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戴錦華教授作序推薦

《想像的共同體》，一部民族主義的顛覆之作，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學界聲名鵲起，至今餘波未散。思想生發的背後是個人成長與時代流變的交彙。《椰殼碗外的人生》將帶領讀者叩訪安德森的生命故事及歷史現場。正如戴錦華教授所言，這是一位學者的生命軌跡與心路歷程，是一段20世紀特定時段的歷史，也是一個重要思想生成發展的歷史。還原歷史語境，以獲得校準自身的可能。

跨地域之限，越語言之別，消文化之牆，破學科之界

“靜靜地坐在椰殼下，青蛙很快就開始覺得椰殼碗圈起了整個宇宙。對這個印像的道德判斷是青蛙無緣無故地心胸狹隘、迂腐守舊、深居簡出和自我滿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無法久居到安定下來，有別於眾所周知的青蛙。”安德森以跳出椰殼碗的青蛙自況。他在中國出生、英國求學、美國任教、東南亞考察；他是古典學出身、政治學博士，影響力遍及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他還是語言天纔、文學擁躉、電影愛好者……地理的、歷史的、語言的、規訓的邊界都無法束縛他旺盛的好奇心和熱情的思考。

如何規避現代教育與研究自有之縛，於現實困頓中明理求真

不同於一般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主要著眼於安德森的研究治學經歷。安德森見證了區域研究，尤其是東南亞研究在美國的興起；又經歷了學科劃分和教育體繫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近半生的時間都在東南亞三國——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進行實地考察研究。以歷史現場為底板，以親身經歷為線索，安德森主要評述了區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四方面內容，以期破除現存的學術盲信和迷思，其反思對當下的中國學界、教育界亦頗有裨益。

《椰殼碗外的人生》是享譽世界的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憶性著作。書中回顧了他幼年從昆明到加州再到愛爾蘭的輾轉，在伊頓和劍橋的求學經歷，在美國康奈爾的研究和教學經歷，在東南亞印尼、泰國、菲律賓的田野調查經歷，以及退休之後的種種新嘗試。本書是安德森應日本友人之邀而作，於2003年前後開始構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賴於其弟佩裡•安德森的促成，然書未面世，作者便於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瑪逝世。

回溯五十餘年的學術人生，安德森坦陳其以《想像的共同體》為代表的眾多學術成就的靈感與起源；直擊現代學術和教育體繫的弊病；反思認為全球化出路單一的普遍展望，為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解鎖更多可能。安德森一生經歷豐厚，他的寫作更是精妙幽默，富有個人魅力，不論是學者還是大眾讀者都會在本書閱讀中有所收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

全名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奧戈爾曼·安德森，全球知名學者，民族主義研究、比較政治學、東南亞研究專家，康奈爾大學榮休教授。1936年出生於中國昆明；1953年進入劍橋大學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學；1958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東南亞區域研究；1967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1983年發表代表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安德森的研究為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研究開拓了新局面，影響遍及幾乎所有人文社會學科，是理解當代社會的經典。

其他著作包括：《革命時期的爪哇》《鏡中：美國殖民時代暹羅的文學與政治》《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寫在前面/戴錦華

序

章 移動的青春

第二章 區域研究

第三章 田野工作

第四章 比較的框架

第五章 跨學科

第六章 退休與解放

跋

索引

章 移動的青春 

我對上學的初記憶始於大約1942年。我父親在舊金山不斷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親因為照顧丈夫和剛出生的寶寶而筋疲力盡，無力對付兩個精力旺盛的小男孩，當時我們總是吵個不停。因此，我們被打發到了縣立學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兩位嚴肅的斯堪的納維亞婦女管理的寄宿學校，在洛斯蓋多斯（Los Gatos）郊外，現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邊上。如今這所學校依然還在那裡，但小鎮已變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現在離鎮中心並不遠。美國對我們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們非常想念父母，還經常被體罰。我不幸經常尿床，校規迫使我幾乎每天都要錯過一節課來清洗我的床單，我為此遭到了無情的戲弄和欺負。我不記得在那裡學到過任何東西。

在我們一家回到沃特福德並設法在鎮邊買下一處房子之後，我和弟弟被送進一所貴格會小學。在我們鎮上，汽車當時是稀罕之物，因此，我們是坐由我母親那上了年紀、極其善良的園丁趕的驢車去上學。我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當我衝出校門時，撞上了踫巧經過的同樣一輛驢車。倘若是一輛汽車，我很可能已經喪命了，但因為是驢車，我僅僅摔斷了肩胛骨。

當我們男孩子可以騎自行車去上學的時候，我們就接觸到了階級鬥爭和宗教衝突。我們必須騎車穿過一個人口相對貧困的天主教社區。那裡的男孩認為我們是勢利小人，是半個英國佬和新教徒，時刻準備著干仗。下坡的路並不是很糟糕，因為我們可以騎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裝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輪到我們被這些家伙“搞定”了。當時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被仇恨，但那是在宗教、階級和種族偏見方面的一個有益教訓。現在，我對那所貴格會學校的記憶不多了，除了記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紅臉的數學老師，以致我經常逃學，對母親撒謊。我也是一個小團伙的成員，為首的是一個叫作菲奧娜（Fiona）的無法無天、體格健壯的女孩。

對我而言，重要的一份幸運是我母親做出的又一關鍵決定。愛爾蘭法律規定，兒童必須學習要麼愛爾蘭語（民族主義），要麼拉丁語（天主教）。我母親認為我去學一門幾近無人使用、唯有在國家西部邊遠地區纔有人說得流利的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的選擇是拉丁語。她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師——韋伯斯特夫人（Mrs. Webster），韋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婦女，是我遇到過的好的老師。雖然可能難以置信，但她讓我愛上了拉丁語，讓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有語言天賦。

後來我問我母親：“為什麼要選擇拉丁語？它甚至比愛爾蘭語更為過時。”雖然她本人並不懂拉丁語，但她知道正確答案：“拉丁語是絕大多數歐洲語言——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語，你就會發現掌握所有這些語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語文學相當偉大，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應該知道。”

然而，事實證明，我母親做這個決定還有一個原因。她認為那時的愛爾蘭學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兩個兒子去英格蘭上一所好的寄宿學校，這可以幫助他們進入出色的“公學”，以後進入大學。在這些教育機構中，拉丁語（與希臘語）是課程表中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們負笈離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後是我弟弟。去英格蘭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我們必須坐七小時輪船駛過以波濤洶湧聞名的愛爾蘭海，乘客一路嘔吐不停。我們在凌晨2點左右到達威爾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設法用幾杯熱可可或者馬麥醬取取暖，然後坐凌晨4點的火車前往倫敦，到那裡大約是10點鐘。在祖父家休整一兩天之後，我們就乘坐火車前往史凱特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於倫敦東南的小學校。

我僅僅在這所新學校讀了兩年，但強度很高，因為它專注於“塞滿”小男孩以使他們進入“公學”。壓力也來自我母親，她告訴我們，因為她是寡婦，主要依靠津貼生活，我們如果不能獲得獎學金，就不能去這些名校上學。我適時參加了伊頓公學為空出的十三個獎學金名額舉行的全國選撥考試（19世紀末，我外祖父也曾在那裡獲得過獎學金），名列第十二，讓大家驚訝不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競爭力，後來也參加了這個考試，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績。

對我而言，伊頓是一個奇怪的地方。絕大多數學生都是來自英國貴族和富商巨賈或者金融大鱷家庭，少數是來自前殖民地和現保護國的棕色皮膚的“王子”。“獎學金男孩”主要來自中產家庭，他們在單獨的一棟樓裡同住同喫，被迫穿一種特制的“中世紀”服裝。來自光鮮“家族”（House）的大多數孩子，我們隻在上課時纔會見到。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證了他們會有一個舒適愜意或者有權有勢的未來，認為沒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獎學金男孩”鄙視為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他們的“書蟲”。“獎學金男孩”大多很勤奮，以嘲笑他們的敵人“愚蠢”和勢利作為回應。他們也有自己的（智識）勢利，並且緊密地綁在一起。我從未在勤奮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學習過。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即使是鼕天，我們也必須早早起床，衝冰水淋浴，在後獲準喫糟糕透頂的英式早餐之前，先要上我們的節課。每天上午和下午，課程都是一節接一節，僅僅穿插以嚴格控制的體育運動和作業纏身的夜晚。我們漸漸意識到，這種高強度的一個原因是老師們堅信“無所事事者易作惡”（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的老話。他們知道，在一個全是男生的環境裡，被荷爾蒙困擾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時刻監督、保持體力耗盡，他們就會陷入千奇百怪的戀愛和性關繫之中。

課程設置對“獎學金男孩”而言尤其艱難，他們知道，或許他們必須再次獲得獎學金纔能進入牛津或者劍橋。伊頓的課程非常守舊素始終是語言——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以及後來冷戰期間的一點俄語。而這些語言又要依托於古代史、藝術史、少量的考古學以及以英國為核心的諸多比較近代史課程。沒有人類學，沒有社會學，沒有政治學。除上述課程以外，還有許多數學課，以及十分薄弱的、淺嘗輒止的化學、生物和物理課。不過當然，沒有性教育。

我隻記得兩位老師。一位是雷夫·佩恩（Raef Payne），一個教授英國文學、膽敢向我們介紹T.S.艾略特（T.S. Eliot）（那時他年事已高，並已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年輕人。這是我們對後愛德華時代文學的欣賞。通常的英國文學教學大綱主要涵蓋至19世紀末，課堂上的詩歌教學堅守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有限長度的韻式。那時候學習艾略特的詩歌是非常少見的，因為這不符合標準慣例。這位年輕老師還負責排演每年的校園劇，通常是莎士比亞戲劇，能很好地處理每當某個男孩被分配去扮演任何女性角色時總會出現的口哨聲加尖叫聲。“別犯傻了，”他會說，“在莎士比亞時代，所有女性角色的扮演者都是與你一樣的男生。”

另一位難忘的老師是令我們生畏的校長羅伯特·伯利爵士（Sir Robert Birley）。讓人喫驚的是，他講授的詩歌課非常精彩，大大增強了我對詩歌的喜愛。他並不是簡單地比較幾首詩，分析它們的不同長度或韻律風格，他會選擇一首詩，比如吉卜林的詩歌，分析其創作，解釋其歷史背景。同樣是他讓我明白了美和美德未必相同，寫出漂亮詩歌的詩人未必就是好人。

在這一環境中，弟弟和我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他專攻近代史，主要但不局限於歐洲近代史，而我則專注於語言和文學。讓我大開眼界的是對於從中世紀晚期直到19世紀末的法國文學盡管保守但繫統的學習。英語和法語是難互譯的兩種歐洲語言，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我立馬就感覺到了困難，卻也為獲準進入一個完全非英語的世界而倍感愉快。

相當大量的古代文學閱讀產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覺就像是沐浴在兩個偉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們獎學金學生被視為學校的學習精英，因此獲準閱讀幾乎任何東西，甚至是老師們經常因為尷尬而略過的色情文章。我們被訓練欣賞的古代文化與我們正被培養融入的當代文化相差十萬八千裡。雖然我們被教育要對我們的軀體感到羞愧、遮蔽我們的軀體，但古希臘的雕塑幾乎是徹底的、不加掩飾的裸體，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國，同性性行為依然是一種刑事犯罪，可能讓人遭受數年牢獄之災，但古代神話中滿是神愛上人類男孩或者年輕男子的故事。古代歷史上有大量關於年輕的戀人勇敢地同赴戰爭、死在彼此懷抱的例子。而且還有美麗動人的愛神，以及一個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氣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無味，心胸狹隘。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們接受過嚴肅的寫作訓練。我們必須練習用拉丁語創作詩歌，將英語詩歌翻譯成拉丁語。我們還仔細研讀過16世紀到19世紀的英語散文大師。後，必須用不同的語言熟記並公開朗誦很多詩歌。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俄語，甚至爪哇語詩歌。

但是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很幸運，差不多是後一批擁有這些經驗的人。到1950年代後期，背誦詩歌的做法幾乎消失了。被視為人文教育基礎的傳統廣義的古典學，也讓位於通常被認為更有助於事業、職業和現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語正在成為的“世界語言”，造成了這個世界的巨大損失。

在伊頓，我隻做過一件我依然引以為傲的事情。老師們經常搞體罰，認為體罰“讓我們堅強”。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級的孩子被允許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級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幫助之下，我說服了我的同班同學與這一傳統決裂。當我們成為高年級學生的時候，我們向所有低年級學生保證，不會再有抽打行為——很自然，我們一度頗受歡迎。

盡管伊頓很嚴格，它的假期卻足夠長。在我獲得伊頓獎學金的時候，我親愛的姑媽帶我去巴黎觀光了一周。我在旅館附近的一個報攤買了一本法國連環漫畫，無意間看到裡面有一幅讓我大為喫驚的畫面：泰山正在為簡縫制一些性感的叢林服裝。我始終認為是簡親手縫制了自己的衣服，從未想過泰山會做這樣的事情。在我向姑媽提及此事的時候，她大笑不止，因此我不得不稍作回擊：“法國有世界上好的設計師，他們全都是男人！”後來，我與一些校友在荷蘭騎車旅行，與我母親的好朋友一起過暑假，他們一個住在奧地利，另一個在瑞士和意大利邊境附近有一棟別墅。因此，我有足夠的機會在愛爾蘭和英格蘭之外尋找青春期的樂趣。

伊頓人可以到國外短期旅行，外國貴賓也可以來伊頓訪問。1953年6月迎來了蔚為壯觀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典禮，所有國王或者他們的代表都受到了邀請。然而因為太平洋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裕仁天皇不為英國公眾輿論所接受，但天皇十分年幼的兒子明仁則被認為適合出席。我們獎學金學生接到通知說明仁要造訪伊頓，我們必須好好表現以示尊重。實際上，我們大體上是相當不友善的，因為戰爭纔剛結束不久。但是當明仁到達的時候，我們大為震驚。他是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比我們稍大一點點，穿著普通的黑色服裝，走在兩個身材高大的蘇格蘭士兵中間，差不多就像剛剛被捕一樣。他幾乎默不作聲，缺乏自信，局促不安，非常溫和。突然間，我們中很多人都覺得，他在某些方面就像我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