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分解與重構

內容簡介

本書溝通新聞學與歷史學，擴展視角，重現1905至1921年報界群體活動的史實。在用力搜集各類史料的基礎上，關注報界的結社和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維護行業公益等有組織行為，著重探察其包括職業群體自認和國民意識提升兩個層面的群體自覺進程，拓展了近代中國新興社會群體史研究。

作者簡介

趙建國，1972年生於湖北省當陽市，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史，傳播思想史。在《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篇。

緒論
一選題
二學術史
章報界團體的初建：1905-1910
節早期報人職業意識的演變
第二節團體發軔
第三節抵制報律
第四節交往與聯繫
第二章從區域聯合到全國聯合：1910-1913
節全國聯合
第二節黃金時代
第三章艱難中的奮進：1913-1916
節阨運及抗爭
第二節內外聯絡緒論
一選題
二學術史
章報界團體的初建：1905-1910
節早期報人職業意識的演變
第二節團體發軔
第三節抵制報律
第四節交往與聯繫
第二章從區域聯合到全國聯合：1910-1913
節全國聯合
第二節黃金時代
第三章艱難中的奮進：1913-1916
節阨運及抗爭
第二節內外聯絡
第四章復蘇與生機：1916-1921
節團體湧現
第二節全國報界聯合會
第三節中外交流
結語
後記
征引文獻
索引

在線試讀

章報界團體的初建：1905—1910
甲午戰前，報界規模和影響有限，處境尷尬。在報業發展過程中，傳統報人逐漸向新式媒介的職業人士轉變，展現出巨大的思想輻射力度和輿論擴張能量，思想認識、心理結構、行為方式發生明顯變化。1905年，上海《時報》首倡成立“記者同盟會”。時隔不久，天津報館俱樂部、上海日報公會、廣州報界公會、北京報界公會等報界團體相繼成立，組織程度大為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繫日趨密切，顯示了報界社會地位的上升及群體意識的初興。此後，報業人員除以報館為單位開展活動外，還運用團體組織形式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維護行業公益，表達意願要求，直觀地展示群體力量，產生廣泛而強烈的社會效應。
節早期報人職業意識的演變
由於身處社會邊緣，地位低下，代報人面臨嚴重的職業認同危機。伴隨報業發展，報人形像得以改善，社會地位穩步提升，獲取較為普遍的社會認同，自我認識也趨於深入。他們先以“耳目喉舌”自居，後以“第四種族”自譽，職業意識顯著轉變，為報界群體自認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末路文人
學人對中國報紙起源問題尚未統一看法和意見，但唐代已有原始形態的報紙，幾乎成為定論，足見中國的新聞事業源遠流長。不過，近代民族報業卻肇始於外國傳教士在華創辦的教會報刊，誠如已故報史研究奠基人戈公振所言：“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1815年8月15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的創辦，揭開了近代報業發展史的頁。由於清政府嚴厲取締傳教，該刊主要在東南亞華僑居住地區散發，每逢廣東省縣府鄉試時還被運回國內與宗教書籍一起分送。雖然《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內容並不重視“時間性”，與其說是“月刊雜志”，還不如稱之為“定期發行的（宗教小冊子）”。但它仍然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對於19世紀50年代以後中文報紙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遲至1833年，外國傳教士創辦的近代中文報刊開始進入中國本土。是年8月1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成為在中國境內出版的份近代中文報刊。至此，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辦報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除宗教性報刊外，來華傳教士、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還相繼創辦英文報刊與中文商業性報刊，形成在華外報網，直接刺激了中國民族報業的興起與發展。1873年，艾小梅在漢口創辦國人自辦的份中文報刊《昭文新報》。隨後，在上海、廣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陸續出現一批國人自辦報刊。至甲午戰前，累計約20餘種。章報界團體的初建：1905—1910
甲午戰前，報界規模和影響有限，處境尷尬。在報業發展過程中，傳統報人逐漸向新式媒介的職業人士轉變，展現出巨大的思想輻射力度和輿論擴張能量，思想認識、心理結構、行為方式發生明顯變化。1905年，上海《時報》首倡成立“記者同盟會”。時隔不久，天津報館俱樂部、上海日報公會、廣州報界公會、北京報界公會等報界團體相繼成立，組織程度大為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繫日趨密切，顯示了報界社會地位的上升及群體意識的初興。此後，報業人員除以報館為單位開展活動外，還運用團體組織形式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維護行業公益，表達意願要求，直觀地展示群體力量，產生廣泛而強烈的社會效應。
節早期報人職業意識的演變
由於身處社會邊緣，地位低下，代報人面臨嚴重的職業認同危機。伴隨報業發展，報人形像得以改善，社會地位穩步提升，獲取較為普遍的社會認同，自我認識也趨於深入。他們先以“耳目喉舌”自居，後以“第四種族”自譽，職業意識顯著轉變，為報界群體自認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末路文人
學人對中國報紙起源問題尚未統一看法和意見，但唐代已有原始形態的報紙，幾乎成為定論，足見中國的新聞事業源遠流長。不過，近代民族報業卻肇始於外國傳教士在華創辦的教會報刊，誠如已故報史研究奠基人戈公振所言：“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1815年8月15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的創辦，揭開了近代報業發展史的頁。由於清政府嚴厲取締傳教，該刊主要在東南亞華僑居住地區散發，每逢廣東省縣府鄉試時還被運回國內與宗教書籍一起分送。雖然《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內容並不重視“時間性”，與其說是“月刊雜志”，還不如稱之為“定期發行的（宗教小冊子）”。但它仍然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對於19世紀50年代以後中文報紙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遲至1833年，外國傳教士創辦的近代中文報刊開始進入中國本土。是年8月1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成為在中國境內出版的份近代中文報刊。至此，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辦報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除宗教性報刊外，來華傳教士、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還相繼創辦英文報刊與中文商業性報刊，形成在華外報網，直接刺激了中國民族報業的興起與發展。1873年，艾小梅在漢口創辦國人自辦的份中文報刊《昭文新報》。隨後，在上海、廣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陸續出現一批國人自辦報刊。至甲午戰前，累計約20餘種。
不僅如此，現代意義上的報人亦誕生於外報。鴉片戰爭之前，報館規模有限，人事至為簡單。如廣州的英文報館都隻有編輯一人，他不僅擔負整個報紙的文字工作，有時還要進行采訪活動。至於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報刊，往往隻有一名兼職的編輯。隻有少數中國人曾為外報撰稿和擔任發行工作，但還沒有一個人成為正式編輯。鴉片戰爭後情況大變。在華外報發展迅速，報館規模日漸擴張，對從業人員的需求不斷增加。不少外報主人清醒地認識到，為順利出版發行，必須借助中國人的力量。於是，中國人大量地參加外報的編輯工作。根據馬光仁等人研究，1857年創刊於上海的《六合叢談》開創由外人出面、國人辦報的“秉筆華士”模式，大大減少中國文人進入新聞事業圈裡活動的阻力，“麥家圈”的墨海書館培養了上海乃至中國早的一批報人，如瀋毓桂、王韜等人。
外人所辦中文商業性報刊，為擴展銷路，獲取利潤，使報刊盡可能地“中國化”，迎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聘請華人主筆也蔚然成風。以《申報》為典型代表的部分報紙，甚至將各項工作都委托華人承辦，蔣芷湘、錢昕伯、黃協埙、蔡寵九、蔡支佛、何桂笙、瀋飽由、姚竹君、張筱軒、錢明略、賴慧生、劉鶴伯、金劍華、雷曜、趙孟遴、潘正卿、黃憲生、瀋寅階、董筠孫、趙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先後從業於《申報》館。在這樣的背景下，報人作為一種全新的職業群體產生了。
19世紀70年代，各報館開始重視新聞采訪，招聘專職訪員，加大采訪力度，進一步刺激報人數量增長。例如，《申報》至1875年已經在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武漢、寧波、揚州等地增設特派訪員，及時報道地方新聞，還多次刊登招聘告白，擴充規模，並承諾“從豐酌送”薪金。
歐美近代報業，尤其是規模較大的高級報紙，在民眾心目中擁有很大的權威，成為輿論向導。如《泰晤士報》“人仰之幾如泰山北鬥，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社會對報紙極為重視，“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蟻附羶”，報人向被譽為“無冕之王”，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故懷纔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但批中國報人的境遇與外國同行適成鮮明對照，其社會地位的低下難以想見。“一般報館主筆、訪員在當時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中人仇視之，即社會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輕薄之。”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為其末路”的評語。
在物質方面，批報人收入相對微薄，工作與生活狀況極為艱難。雷瑨在回憶《申報》館的條件時聲稱：“房屋本甚敝舊，惟西人辦公處，尚軒爽干淨。吾輩起居辦事之室，方廣不逾尋丈，光線甚暗，而寢處、飲食、便溺等等，悉在其中，鼕則寒風砭骨，夏則熾熱如爐。難堪者，臭蟲生殖之繁，到處蠕蠕，大堪驚異，往往終夜被擾，不能入睡。館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僕人購於市肆，攜回房中食之。所謂僕人者，實則館中司閽而兼充主筆房同人差遣奔走，並非專司其事之館役也。薪水按西歷發給，至豐者不過銀，餘則以次遞降，之數，隻。而飲食、茗點、茶水、洗衣、剃發與夫筆墨等等，無不取之於中。生涯之落寞，蓋無有甚於此者。質言之，當日報館設備上之簡略、物質上之荒陋、金錢上之儉約，實與報紙內容成一正比例。”《申報》在當時各報館中還算是佼佼者，尚且如此窘迫，其他報館的情況大體可以想見。
報人所遭遇的輕視，還可從賣報難中略見一斑。賣報如同行乞。《上海報紙小史》和《上海閑話》中都曾有記載：“若在昔日，每日發行之報，無過數百份……每日出報，外埠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則必雇有專人，於分送長年定閱各家者外，其有剩餘之報，則挨門分送與各商店。然各商店並不歡迎，且有厲聲色以餉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則唯承受惟謹，及屆月終，復多方善言乞取報資，多少即亦不論，幾與沿門求乞無異！”梁啟超參與創辦的《中外公報》也曾經歷過“沿門乞閱時代”，數年之後，他在《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的演說中回憶說：“（《中外公報》）隻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隻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然謠諑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
潘公弼在論及批報人的社會地位時，深有感觸：“社會之視報人，或尊之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為報人；或鄙之為無聊，以其不務‘正業’，是則根本不了解報紙為何物。”其言不虛，道出報人社會地位低下的首要原因在於報刊影響力低下。中國人“幾不知新聞紙為何物，尚不知閱報為何事”，大都以為報刊僅僅是酒餘飯後之談助，“不覺讀報有何種利益”，“報不取值而猶乏人惠閱”。姚公鶴更是明確指出：“蓋社會普通心理，認報紙為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為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者大都是驛站雜役之專業，就邸宅抄錄印以出售與人，售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
早期報刊的社會影響力之所以相當有限，未能得到社會認同，與報刊的構成和內容頗有關聯。1898年以前，外資報刊占優勢，其中又以教會所辦者居多。據1894年耶穌會統計，中國共有中外文報刊76種，“十之六繫教會報”。而教會報紙在社會上的評價甚低。王韜曾致書友人說：“承索遐邇貫珍，但此糊窗覆瓿之物，亦復何用，徒供噴飯耳。此邦人士躐等而進，纔知學義，已矜著述。秉筆者半屬落魄商賈，饾饤末學，欲求其通，是亦難矣。”其餘外人所辦的中文報紙，則徒以營利為目的，無正當之主張，讀者視之為“洋商之一種營業”，遠離中國的社會現實，更無地位可言。
在內容方面，早期報紙“多侈陳海外奇談，以博閱者之莞爾”，不能引起讀者興趣。雷瑨對當時報紙的狀況極為不滿，曾尖銳地批評說：“所摭拾報告者，大率裡巷瑣聞，無關宏旨。國家大政事大計畫，微論無從探訪，即得之亦決不敢形諸筆墨。故報紙資料，大半模糊而瑣細。核其門目，約分數端：一為諭旨、奏摺、宮門鈔、轅門抄等，備官場中人瀏覽，藉知升遷降調之情形與送往迎來之事跡；蓋宦海之珍聞也。一為各省各埠瑣錄，如試場文字、書院題目與夫命盜災異以及談狐說鬼等等，備普通社會閱之，藉以為酒後茶餘之談助；蓋稗官之別派也。一為詩詞，彼倡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寫艷情，或流連景物，互矜風雅，高據詞壇，無量數鬥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綴報尾為榮，累牘連篇，閱者生厭；蓋詩社之變相也。此外如商家市價、輪船行期、戲館劇目等等，皆屬於廣告性質，藉便一般人士之檢查；是以遊客之指南針、旅人之捎遣品也。要而言之，其時開報館者，惟以牟利為目標；任筆政者，惟以省事為要訣。而總其原因，由於全國上下皆無政治思想，無世界眼光，以為報紙者不過為洋商一種營業，與吾儕初無若何之關繫。故《申報》雖為我國先創辦之新聞事業，而自同治末年迄乎光緒中葉，論說紀事無非老生常談，年復一年，絕鮮進步。”戈公振在撰寫《中國報學史》一書時，喟然嘆息：“吾嘗縱覽昔日之報紙，覺其材料之簡陋，與編輯之板滯，視今日報紙之副張，猶有遜色。”
此外，部分報人在生活方式、素養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也是導致社會輕視的重要原因。代報人大都由傳統士人轉變而來，難以脫離舊式文人的時尚習氣，而“各埠訪員，人格尤鮮高貴”，其“臧否人物、論列近事，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於刀兵，或揚頌權貴，為曳裙之階梯；或指斥豪富，作包苴之左券，行同無賴”。賴光臨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中評論道：“報人思想觀念陳腐如此，生活糜爛如此，欲求報業之盡其職責使命，自無異緣木求魚。”由落魄文人主持的各報館常起意氣之爭，勢必招致蔑視。“各報之間，既無公會，且少聯絡，當時並有一種風氣，各報喜於筆戰，誇己之長，蹈人之短，而所爭者乃極細微而無意識之事。自今視之，亦可笑矣。”
因為身處社會邊緣，報人的采訪活動和報道受到極大限制。《中國叢報》的編輯抱怨說：“在廣州，當一名報刊編輯，絕不是人們所想像的一種愉快工作。他們與文明社會隔絕，不能訪問當地居民的家庭，不能與社會人士交往，也不能出入法庭和社會機關，整日孤身獨處。我們所能得到的，隻是間隔很久、斷斷續續從國外寄來的郵件。我們被當成敵人或猛獸，一直處於警衛人員的監視之下。我們的活動，被限制在13行區域之內，隻有在特殊情況下，例如生病，纔能獲準到外面走動，而踫到你的每個路人，都要叫你一聲‘番鬼’。”此番訴說，未免有誇大其詞之嫌，卻能大致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至於中國報人，采訪同樣艱難曲折，報道新聞常受官員干涉，引起糾紛。《申報》主筆楊乃武即因開罪欽差被迫離開《申報》，江南提督譚碧理曾命人與《申報》交涉，禁止刊載關於他的消息，以至《申報》主人美查多次要求主筆“慎勿評品時事，臧否人物，以纓當世之怒，以取禁止之羞”。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申報》“對於社會上尋常細故，亦不敢發一妄語、發一過量語”。戈公振所言“甲午以前，報紙罕言政事，對於官場中人尤不敢妄加隻字”，可謂一語中的。
社會地位的低下致使報人面臨嚴重的職業認同危機，他們對所從事的職業諱莫如深，不敢以此自鳴於世。姚公鶴曾回憶說：“吾鄉瀋任詮君，光緒初年即就滬上某報之聘，轉輾蟬聯，至光緒末年而止，然對人則囁嚅不敢出口也。”澳門《知新報》在開創之初感慨：“至等秉筆政於市儈，無行者相伯仲。”更有甚者，部分報人對報業提出質疑：“筆墨生涯原是文人學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賡歌揚言，又不能在家著書立說，至降而為新報，已屬文人下等藝業，此亦不得已而為之耳。”王韜亦感嘆道：“韜逐臭海濱，為西人傭書，計非得已，然合此無可適者。欲為祿仕以謀升鬥，而疆場有事，不得不供驅策；男兒以馬革裹尸，誠為仕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身許國。壯志漸消，分陰可惜，拊髀自嘆，安能郁郁久居此哉！”
職業認同危機阻礙了報人的從業熱情，從而制約著民族報業的發展。“此時報館記者，並不以此為職業，不過公餘之暇，借此以為文字上之消遣而已。”相當一部分報人投身報業純屬無奈之舉，“大都借此樓息，待機投奔科舉之路”。蔡爾康便是因為“秋闈屢薦不售”，不得已而投身報界。加之科舉情結的籠罩和傳統觀念的束縛，很少有報人能安心於報業，“全國社會優秀分子，大都醉心科舉，無人肯從事於新聞事業。惟落拓文人、疏狂學子，或借報紙以發抒抑郁無聊之意興”。1884年，《申報》任主筆蔣芷湘考中進士後，隨即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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