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面對“傳統的發明”這樣一個新奇的題目，我們難免心生疑問：本應在時間的長河中緩慢積澱而成的傳統如何被發明、創造？本書的六位作者以一組精彩的論文告訴讀者，許多所謂的傳統實際上是為回應社會與政治的變遷而被建構出來的，它們貌似悠久，實乃晚近的發明創造。這些論文主要討論了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英國及其殖民地發明傳統的情況。
休·特雷弗—羅珀與普賴斯·摩根分別考察了蘇格蘭與威爾士構建民族像征物、重塑民族傳統的進程。面對英格蘭的統治及其語言、文化的入侵，蘇格蘭與威爾士的“愛國者們”力圖通過頌揚各自的民族特性來保持文化上的獨立性，並加強其民族認同。特雷弗—羅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紀的蘇格蘭並沒有獨立的傳統，所謂獨特的高地傳統乃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完成的追溯性發明。他著重揭示了蘇格蘭高地傳統的典型像征物——克蘭格子呢短褶裙的真實起源。蘇格蘭短褶裙的樣式出自英格蘭的工業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圖案區分氏族的想法則由投機的格子呢制造商們首創。耽於幻想、試圖通過想像與虛構來塑造高地文明的艾倫兄弟撰寫了《蘇格蘭的衣櫥》和《克蘭的裝束》，這兩本書憑借捏造的史實強化了克蘭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觀念，重構了蘇格蘭業已消亡的克蘭體繫。與蘇格蘭人創造高地傳統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爾士人文化發明的內容則更為豐富。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威爾士舊有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當地的學者和愛國者們自覺行動起來以保存、發展威爾士的事物。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追尋往昔，不斷地復活並改造傳統，甚至創造傳統，比如：復興衰落已久的威爾士詩歌大會；認定威爾士民族的凱爾特起源；提高威爾士語的地位，強調其純潔性，甚至將其描述為一切語言的根源；將英格蘭歌曲威爾士化，並創造威爾士歷史歌曲，從而把威爾士塑造成為古老的音樂之鄉；制造民族英雄馬多；保護地方風景，賦予其歷史與人文意義。這些嘗試共同構建出一種新的威爾士特性。
接下來的四篇文章轉向了政治傳統的發明。大衛·卡納迪恩分析了1820年至1977年間英國王室儀式精致化的過程，他將禮儀放置在廣泛的歷史背景之中考察其變遷，揭示儀式表演所暗含的意義。作者發現，英國王室盛典的“千年傳統”絕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紀70年代末期，英國王室儀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君主的真正權威逐漸衰落，卻成了民族的領袖，受大眾崇拜，被盛大的儀式慶典所環繞。若從國際環境著眼，此時國際關繫日益緊張，各國儀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競爭的手段。至20世紀前期，英國王室儀式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在一個發生劇變的年代，君主制禮儀成了表達連續性與穩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們描繪為悠久傳統的化身。
博納德·科恩與特倫斯·蘭傑的研究視野拓展到了英帝國的殖民地，討論了歐洲的傳統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關注的是，19世紀英國統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種向印度人展示英國之權威的儀式風格。1858年之前，由於莫臥兒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像征，英國人無法用像征手段將印度人吸收進他們的統治之中。因為存在文化差異，英國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禮儀時大大改變了其意義。1858年後，維多利亞女王被確立為印度的君主，為滿足直接統治的需要，英國統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認同中心，並且要以儀式、像征的手段將印度的王公貴族納入新的等級秩序之中。實際上，印度總督以歐洲的模式以及相關的禮儀創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貴族的等級，將印度王公變成了英國的爵士，以換取他們的忠誠。科恩重點考察了1877年的帝國集會，正是這次集會以儀式活動與像征手段展現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權威以及印度王公與女王的關繫。以往的研究僅將1877年的集會視作無聊的表演，科恩卻不這樣看。他認為，這次盛會奠定了一種儀式風格，成為印度人和歐洲人衡量公共儀式的標準，更意味深長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所采納的公共政治風格也深受其影響。
蘭傑闡釋的“殖民統治時期非洲傳統的發明”，展示了發明傳統的復雜圖景，它至少涉及三個層次。首先，為了將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轉變為一個令人信服的統治階級，殖民者不僅依靠軍事或經濟的力量，還通過移植或發明新傳統，來顯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發明出了一整套學校、職業和軍團等傳統，它們可以用來創造一個明確界定的等級社會，其中歐洲人發號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廣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況下，英國統治者創造了一個本土的君主制傳統。因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過不斷運用武力來實施統治，所以它需要尋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鄉村的酋長、村長和長老等人，而這種合作背後又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作為支撐，結果殖民者在帝國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這種意識形態。於是，行政官員對非洲人不斷灌輸國王幾乎就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神的觀念，並通過儀式活動使這樣的觀念更具影響力。再次，英國統治者還為非洲人發明非洲傳統，他們整理、傳播這些傳統，使原本靈活多變的習俗變成了確定無疑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歐洲輸入的發明性傳統不僅為白人提供了發號施令的模式，而且還為很多非洲人提供“現代”行為的模式，他們嘗試著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利用歐洲移植的傳統，以建立新社會。
除了以上各篇論文，本書的編者之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還撰寫了導論和後一章。在導論中，他為工業革命以來的發明性傳統做了理論上的概括。在後一章中，他試圖將傳統的發明這一主題應用於歐洲的其他國家，提出次世界大戰前的三四十年是歐洲大規模生產傳統的年代，這一時期深刻而迅速的社會變化，導致了新傳統層出不窮。這些傳統既包括官方創造的政治傳統（比如公共儀式、紀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眾運動、社會團體發明的各種傳統（比如五一勞動節、足總杯決賽、溫布爾登公開賽、校友協會），它們的出現或是強化了對國家的順從與忠誠，或是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以及中產階級的團體認同。文集通常給人以松散、拼湊之感，而霍布斯鮑姆的開篇與末章賦予了本書一種整體感，並使傳統的發明這一主題成為認識19世紀歐洲歷史的新視角。
在翻譯過程中，筆者深深嘆服各位作者的博學，文中詳盡的史料、堅實的論據、精闢的分析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將學術性與可讀性相結合，在充分論證學術觀點的同時，把一個個發明傳統的故事娓娓道來。因此，本書自1983年推出以來便不斷被重印，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術暢銷書。今天，“傳統的發明”一詞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它作為標題出現在許多不同種類的論文之中。

龐冠群
2008年7月

章
導論：發明傳統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英國君主制在公共儀式中展現出的盛大華麗，使人以為它是具有悠遠歷史的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正如本書第四章所證實的，現代英國君主制事實上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產物。那些表面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的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而且有時是被發明出來的。熟悉古老的英國大學裡學院情況的人將會記起此類“傳統”是如何在小範圍內確立的，盡管某些傳統，如聖誕夜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附屬教堂中舉行的一年一度的《聖經》選讀和聖誕頌歌節（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過廣播這一現代大眾媒體已變得家喻戶曉。這一認識構成了由歷史雜志《過去與現在》組織的一個討論會的出發點，並由此奠定了本書的基礎。
“被發明的傳統”這一說法，是在一種寬泛但又並非模糊不清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確實被發明、建構和正式確立的“傳統”，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暫的、可確定年代的時期中（可能隻有幾年）以一種難以辨認的方式出現和迅速確立的“傳統”。英國國王的聖誕廣播講話（確立於1932年）就是前一種傳統的範例；與英國足總杯決賽相關聯的實踐活動的出現和發展則是後一種傳統的代表。很明顯，這些傳統將不會同樣長久，但是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它們的出現和確立情況，而不是它們生存的可能性。
“被發明的傳統”意味著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像征特性，試圖通過重復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事實上，隻要有可能，它們通常就試圖與某一適當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建立連續性。一個突出的例子是，19世紀重建英國議會大廈時，有意識地選擇哥特式建築風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建議會會議廳時，同樣有意識地決定采取與過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圖。新傳統插入其中的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並不需要是久遠的、於時間迷霧之中遙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謂與過去決裂的革命和“進步運動”，也有和自身相關的過去，盡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斷，例如1789年。然而，就與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存在聯繫而言，“被發明的”傳統之獨特性在於，它們與過去的這種連續性大多是人為的（factitious）。總之，它們采取參照舊形勢的方式來回應新形勢，或是通過近乎強制性的重復來建立它們自己的過去。現代世界持續不斷的變化、革新，與將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構建成為不變的、恆定的這一企圖形成了對比，正是這種對比，使得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學家們對“傳統的發明”如此著迷。
此種意義上的“傳統”必須與支配所謂“傳統”社會的“習俗”清楚地區分開來。“傳統”，包括被發明的傳統，其目標和特征在於不變性。與這些傳統相關的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被發明的，都會帶來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動，譬如重復性的行為。傳統社會的“習俗”則具有雙重功能，即發動機和慣性輪。雖然它並不妨礙一定程度上的革新與變化，但顯而易見的是，必須與先例相適應甚至一致的要求，給其帶來了眾多限制。它所做的是，為所期望的變化（或是對變革的抵制）提供一種來自歷史上已表現出來的慣例、社會連續性和自然法的認可。研究農民運動的學者明白，一個村莊“根據亙古以來之習俗”對公地或是權利的要求，表達的往往並非是某種歷史事實，而是村莊在反對領主或其他村莊的不斷鬥爭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國工人運動的學者也明白，“同業慣例”或是職業慣例體現的並非是舊的傳統，而是那些工人在實踐中確立的權利；雖然這種權利產生的時間不長，但是現在他們試圖通過賦予其永久性來擴大或捍衛這一權利。“習俗”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因為即使在“傳統”社會，生活也並非永恆不變。習慣法仍然體現出將事實上的靈活性與謹遵先例相結合。我們所謂的“傳統”與“習俗”的差異在此顯現無遺。“習俗”是法官做什麼，“傳統”（這裡指的是被發明的傳統）則是與他們的實際行動相關聯的假發、長袍和其他禮儀用品與儀式化行為。“習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變了通常與其緊密關聯的“傳統”。
第二點必要的區分（重要性稍遜一些）是區別我們所謂的“傳統”與慣例或常規，盡管偶有例外，但慣例或常規並不具備顯著的儀式或是像征功能。很明顯，任何需要反復實施的社會實踐活動，為圖便利和效率，都往往會形成一套這樣的慣例和常規，它們將在事實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將這一實踐活動傳授給新的實踐者。這既涉及長期以來已為人熟知的實踐活動，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動（如飛機駕駛員的工作）。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為頻繁地發明、建立或發展有關此種慣例或常規的新網絡。當變為習慣、自動程序甚至下意識反應時，它們運行得好，為此它們需要恆定性，而這可能妨礙獲得另一種必要的實踐，即處理不可預測或不尋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這是常規化或官僚機構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個廣為人知的弱點，特別是在低級層面，在那裡，恆定不變的行為通常被認為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