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

內容簡介

現在印行的這個集子，就是以此次征文為主體，輔佐以部分三聯三十、五十周年店慶等特殊時點征約的舊稿，分類輯編而成。全集共收文章九十八篇。內分三輯：輯五十六題，為三聯部分骨干作者應約撰稿，可視為自外而內看三聯；第二輯十六題，為老三聯人和部分出版界同人的文章，屬於入乎其中的工作感受和歷史探討；第三輯二十六題，則是三聯書店成立三十周年（一九八七年）之際，與三聯書店前身的老三家書店，即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淵源較深的作者、編者等的回憶或紀念文章。當年的紀念集由香港三聯書店刊行，大陸甚為罕見，加上為紀念集撰稿的作者大多已去世，所以我們特意從那本集中精選了這組文章，既為紀念這些前輩，也為這本紀念集補充一段不可或缺的歷史記憶。

輯一
周有光懷念鄒韜奮先生
楊絳不官不商，有書香
季羨林我心中的三聯“店格”
黃苗子三聯書店的朋友們
王世襄三聯與我的“自珍”道路
黃裳我與三聯的“道義之交”
黃宗江但求讀書無禁——追蹤生活到三聯
唐振常舊邦新命賀三聯
陳志華此情可待成追憶
姜德明難忘三聯
陳樂民三聯印像
資中筠祝三聯獨特的文化傳統繼續發揚
王蒙回憶三聯書店諸友輯一
周有光懷念鄒韜奮先生
楊絳不官不商，有書香
季羨林我心中的三聯“店格”
黃苗子三聯書店的朋友們
王世襄三聯與我的“自珍”道路
黃裳我與三聯的“道義之交”
黃宗江但求讀書無禁——追蹤生活到三聯
唐振常舊邦新命賀三聯
陳志華此情可待成追憶
姜德明難忘三聯
陳樂民三聯印像
資中筠祝三聯獨特的文化傳統繼續發揚
王蒙回憶三聯書店諸友
曾昭奮我讀《生活》與《讀書》
錢理群我的感謝和感想
陳四益我同《讀書》
曹雷曹景行三聯和我們
劉再復三聯三代皆好友
周振鶴三聯於我
徐城北城市與農村
梁小民三聯是我的良師益友
錢滿素敢為人之先
徐友漁我的希望
朱正琳老字號的老
李零和三聯一起過生日
陳子善從三本書和一篇文說起
趙珩三聯給我深的印像
唐曉峰三聯書店印像
葛兆光寫書人對出書人如是說
趙一凡我與三聯二十年
李銳是這樣開始的
劉統君子之交
陳來我和三聯書店的交往
朱學勤舊社會的事
林達我是這樣認識三聯的
李力我做了一回三聯的“特約編輯”
汪丁丁三聯精神的現代意義
陳平原與《讀書》結緣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的出版
何懷宏騎車去三聯的日子
白謙慎三聯把《傅山的世界》推向中國知識界
楊浪傳說裡的“三聯”
許紀霖文化品牌纔是的財富
姜鳴我與三聯的圖文書
張鳴我與《讀書》
查建英記三聯二三友
陸鍵東歷痕與記憶
董炳月大地星空
陳徒手《讀書》給了我一生的寫作方向
秋禾那位於朝內大街號的“讀者服務部”
陳星燦給三聯說聲道歉
吳曉東 “你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
李皖試唱·緣起
王軍感謝三聯
楊早時間的力量
童翠萍我在三聯實習的日子
輯二
袁信之我與三聯的“半生緣”
王仿子六十年前中國出版史的重要一頁
倪子明三聯書店的歷史由來
歐陽文彬七十年滄桑話三聯
範用《讀書》三百期
範用《傅雷家書》的出版
範用相約在書店
藍真走上“為讀者服務”的道路
蕭滋三聯書店將進入第三個三十年
吳道弘火紅的日子
瀋昌文一點感想
董秀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張偉民追尋韜奮先生的足跡
陳萬雄浮光掠影說三聯
揚之水《讀書》十年·關於梵澄先生
王為松我怎麼會到這兒來了
輯三
夏衍祝賀三聯書店三十周年紀念
張仲實回憶三十年代的生活書店
沙汀 “摸老虎屁股”的故事
艾蕪衷心的祝賀
夏征農我和“讀書出版社”
李何林三聯書店給我的影響和幫助
薛暮橋回憶新知書店和《中國農村》
蔡尚思三聯書店的光榮歷史和光明前途
樓適夷祝“三聯”
臧克家戰鬥的集體
鄭易裡艾思奇和他的《大眾哲學》
孫曉村學習、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
駱耕漠關於新知書店的一二事
許滌新喜祝“三聯”的成長
黃源魯迅先生與生活書店
吳黎平祝賀三聯書店成立三十周年
千家駒回憶《大眾生活》在香港
端木蕻良生活的火花
羅蓀關於《文學月報》創刊的二三事
唐弢憶《太白》
戈寶權從讀者、撰稿人到編輯
史枚記《讀書與出版》和《讀書月報》
子岡憶鄒韜奮
瀋靜芷從四幅題詞說起
於光遠感想和希望
陳原一九三九年春桂林雜憶

在線試讀

輯一
懷念鄒韜奮先生
周有光
三聯書店鄭勇先生來談，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是三聯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日，準備出版一本紀念集，暫名《我與三聯》，請三聯的作者們寫稿。我義不容辭，因為我不僅在三聯出過書，還跟三聯的生活書店的創始人鄒韜奮先生有同學友誼。
書店的價值，不在它規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書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影響，是促進社會發展，還是促退社會發展。三聯的三家書店，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在抗日戰爭之前的三十年代，都對中國文化界的啟蒙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需要啟蒙運動，過去需要啟蒙運動，現在同樣需要啟蒙運動，這就是紀念三聯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的歷史意義。
鄒韜奮先生跟我是聖約翰大學的先後同學。他的同班至交劉鳳生先生是我夫人張允和的姑夫。由劉鳳生先生介紹，我家跟鄒韜奮先生時有往來。有一小段時間，我們三家和另外親友兩三家，一共四五家，每逢星期六晚上，相約到上海百樂門舞廳去跳舞。這一快樂記憶，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親友們，相約同樂，其樂融融。
當時上海有一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多種職業學校，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成績卓著。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志莘先生，一位是鄒韜奮先生。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新華商業信托儲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志莘先生擔任重新開張的新華銀行的總經理。王志莘先生原在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名叫《生活周刊》。鄒韜奮先生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後勤。我後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鄒韜奮先生是時代的曙光，他的事跡，既平凡，又偉大，值得不斷宣傳。他的進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今天中國與時俱進，需要多方面開創與時俱進的事業，特別是與時俱進的出版事業。我深深懷念三聯的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它們在六十年前留下了與時俱進的足跡，引導我們向未來繼續前進。
敬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繼承歷史的創業精神，擔負事業的時代責任，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不官不商，有書香輯一
懷念鄒韜奮先生
周有光
三聯書店鄭勇先生來談，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是三聯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日，準備出版一本紀念集，暫名《我與三聯》，請三聯的作者們寫稿。我義不容辭，因為我不僅在三聯出過書，還跟三聯的生活書店的創始人鄒韜奮先生有同學友誼。
書店的價值，不在它規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書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影響，是促進社會發展，還是促退社會發展。三聯的三家書店，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在抗日戰爭之前的三十年代，都對中國文化界的啟蒙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需要啟蒙運動，過去需要啟蒙運動，現在同樣需要啟蒙運動，這就是紀念三聯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的歷史意義。
鄒韜奮先生跟我是聖約翰大學的先後同學。他的同班至交劉鳳生先生是我夫人張允和的姑夫。由劉鳳生先生介紹，我家跟鄒韜奮先生時有往來。有一小段時間，我們三家和另外親友兩三家，一共四五家，每逢星期六晚上，相約到上海百樂門舞廳去跳舞。這一快樂記憶，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親友們，相約同樂，其樂融融。
當時上海有一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多種職業學校，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成績卓著。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志莘先生，一位是鄒韜奮先生。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新華商業信托儲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志莘先生擔任重新開張的新華銀行的總經理。王志莘先生原在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名叫《生活周刊》。鄒韜奮先生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後勤。我後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鄒韜奮先生是時代的曙光，他的事跡，既平凡，又偉大，值得不斷宣傳。他的進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今天中國與時俱進，需要多方面開創與時俱進的事業，特別是與時俱進的出版事業。我深深懷念三聯的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它們在六十年前留下了與時俱進的足跡，引導我們向未來繼續前進。
敬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繼承歷史的創業精神，擔負事業的時代責任，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不官不商，有書香
楊絳
解放前錢鍾書和我寓居上海。我們的刊物是《生活周刊》。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書店。我們下午四點後經常去看書看報；在那兒會踫見許多熟人，和店裡工作人員也熟。有一次，我把圍巾落在店裡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書店的電話：“你落了一條圍巾。恰好傅雷先生來，他給帶走了，讓我通知你一聲。”傅雷帶走我的圍巾是招我們到他家去夜談；囑店員打電話是免我尋找失物。這件小事喚起了我當年的感受：生活書店是我們這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生活書店後來變成了三聯書店。四五十年後，我們決定把《錢鍾書集》交三聯出版，我也有幾本書是三聯出版的。因為三聯是我們熟悉的老書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書香。我們喜愛這點特色。
我心中的三聯“店格”
季羨林
我常常感覺到，國有國格，人有人格，書店也有店格。這個“格”決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經過長時間的培育和醞釀纔逐漸被廣大群眾接受的。
我，作為一個老知識分子，經過了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把我心目中的三聯書店的“店格”歸納為八個字：清新、莊重、認真、求實。
我說“多年的觀察與思考”，年頭確實不少了。在解放前，同今天三聯書店的前身的幾個書店，我都或多或少地打過交道。五十年前，三聯書店一成立，我當時從歐洲回來隻有兩年，立即像老友重逢一樣，三聯書店成為我關注的對像。首先，我是三聯書店的讀者，他們出版的書，隻要與我的研究範圍有關，我一定閱讀。解放前，鄒韜奮先生是民主鬥士，不管他用什麼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的書，都充溢著新精神，促人向上，推人革命。解放後，這種向上的精神更為充溢。用三聯書店名義出版的書籍增加了我知識庫的內容容量，更新了我的知識面，振奮了我那前進的精神。這一點，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水遠感激三聯書店的。我想，廣大的中國和外國的讀者也會與我有同感的。
其次，我又是三聯書店的作者。一九四六年我回國以後，由於資料匱乏，我在德國進行了十年的學術研究工作，無法繼續下去。我被迫改弦更張；但是更改得不能太遠，太厲害，因此我選擇了同我原來在研究方向比較接近，而中國又能提供豐富資料的研究範圍：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有一本論文集：《中印文化關繫史論文集》，就是在三聯書店出版的。當時的三聯書店同人民出版社是兩塊牌子，一個內容。我猜想，正統的嚴格遵循馬列主義的書，就用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非正統的不太遵循馬列主義的書籍，就用三聯書店的名義，以示區別。我的書當然不會屬於前者，隻能用三聯書店的名義。老實說，這實在正中下懷。
後，我不但是三聯書店的讀者和作者，我還是它的編者。原來在若干年前，三聯書店和美國哈佛燕京社簽訂了一份合同，聯合推出《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我受聘為學術委員之一。本叢書隻收中青年學者的著作，要求頗高，審查極嚴。幾年來已經出版了三十六種書，內容新而又深刻，因此頗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歡迎。現在，中美兩國密切協作，學術委員們也都能盡上自己的力量，把這套叢書辦好。
我就是用上面說到的讀者、作者和編者的三重身份，同三聯書店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實際上要超過五十年。根據我半個世紀的觀察、考查、思考、對比、分析、綜合，我把我對三聯書店的印像歸納為上面提到的八個字：清新、莊重、認真、求實。我使用的是中國古代傳統的評論藝文、月旦人物的辦法，不長篇累牘、刺刺不休地去評頭論足，而是切中肯綮，抓住要害，用簡單的幾個字來表示我的意見，我並不是信口雌黃。
據說當前的中國出版界並不是很景氣，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據我這個不能算是內行人的看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社太多，出版的書籍太多。有一些大單位用種種化名創辦出版社，他們為的是什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出的書又疊床架屋，重重復復，甚至互相抄襲，結果是讀者上了當，一部分書業就會蕭條。
我希望三聯書店繼續發揚自己的優良傳統，戒驕戒躁，認真學習其他出版社的優秀之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永遠前進，永遠創新，用嶄新的面貌迎接即將來臨的一個新的世紀和千紀。
三聯書店的朋友們
黃苗子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我偷偷從家裡跑出來，到了上海，想參加抗戰。這是我次到上海。我到上海後，畫了兩幅抗戰漫畫，被瀋君怡先生看到，他與韜奮先生是德國留學時的同學，就把畫交給韜奮先生，結果真的在《生活周刊》上發表了，署名黃祖耀。這是我到上海後次發表漫畫作品。韜奮先生後來寫信給瀋君怡，還希望我繼續給《生活周刊》投稿。
這大概是我和三聯書店早的接觸。雖然此後沒再向《生活周刊》投稿，但韜奮先生對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作者如此關照，給我留下的印像幾十年不忘。此後，無論在上海還是在重慶，我經常到生活書店去看書、買書，記得重慶民生路上的生活書店裡買書看書的人很多。真正成為三聯的朋友，應該是從一九八○年開始的。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我次到香港，被招待住在香港三聯書店在紅磡的招待所，得以經常與當時香港三聯書店的老板藍真交流，談文化、談國內情況、談香港的歷史掌故，海闊天空。我在香港的朋友很多，經常受到邀請參加一些活動，為了方便長期往來，藍真便給我一個香港三聯書店高級顧問的聘書。說起來慚愧，我這個顧問，沒有為三聯書店做過什麼貢獻，白白掛了近十年的名頭，但藍真夫婦卻成為郁風和我的好友，長期互相通問往來。
正好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範用也到香港公干，藍真介紹我們認識。一見面，原來是熟面孔。那時在北京，我們的工作單位一度都在一個大院裡，經常在公共汽車上遇到。因為我習慣在車上看書，這個愛書的人就主動和我打招呼，問我看什麼書。我告訴他我是美術出版社的，看的是美術方面的書。此後，車上、大院裡見面，總要點點頭。當時，記不清是誰告訴我範用的一句名言：“我這個總經理隻管辦公室內的事，不管床上的事。”我就想，這個人很有意思。
與範用成了朋友以後，就更覺得他“很有意思”了。記得聽他講起過一件事：一個大學生偷了書，被“押送”到他的辦公室，經他“審問”，是個愛書的人，於是範用說：“這次就算了，書你拿走，錢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麼書就來找我，千萬不要再偷書了！”我能想像出當時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滾出的是燙人的話。
範用的藏書甚多，我們兩家相去又不遠，就經常到他家裡看書，還和他一起去看李一氓同志。他朋友多，朋友們一些不經意的話題，被他在不經意間變成了一本本的好書。《傅雷家書》就是樓適夷閑聊到傅雷教子後，被他發掘成書的。
大約是在認識了範用之後，我又成了三聯書店的作者——三聯創辦了《讀書》雜志，範用是創辦人之一，吳祖光的外甥女吳彬更是我家的常客，從那時到現在，她一直在《讀書》工作，加上馮亦代、丁聰都在那裡幫忙，我自然就成了《讀書》的作者。
範用之後是瀋昌文任總經理。與瀋昌文相識就更早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郁風參與了《新觀察》的創辦，而瀋昌文負責校對、編各工作。不過，共事時間不長，郁風因美協的工作離不開，瀋昌文似乎也另有高就，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就沒什麼來往了。直到“文革”後，由《讀書》和三聯書店把我們又聚到一起。他從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下來以後，交往似乎更頻繁了。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想見一次面不容易，於是他吆五喝六地安排一番，老朋友敘餐一頓，真是一大快事。
真正成為三聯書店的作者，是在董秀玉任香港三聯書店老總的時候，我在三聯出的本書是《無夢庵流水賬》。董秀玉的精明強干是讓我和郁風佩服不已的，似乎沒有什麼她辦不了的事情。記不清為什麼事，範用說：“這事到了香港你們就找董秀玉！”當時的香港稱內地人為“表叔”——取《紅燈記》“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而歪批之，有點看不起內地人。可她這位內地派駐干部，居然在香港、臺灣乃至韓國，廣交朋友，開出一片天地。
一九九二年，我和郁風從美國回來，在香港小住，忽然有人找我們，說韓國漢城三聯書店想邀我們辦展覽。這又是董秀玉的遙控策劃，此時，她已調回北京。漢城書店的老板是金明壕教授，因喜歡中國三聯書店的書而給自己的書店起名三聯。當時中韓還沒有建交，我們大概是首先在漢城辦展覽的中國大陸人。展覽辦得很成功，韓國的許多書法家、畫家參加了開幕式。我們還參觀了幾所大學，與當地學者交流。從此，我們就經常收到韓國的資料和展覽請柬，也與韓國漢學家、書法家通信。
一九八二年，香港光大圖書公司出版了我的《古美術雜記》，三十二開一百七十餘頁，還被臺灣書商盜版。不過，我自己不太滿意，由於多是舊稿，材料、觀點比較陳舊，再就是錯訛較多。一直想重新修改，雖做了些校訂補充，但一直也沒下決心大動干戈，一擱就十多年。一九九七年，已退休的範用把這本書推薦給孫曉林，孫曉林認為，做了那麼多工作，如果不能出版實在太可惜了。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圖書行情，我覺得很可能是個賠本的書。但在她的動員下，我還是開始動筆修改。二○○三年，經修訂補充，增加圖版，重新編排，《古美術雜記》搖身一變，成了十六開四百多頁的《藝林一枝》。還有一本《畫壇師友錄》，一九九七年在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北京三聯書店購到大陸出版版權，二○○○年出版。但由於成書時我人在澳大利亞，手裡沒有像樣的資料，許多繪畫作品竟是以很差的印刷品甚至黑白復印件制版的。出版後，責任編輯張琳似乎對原書不滿意。在準備重印的時候，我隻提出修改個別地方的文字，換幾幅圖，而張琳幾乎將所有的圖都換了，還補充了大量的新圖，重新設計。她從我家拿走了幾大提包的畫冊，還從別的地方借來畫冊，又補充替換了文章，於是纔有了增訂本的《畫壇師友錄》。
對於我的三聯朋友，我覺得，用“敬業”二字形容他們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務正業”——推薦我們到漢城辦展覽和董秀玉的出版業務有什麼關繫？漢城三聯與北京三聯一點關繫也沒有；範用“義釋”愛書人，更是“不務正業”。從他們那裡我感到的是“誠”，而且是“竭誠”。從當年韜奮先生對我這個剛剛十九歲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請，到今天的年輕編輯張琳的精益求精，說到底，都是對人對事的赤誠之心。
七十六年，四代人，都能守住一個“誠”字，不能不讓人敬佩。但願在浮躁、急功近利幾乎成為社會風氣的今天，這竭誠敬業之心能長久地傳下去。
三聯與我的“自珍”道路
王世襄
我自上世紀中期以後，便陷入逆境，並且越陷越深。經過學習和思考，逐漸認識到自己繫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小學至大學在洋學校讀書，工作後參與追逐被敵寇掠奪的文物，工作後獲得赴美考察博物館一年獎學金等等，以上無一不具備當深入審查之必要。因此事實俱在，理當如此，也就不該有怨天尤人之想了。理雖如此，能徹底認識上述道理，卻需要認真學習和思考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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