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一、論之有道

影視、影像與視覺：視覺人類學的“三重門”  

邊界與融合：論影視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的學科關繫

視覺人類學視野中的“影音文獻”

當代中國少數民族“主位”電影創作研究

二、行之有方

田野影像筆記：影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之道

分享、虛構與主位影像：影視人類學的倫理反思與突圍之道

影像賦權與文化傳承：試論“社區影像民族志”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間西南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中的作用  

景觀、方法與主體文化表達：人類學與虛構電關繫   

三、追思有德

影像民族志的曙光：愛德華·柯蒂斯與《北美印第安人》研究 

舊日無常：方蘇雅的晚清雲南電影與百年前的昆明市井生活   

《珠峰史詩》：登山悲劇、影像奇觀及其餘波  

旅人舊夢：外國攝影者眼中的大理社會與文化（1903—1952）

讓·魯什與民族志電影的突圍   

四、光映其野

“藏邊影像”：從“他者”窺視到主體表達

神聖的凝望：藏族“村民影像”中的神山崇拜

“中國節日影像志”的廟會拍攝實踐省思：夏坊村七聖廟個案

歸去來兮：“鄉土中國”的影像民俗志表達

民族志電影：對旅行的“影像深描”

參考文獻

序 言

影視人類學起自學科邊緣出發，歷經半個多世紀篳路藍縷的曲折發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門人類學的非主流分支學科，在學術共同體中雖有一席之地，卻始終未成顯學。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影視人類學舶來中國之後，其在國內演進的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直到今天，甘於投身其中，以影視人類學為學術研究方向的中國人類學者為數寥寥，有較高學術造詣，能夠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者更是屈指可數。在這片相對貧瘠的學術土壤之上，能否堅守與深耕，為影視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付出一點切實的努力，與其說是一個學人自我成長的問題，毋寧說是一個宗門修行式的問題——學科的香火能否在吾輩手上迸發光芒，傳諸後人，是一種超越了個體意義的學術使命。

一、迂回曲折的學術之路

以學術研究的專業精深而論，大多數人文或社科學者往往終其一生，篤於一業，自本科入學，十年寒窗苦讀，一路心無旁騖，至博士收官，盡得某一學科的學術精粹，繼而入職學府，以學術研究為天職，深耕於理論之沃野，終老於學海之佳境。很遺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都未能踏上這一常規學術路徑，而是迂回曲折，不斷嘗試著興趣與職業的多種可能性。從1991 年入讀北京大學法律繫，到2012 年正式就職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其間超過20 年的時間，我一直是一個行走在學界以外、“江湖”之中的學術局外人，換而言之，我始終自我定位為一名獨立制片人與自由撰稿人，創作而非研究，是我主要的生計來源。

大學本科期間，我在北大修習的專業是國際法。在那一時期，中國的國際法學者：如王鐵崖教授、芮沐教授、趙理海教授都還活躍於國內外學界，他們不僅兼任國際海洋法院法官、國際前南戰犯法庭大法官等重要職位，甚至仍有精力為本科生開課講學；年輕一代學者中的饒戈平教授、龔韌刃教授也聲名卓著，國際法學在北大人纔濟濟，極一時之盛。我本人雖不乏研習國際法的熱忱——特別是中華民國外交史等學術領域，但在內心深處，仍有些許的不滿足——整體而言，國際法是一門以國家為單位縱橫捭闔的“大”學問，或許是當時的境界不高，我無法體會到它與個體生命之間有血有肉的情感關聯；此外，國際法也是一門非有極高的平臺而不得施展的“屠龍之術”，我自問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心性與志趣都不在此。盡管終與國際法無緣，但北大本科時期的學習生活對我而言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受教於一批極具理想主義情懷與國際主義視野的先生，承襲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北大傳統精神，並在理性思辨與感性表達之間努力地達致平衡。特別是在大學畢業之前，我主動前往西藏拉薩市司法局從事數月普法宣傳工作，感受青藏高原之雄渾與藏族文化之豐厚，更有一種超越日常經驗的使命召喚，令我終離棄了法律行業的可觀前景，轉而投身於一場或許更富於創造力卻充滿不確定性的人生新旅程。

1996 年，我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繫，師從著名導演鄭洞天、侯克明兩位教授，開始了碩士階段的求學生涯。從嚴謹刻板的法律轉而學習電影導演創作，是一次換血式的模式轉換。對形像細節的描寫取代了對抽像法理的思辨，劇本故事的打磨、影像技藝的訓練以及一部部需要協同拍攝的短片作業，成為三年碩士生涯的主要內容——至於電影學理研究，至少在20 世紀90 年代的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繫，並非研究生的首要任務，幾乎每一個投身於此的年輕人，其人生理想都是成為一名電影導演，而不是研究導演藝術的學者。盡管如此，我還是如期完成了在當時具有一定學科交叉性與學術開創性的碩士論文：《類型電影與本土資源——美國法律題材電影研究》。這篇論文雖然在開題與答辯期間引發了一些爭議，但在我畢業之後，且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先後被學刊編輯裁剪為三篇論文，發表於兩本電影學核心期刊。雖然學術能力得到一定的認可，但略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我已因某些事由，被電影學界權威認定不適宜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取消了此前預定的留校任教資格，成為一名意外地跌出體制之外的獨立影視制作人。

離開電影學院之後，謀生成為頭等重要的事情。20 世紀末的中國電影產業寒風刺骨，國營電影制片廠行將就木，而民營電影公司遠未起步，這也令我終錯過了在電影業界從事導演工作的契機。從2000 年開始，我在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參與創辦了《世界電影之旅》欄目，在其後十二年間出訪全球近三十個國家，拍攝了上百集電影文化主題的電視紀錄片，並長期擔任電影頻道春節特別節目《年度世界電影回顧》總導演。此外，我還以獨立制片人的身份，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組織、中國民間剪紙協會等機構攝制了一繫列公益紀錄片。也正是在多年的影像創作實踐過程中，我逐漸不滿足於影視傳媒行業的淺顯與重復，思考如何將電影與社會研究結合在一起，尋求一種更富於文化建設性的影像研究與創作之路。基於這一初衷，我於2004 年做出了新的選擇——回到母校北京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