平的交易。將生死權建立在奴役權之上，又反過來將奴役權建立在生死權之上，這種惡性循環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假設存在這種生殺的可怕權利，我還是要說：
一個因戰爭而成的奴隸或一個被征服的人民對於其主人除了被迫服從之外，是沒有任何義務的。如果勝利者拿走與奴隸的生命等價的東西，那麼他對奴隸就沒有任何恩賜可言：
他等於殺死了奴隸，不是一無所獲，而是有利可圖。所以，他對奴隸遠遠沒有獲得強力所本應帶來的權威，和以前一樣，戰爭狀態在他們之間延續著，他們的關繫本身就是戰爭狀態的結果，戰爭權的使用意味著不存在任何和平條約。他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即便如此，這項協議也遠沒有消滅戰爭狀態，而是意味著戰爭的繼續。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問題，奴役權都是無效的，這不僅因為它是不合法的，而且因為它是荒謬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奴役、權利這些字眼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不論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還是一個人對全體人民，這種論調都是荒誕不經的：
我與你訂立一項完全由你承擔責任、完全由我享有好處的協議，隻要我高興我就遵守，隻要我高興你就得遵守。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問題，奴役權都是無效的，這不僅因為它是不合法的，而且因為它是荒謬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奴役、權利這些字眼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不論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還是一個人對全體人民，這種論調都是荒誕不經的：
我與你訂立一項完全由你承擔責任、完全由我享有好處的協議，隻要我高興我就遵守，隻要我高興你就得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