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朋友團體永念師友情誼
為先父梁漱溟輯錄整理其書信並出版,前後有四次。
1993 年《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書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這是次。
1996 年出版《梁漱溟書信集》(中國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 件。這是第二次。
2009 年出版《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大像出版社),收有書信268 件。這是第三次。此次為原色掃描印刷,分上下兩卷精裝,裝幀樸素大方,頗具收藏價值。
2017 年,《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由北京世紀文景公司出版,這是第四次。
此次收入往來書信集共761 件,超過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為其不同於前三次之一大特點。
“文革”浩劫與書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當時書信於現場遭焚毀的數量雖隻三四十件,但保存價值較大培、梁啟超、章士釗等先父之前輩來信,均具有一定學術價值,應留存於後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裝裱,卻反而引起*衛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舊”,遭焚毀,化為縷縷青煙與堆堆灰燼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書信於1966 年8 月24 日遭抄家時,與日記、文稿和衣被等同時被劫掠運走。待“文革”後半期,抄走之物件發還若干(當時被告知:發還之物必須領走,不得因缺損而拒收;未能發還者,概不得提索還要求),其中書信均已收入本書,至於未發還的有多少,已無從查清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書信罕見
先父收存之書信,有兩個時間段的甚為罕見。一是從事鄉建運動時期(1930—1937 年),二是奔走團結抗日、創建民盟與參與國共和談時期(1938—1946 年)。
從事鄉建工作時,多忙於下鄉指導學生,或至各地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工作,以及宣講鄉建運動意義與要旨,再加為學生授課,也要占用不少時間,往來書信收存之事難以兼顧。
參與奔走團結抗日、創建民盟前後,如有往來書信,其內容多有一定史料價值,如先父回憶在香港創辦《光明報》一事:
餘急草成《十大綱領》(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之簡稱。——輯錄者),並寫一長信,……信內重申“發表於會前,洽商於會外”之主張,而請求三事:(一)請決定迅速發表(擬在雙十*)。(二)請速定《綱領》。(三)請速定《宣言》(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經內地發來,當即遵照,不再往返。
這裡所說的那封長信,如今欲尋得之已絕無可能了。
看重師友書信之收存
從不見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畫——機會很多,且不難。因此家中從不見有名人字畫的存收或懸掛,而先父對師友昔日來信則甚為看重。
如在致陳政信中寫道:“頃從舊紙堆中檢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茲寄奉一閱,仍乞寄還為幸。”(1976 年12 月30 日)
又如致葉麟信中寫道:“近從故紙堆中忽揀得兄往昔從法國寄我兩封長信,特郵奉一閱。回首往事不覺五十餘年,曷勝今昔之感。所恨久別遠隔,不得與兄為一長談深談。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機緣否。”(1976 年8月10 日)
又一件致葉麟函中說:“我又從故紙堆中揀得兄往昔從法國來信,內中述及兄著書計劃,寄奉一閱。閱後乞寄回給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 年8 月)
對師友昔日來函之看重,實出於對師友情誼之難忘。
親師取友
師友昔日來信記錄了先父一生生活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親師取友。
他常向學生指出,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覺反省,“的方法就是親師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體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個相勉於人生向上的朋友團體,相互策勵終生。
先父任教北大頭兩三年,即先後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張難先等幾位先生,不恥下問,主動向先父表示願納交之意。他們交往是為了談學,談儒學,談佛學。儒學與佛學都是與人生問題密切相關的學問,他們正是因關心人生問題而談學的。這種共同的志趣使他們結交,且成為終生的朋友。當時先父不過二十多歲,而林先生等均長他十歲甚至二十歲,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嘗說:“我看他們都是在師友之間的。”既是師長,又是朋友;他們之間的情誼,可說是誼兼師友。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前後一二年,有北大學生數人與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與先父合影後,先父寫下這樣幾句話:“這是我同三個頂好的朋友葉麟、朱謙之、黃慶的照像,他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卻四個人年紀皆在二十幾歲,差不許多。我們相與並無所謂先生和學生,隻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見解並不相同,幾乎一個人是一個樣子,所以議論每多不合,但總覺得彼此相與是樂事。”
朋友團體形成始於此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末,先父提出了“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試作一種書院式的講學活動,而隨後就有人響應。除了幾位北大學生,還有北平之外遠道而來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維徹,海南島的雲頌天先生等。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願模模糊糊過下去的人”。當時大家同在距北大不遠的地安門吉安所(街道名),賃屋多間,過起同處共學的生活。以先父為中心的朋友團體的形成自此開始。這大約是1922—1923 年的事。
這個朋友團體自成立之日起,數十年間過的是一種團體生活,但並無什麼會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聯繫不斷,全賴“志同道合”四個字,即同有志於“人生向上”,而這正是這一團體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團體聚合地多有轉移
此後,隨先父與大家用心及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團體聚合之地多有轉移。
1924 年因先父接辦山東省六中高中,朋友團體遂轉往渮澤。
1928 年因接辦廣東省立一中,朋友團體成員多隨先父往廣東,進行教育改革約三年。
1931 年創建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於鄒平縣,朋友團體成員隨先父至此,成為農村工作的骨干或領導。此時又邀約數以百計的專家學者從城市至農村參與工作,同時又召集千百農村青年,經培養訓練回鄉開展地方自治試驗,為國家民主政治打基礎等工作。
好景不長。1937 年7 月7 日,日本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戰火燒及山東,鄉建院關閉,人員大部分留山東本鄉本土投入敵後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後方。
敵後朋友處境艱難
留在敵後的朋友處境艱難險惡。1939 年先父至敵後巡視及返回四川大後方之後,不斷傳來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 月,李星三同學代表所領導遊擊隊往偽軍駐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偽軍實為詐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 月初,公竹川同學被殺,棄尸無頭。公竹川曾在敵後引導先父及隨行人員,從蒙陰境群山間與敵周旋近月,終得衝出重圍,分手次日即發生此事。“嗚呼痛哉!彼時遊擊區內黨派紛繁,互相猜忌仇怨,蓋莫由確知其故雲。”(《紀念亡友公竹川》)(1987 年6 月12 日《中共臨沂地委組織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肅托’時被殺,實屬冤案……”)
同年9 月,先父自敵後返回四川大後方,又傳來黃孝方、李鼐等同學被害消息。“黃生在抗戰後極努力工作,然竟被誣為托匪而殺之!”
北碚終成朋友團體聚合與聯絡處
1937 年自山東撤往四川的朋友,經過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終尋得重慶北碚為落腳點,在此創辦勉仁中學、勉仁文學院及勉仁書院。從此北碚成為朋友團體的聚合地與聯絡處。
自有朋友團體之後,先父嘗說:“於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的一員。”“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後,朋友團體分別星散了。
1949 年重慶解放,先父創辦之中學、學院、書院均奉命由當地人民政府接管(當時政策是私人不得辦學)。先父1950 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團體隨之星散。大家同聚於北碚前後九年,至此成為過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於先父先後離開人世。
陳亞三先生因肺癌1964 年病逝於北京,終年六十九歲。
黃艮庸先生1966 年以“逃亡地主”莫須有罪名,遭*衛兵押回廣東老家,途中時遭“不是文鬥,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勞動改造,撿糞掙工分糊口。1972 年解除勞改回京。1976 年11 月病故。據艮庸先生家人說,先生曾表示願在京侍奉老師至百年後,然後返回故鄉終老,不料竟先於老師而去。先父對此嘗說:“艮庸自二十歲從遊於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隨我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鎬信,1976 年11 月27 日)
雲頌天先生於1970 年、1975 年兩度長途跋涉,自四川北碚來京看望老師。1983 年中風復發病故於重慶,享年八十二歲。據先生子女說,雲先生因中風已舉步維艱,仍多次囑子女為其購車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師。先父嘗寫道:“頌天為學懇切為己,師友儕輩無不欽重其為人。自1924 年遠從廣東海南島來投我,同學共處達數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頌天。”
先父暮年寫成《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懷念昔日師友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他生活中不可一日無師友,由此可見。
朋友團體之終結
1988 年6 月23 日,先父梁漱溟病逝於北京。此時朋友團體成員多早於先父身故,而如今起著精神領袖的中心又逝去,這一朋友團體走向後終結。回顧此朋友團體從開始形成,至後終結(1922—1988 年),歷時達六十六年。
現在中國社會與以前老社會不同。由個人相交而成朋友的,這是老的方式,以後朋友的關繫要生變化,不單是個人彼此的關繫,說朋友就是集團,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團,或自己創造集團。
這是先父上世紀30 年代初於朝會上向青年學生說的話(見《朝話》一書)。
先父與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領與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團體逐漸形成,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應,這是另一方面。兩方面的合力,使團體得以凝聚不散,遂實現了“創造集團”之事。在這創造中,先父的作用較多,自是當然。
“人生的意義在創造!”(《朝話·人生的意義》)先父與青年朋友們實踐了人生的意義。
關於家書
本書後一輯為家書之彙編。
說到家書,在寫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早的寫於1938 年,是先父初訪延安後,再至開封做短暫逗留,又到江蘇徐州寫成並付郵的。此時距著名的臺兒莊大會戰前約兩個月,徐州尚在中國軍隊守衛之中。此信寄達的目的地為日軍占領下的北平,而這時筆者兄弟二人正隨堂姐滯留於此。此時約在1938 年2 月中旬,華北已淪入日軍之手;此信當是經過蘇北、山東、河北等敵占區,然後纔到北平的。想不到這麼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經歷,而它被保留下來,至今已達七十九年!
自母親1935 年病故於山東鄒平後,父子三人聚少離多,書信成為父子聯繫的重要工具,而顯得更加可貴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沒,後隻尋回一部分,損失大部分;有幸劫後餘生的部分,就更彌足珍貴了。古人詩句“家書抵萬金”,借用於此,也是很合適的。
還要指出,先父寫示給我兄弟二人的書信,其珍貴之處何在?那就是他關心和教育兒女的指導思想與方法,有其獨到之處。如果讀者已為人父母,更請細讀這些家書,自然會有許多體會,從而受益。
記得在編成《梁漱溟日記》後,筆者曾在前言中寫下這樣幾句話:“這些日記是他全為自己備忘而寫,並無身後發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卻可為人們了解他,提供一個‘窗口’。發揮這種‘窗口’作用,就是將其彙編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幾句話用於《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一書,也是很合適的。
為使讀者能夠完整領略書信原貌,此書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書信格式復原了其本來的樣態,如為表對收信人的尊敬,其稱呼前有空格,或另行;為表自謙,寫信人自稱時字號小於書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後的附件為原信所有,此次一並收入。缺字、疑誤字以“〔 〕 ”標之,無法辨識者以“□”示之,缺損處以“( × 缺) ”並楷體說明。部分書信原本沒有標點,均由我一一添加補足。
輯錄與編成此書信集的過程,得到世紀文景何曉濤等同志全力協助,如果沒有他們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絕無可能的。因此應當在此表示感謝之意。
至於此書如有不當或差錯之處,還望讀者指出,以便改正。謝謝!
輯錄者梁培寬
於北大承澤園
2016年11月26日時年九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