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V
前言   IX

第1章  什麼是社會契約
期望與社會契約  004
社會契約之於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  010
是什麼瓦解了社會契約？技術
和女性角色的轉變  018
社會契約面臨的新壓力：老齡化、
人工智能和氣候變化  023
社會契約將何去何從  026

第二章 兒童
人盡其纔的經濟  031
家庭 VS. 國家與市場  034
發達經濟體的育兒方式  037
發展中國家的育兒方式  038
育兒方式與女性就業  039
育兒方式對兒童的影響  042
未來的家庭模式  045
 
第三章 教育
是什麼讓教育如此重要？  050
解決問題的能力與靈活性  053
重要的是早幾年  058
終身學習  062
應該由誰支付？  066
一個更加公平的教育制度  071

第四章 健康
界定全民醫療保健服務的保障水平  074
應當如何提供醫療保健服務？  075
醫療支出普遍在增長  079
醫療保健服務應如何分配？ 083
更加數字化的醫療未來  089
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平衡點位於何處？  092

第五章 工作
工作發生了什麼變化？  101
更加靈活的工作對勞動者意味著什麼？  105
未來的工作將有何變化？  107
社會契約應當如何變革？  111
設定收入底線  113
為靈活就業者提供保障  118
幫助勞動者調整適應  122

第六章 養老
老齡化和變化的勞動力市場  128
改革養老金制度的挑戰  131
延遲退休  133
將所有人納入養老金體繫  136
分攤風險與靈活退休  139
由誰來照顧老人？  142
在21世紀老去  144
死亡的尊嚴  147
養老費用支付問題  149

第七章 代際問題
生活水平：代與代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155
國家債務：留給下一代的“遺產”  157
環境“遺產”  159
定義代際可持續性  163
彌補環境損失  167
通往新的代際社會契約  170

第八章 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我們對彼此負有更多的義務  175
提高生產力  179
重新思考財政政策：我們如何為  
新社會契約提供資金？  181
面向企業建立新社會契約  189
新社會契約的政治性  195
邁向21世紀的新社會契約  200

致謝  203
注釋  205
圖表來源 263

“萬物分崩離析；中心難以維繫……一準是某種啟示已近在眼前……”
葉芝寫下這首詩時，次世界大戰的恐怖陰霾剛剛散去， 又正值 1918—1919 年大流感肆虐，他懷孕的妻子因為感染上流感而臥床不起。2016 年，“萬物分崩離析”這句詩被引用得比以往任何時間都要頻繁。1 當變革似乎勢不可當之時，人們從這首詩中捕捉到了某種不祥之感。近些年，2008 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動蕩餘波未停，世界政治分歧日益加劇，環保抗議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大肆流行。大動蕩時期，社會或將面臨徹底重組，而重組結果則取決於現有制度、當權者及主流思想。2
近年來，我看到很多設想、制度和規範逐漸崩塌，而正是這些設想、制度和規範塑造了我們所處的世界。我曾用 25 年時間致力於國際發展工作，親眼見證“讓貧困成為歷史”（making poverty history）運動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改善。人們的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世界上仍有不少地區的人們感到失望，這在政治、媒體和大眾話語中都有所體現。日漸加劇 的憤怒和焦慮情緒與人們的不安全感、對未來的無力感不無關聯。我很長時間以來從事研究的戰後國際合作體繫，也隨著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抬頭逐漸失去支持。
2020 年開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讓這一切格外凸顯。那些工作不穩定、沒有醫療保障的人所面臨的風險顯露無遺。從事 “基本工種”的人往往薪資，但沒有他們，社會就無法運轉， 我們對彼此的依賴也隨之顯現。沒有銀行家、律師，我們仍然可以生存，但我們不能沒有食品雜貨商、護士和安保人員。通過這場疫情，我們可以看出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不光是為了生存，還為了履行社會責任。
危機亦是新機。有些危機能帶來好的決策，讓社會變得更好， 比如為了應對大蕭條而出臺的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有些危機則會播下新問題的種子，比如一戰和 2008 年金融危機的應對不力引發了民粹主義反彈。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影響仍有待觀察，終它能否帶來社會的進步要 取決於現有理念和終的政治抉擇。3  經過大量閱讀、傾聽、思考和交流，我發現社會契約（即支配我們如何在社會中共同生活 的一套政策和規範）這一理念有助於理解和定義應對當前挑戰的可替代性解決方案。
目前，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以下簡稱“倫敦政經”）任校長。多年來，那些塑造了世界各地社會契約思想的理念中，很多都是出自這裡。關於經濟與社會關繫的思考由來已久， 費邊社及倫敦政經的創始人比阿特麗斯·韋伯和西德尼·韋伯是這方面的先驅。比阿特麗斯花費數年在倫敦貧窮地區搜集數據，親眼見證了貧困的影響。作為 1909 年皇家濟貧法委員會成員，她撰寫了一份持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報告，駁斥了英國嚴苛的 濟貧院制度和不成體繫的窮人保障項目。在該報告中，她認為英國應采取一種新社會契約：“保障所有性別和階層的人都能過上 合乎國民標準的文明生活，具體而言，年輕人能獲取足夠的 營養、接受培訓，體格健全的人能領取一份足以維持生計的工資， 生病的人能得到治療，喪失工作能力的人或老年人能維持一種基 本的、穩定的生活。”4100 多年後的今天，這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願望。
威廉·貝弗裡奇（1919—1937 年擔任倫敦政經校長）著有一篇影響力巨大的報告（即 1942 年發布的《貝弗裡奇報告》），其中反映了比阿特麗斯的觀點。貝弗裡奇在報告中提出把英國建設成現代福利國家，並設計了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繫，以及涵蓋收入、失業保險和養老金的一套綜合體繫。《貝弗裡奇報告》具有革命性意義，對英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進行了徹底重組。為了了解這一重組狀況，人們不惜排長隊購買，以至其發行量超過了以往任何一份政府文件。報告中的大多數建議在克萊門特·艾德禮擔任首相期間得到實施。艾德禮曾任教於倫敦政經，他之所以能夠當選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他支持《貝弗裡奇報告》。盡管韋伯夫婦和貝弗裡奇研究的對像是英國，但其觀點對整個歐洲、大部分後殖民世界，特別是印度、巴基斯坦、東亞、非洲和中東都產生了巨大影響。5
在接下來一次的社會大重組中，倫敦政經依舊居於核心地位。當時，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剛從維也納移居英國不久，是倫敦政經的教授，他於 1944 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後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哈耶克認為，貝弗裡奇所提倡的干預型政府會將社會拉向極權主義道路。他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市場效率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打下了基礎。1950 年，哈耶克離開倫敦政經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在那裡，他專注研究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其觀點影響了米爾頓·弗裡德曼，並為之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裡根的政治哲學以及他們對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的重視，都要歸功於哈耶克。6 哈耶克在中東歐也極具影響力，其著作被推動蘇聯解體的異見人士奉為圭臬。
隨後出現的“第三條道路”試圖定義一種新的方案，以替代費邊派的政府干預主義和哈耶克的放任型市場自由主義。1998 年，隨著安東尼·吉登斯（1997—2003 年擔任倫敦政經校長）的《第三條道路》出版，倫敦政經興起許多主張利用市場手段實現平等主義目的的理念。7 這些觀點得到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家的支持，包括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巴西前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以及南非前總統塔博·姆貝基等等。但在 2008 年經濟大衰退後，人們對“第三條道路”的支持冰消瓦解。經過這場金融危機，世界各地的中間派領導人逐漸被民粹主義者取代，“第三條道路”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因而，我們需要探求一種新模式。技術和人口的深刻變化挑戰著舊有的社會結構。氣候危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經濟重創揭示了，我們現有的社會契約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本書試圖釐清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嘗試對適應 21 世紀的社會契約提出新的見解。
本書提出的社會契約並非藍本，但我希望它能夠促進討論，為指引未來政策的發展方向做出一定的貢獻。本書覆蓋範圍廣泛，涉及問題繁多，試圖從全球性視角探討各類問題，有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我所述的觀點存在例外情況。本書大量引用經同行評議的期刊中的學術研究，分析統計 法對有時多達數百條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大多數專業資料的出 處已注明。我非常重視實證研究、專業知識以及嚴格縝密的辯論， 還就文獻中不同國家針對社會成員對彼此應盡的義務問題所采取的應對措施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這些判斷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我個人的家庭情況、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之上，並受到社會和國家的影響。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源於我對社會中機會結構的求知欲望。小時候，我常去埃及的村莊探望生活在那裡的表親，總能看到一些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但她們無法接受教育，隻能在田間辛苦勞作，對於自己將來會嫁給誰、生育幾個孩子幾乎沒有選擇。我擁有她們沒有的機會，這看起來有非常大的隨機性並且很不公平—我原本可能會成為她們中的一員，她們原本也可能輕易地成為像我這樣的人。20 世紀 60 年代，我家的大部分土地和財產被埃及政府收歸國有，我們移民到美國，也就是我父親求學的地方，我所面臨的機會由此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我的父親擁有化學博士學位，對他而言，學習知識是通往成 功的道路。“別人可以拿走你的一切，除了知識。”這是他經常重復的格言。當時的美國南部地區正處於廢除學校種族隔離所帶來的動蕩與緊張局面中，面向我們的教育機會參差不齊。為了與不同種族的學生一起就讀，我已記不清曾被校車送到過多少所學校。有的學校擁有優秀的師資，有的學校的頭等目標就是生存。每到周末，我母親就會帶我去當地的圖書館，它們是我的救星。我是好幾家圖書館的會員，因為每家圖書館都有借書上限，這樣 我每周就可以借盡可能多的書，然後窩在家裡的沙發上一讀就是很長時間，從書本中探索世界。
在攀登上教育質量的階梯之後，對機會結構的求知欲引領我從業於經濟學和發展領域，我曾先後在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 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英國央行任職。我喜歡大學，在大 學裡工作了 18 年，但我大部分的職業生涯還是與政策制定有關。特別之處可能是，我的工作足跡遍布眾多國家—從世界上貧 窮的國家，如南蘇丹和孟加拉國，到富有的國家，如英國區國家。我還與許多政界人士共事過—在英國，我擔任過工 黨政府以及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的常務秘書；在世界銀 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與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數百名政治家共事。這種作為政策學習者和政策從業者的視角將貫穿本書。
基於 25 年來在各大國際經濟機構的工作經歷，我認識到在不同國家間分享經驗大有裨益。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 特別是在某些問題上具有個性，比如社會契約中個人與集體的平 衡問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更注重個人自由；亞洲的一些國家傾 向於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偏好之上；歐洲國家則處於兩者中間， 試圖在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每一種共性背後都 存在許多例外，它們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我們 沒有正確的答案，有的是一繫列選擇和權衡，它們具有不同 成本與效益，並折射出多種價值判斷。
除了具有全球視角並聚焦解決方案，我還嘗試讓本書更加貼近個人。對我而言，社會契約的條款內容不是某種專屬於技術官僚和政策專家的抽像活動。有關教育體制的組織方式、醫療保健服務的資金來源，或者人們失業後的處境等政策選擇，對每一個人都意義重大。正是它們讓我與那些埃及農村女孩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本書圍繞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經歷的人生階段展開—育兒、教育、生病、求職和養老。我希望這種視角能讓這些重要問題通俗易懂，並且能鼓勵我們所有人對這些重大事項形成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