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是聽說過“薩科—萬澤蒂事件”的。我7歲那年，薩科和萬澤蒂2人在波士頓的查爾斯監獄被以電刑處死。我當時除了知道這兩名意大利人是謀殺犯，以及監獄電椅接通電源時會出現一股強烈的電流——此時遠在15英裡外的我的家鄉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徹斯特東部所有地區電燈都會閃爍不定——以外我一無所知。當時年幼的我沒有任何理由去質疑他們的罪名，我甚至都沒有7歲小孩應該做的那樣對死刑心存疑惑。但當時我卻對這樣一個現像感到震驚：這兩名罪犯的死刑給成千上萬的家庭帶來陰影。
作為普羅維登斯市（Providence,R.I.）的一個年輕記者，我過去常常順路到瑪麗（Mary）和道格拉斯·達納（DouglasDana）開的那家二手書店的裡屋喝茶。道格拉斯是個面色紅潤的蘇格蘭人，每次看到我，他都會取出他新發現的初版書給我看，同時瑪麗則會預言道格拉斯將會保留這些書，永遠不賣。一個禮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樣給我看了一本書，這本書給我後來的報道生涯帶來了重大影響。那是馬裡恩·登曼·法蘭克福（Marion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納·傑克遜（Gardner Jackson）編著的《薩科和萬澤蒂的信》(The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聽說過“薩科—萬澤蒂事件”的。我7歲那年，薩科和萬澤蒂2人在波士頓的查爾斯監獄被以電刑處死。我當時除了知道這兩名意大利人是謀殺犯，以及監獄電椅接通電源時會出現一股強烈的電流——此時遠在15英裡外的我的家鄉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徹斯特東部所有地區電燈都會閃爍不定——以外我一無所知。當時年幼的我沒有任何理由去質疑他們的罪名，我甚至都沒有7歲小孩應該做的那樣對死刑心存疑惑。但當時我卻對這樣一個現像感到震驚：這兩名罪犯的死刑給成千上萬的家庭帶來陰影。
這就是道格拉斯·達納給我看那本書以前，我對薩科和萬澤蒂的全部印像。那是一本裝幀良好、印刷清晰的硬皮書。在草草翻閱後，我發現書中反復出現一個叫愛麗絲·斯通·布萊克韋爾（AliceStone Blackwell）的人。愛麗絲是一位女權主義編輯和作家，是露西·斯通（LucyStone）的女兒。從書中不難看出，愛麗絲與兩名罪犯是朋友。愛麗絲也是我母親的朋友，我曾讀到過一首我母親寫給愛麗絲的詩，這激起了我對愛麗絲的興趣，道格拉斯·達納也隻得無可奈何地把書賣給了我。
閱讀薩科和萬澤蒂的信件導致我後來連續7年都將業餘時間花在了對該事件的采訪報道上。為薩科和萬澤蒂被錯誤地定罪和處死的兇殺案找到一個最終答案成為我的心頭之癢。通過閱讀，我明白了罪犯被施以電刑時，刑房內所有的燈並不都會閃爍不定，以前的說法全是編造的。我閱讀了數不清的審判筆錄、判決後的書面證詞、上訴書、官方報道、對在世的案件負責人的采訪以及眾多在6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涉及該案的書籍，從這些閱讀中，我加深了自己對報紙的社會角色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