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晚清時期出版業的近代化轉型

一、 教會出版與新式出版的開篇

二、 洋務派譯書與新式出版的官辦

三、 民營出版機構的崛起

四、 民營新式出版業主體地位的確立及其意義

五、 出版業近代化轉型因素（一）：近代出版技術的引進與應用

六、 出版業近代化轉型因素（二）：出版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與改善

第二章  民國時期出版業的發展歷程

一、 “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變革

二、 民國出版業的黃金十年

三、 抗戰時期出版業的衰落與出版人的文化努力

四、 戰後出版業的重建與挫折

第三章  民國圖書出版的學科分布與區域布局

一、 圖書出版物的學科分布

二、 上海，全國出版的中心

三、 戰前的幾個出版次中心城市

四、 抗戰時期的出版新據點

第四章  民國時期七大書局

一、 商務印書館

二、 中華書局

三、 世界書局

四、 大東書局

五、 開明書店

六、 正中書局

七、 文通書局

第五章  其他有影響的中小書局

一、 新潮社

二、 北新書局

三、 亞東圖書館

四、 泰東圖書局

五、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六、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七、 上海雜志公司

八、 桂林文化供應社

九、 永安改進出版社

第六章  大書局重要出版人物列傳

一濟：在出版中安身立命

二、 王雲五：雜家做成大出版

三、 高夢旦：備受朋友懷念的出版智者

四、 陸費逵：人格力量輔佐出版管理

五、 舒新城：《辭海》出版的功臣

六、 黎錦暉：且歌且舞且編書

七、 錢歌川：文學生涯從中華書局開始

八、 瀋知方：縱橫書業的經營奇纔

九、 章錫琛：可敬的精明與氣度

十、 夏丏尊：不改教育家本色

十一、 葉聖陶：“開明風”的代表者

十二、 華之鴻：創文通書局留香西南

十三、 曾在大書局供職的編輯出版人傳略

第七章  其他編輯出版人物列傳

一、 魯迅：真為文藝盡力的高明編輯

二、 巴金：多年不拿分文報酬的義務總編輯

三、 張靜廬：四馬路出版界的霸纔

四、 瀋松泉：與新書業有功之人

五、 汪孟鄒：出版行走於文化風雲人物之間

六、 汪原放：標點校勘古典小說人

七、 伍聯德：一個創業青年的書業傳奇

八、 趙家璧：邀約名家書稿的能手

九、 張競生：既開風氣也為先

十、 其他編輯出版人傳略

第八章  編輯出版工作

一、 選題與組稿

二、 裝幀與印刷

三、 發行渠道與發行方式

四、 推廣與宣傳

五、 非主體出版物市場

六、 書評活動

第九章  書業經營與管理

一、 組織形式

二、 機構設置

三、 人員構成

四、 制度管理

五、 融資方式

六、 多種經營

第十章  出版法律與出版管理

一、 各時期《出版法》的制定

二、 書刊查禁的層出不窮

三、 原稿及教科書的預先審查

四、 各時期《著作權法》的頒布

五、 各種類型的版權糾紛

六、 書業同業公會組織的出版管理

第十一章  教科書出版

一、 教育變革與教科書出版商機

二、 審定制與部編制

三、 出版競爭與教科書進步

四、 教科書的快編快改與

五、 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大學教科書的編印

第十二章  各類型圖書的出版

一、 古籍的出版

二、 工具書的出版

三、 叢書的出版

四、 兒童讀物的出版

第十三章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出版業

一、 中國共產黨出版事業歷程

二、 北京政府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出版機構

三、 蘇區出版機構

四、 延安及陝甘寧邊區出版機構

五、 其他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出版機構

六、 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領導的編輯出版機構

七、 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與新知書店

八、 韜奮精神，一脈出版思想的富礦

九、 徐伯昕：同樣是出版事業楷模

十、 胡愈之：不斷創造文化新據點

十一、 中國共產黨編輯出版人傳略

第四章

民國時期先後出現的七大出版機構

在民國時期的書業界，有五大、六大、七大出版機構之說。這裡的所謂“大”，是根據當時各自在全國教科書的市場份額來排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是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的五大教科書出版商，其總部均設在上海。到抗戰前，南京有正中書局的崛起。正中書局挾官書局之威，在教科書出版上迎頭趕上，被時人稱為第六大書局。迨至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推行國定本教科書，指定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正中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以及貴陽的文通書局等七家出版單位，在重慶聯合組成“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七家聯合供應處”（簡稱“七聯處”）。於是，又有七大出版機構之說。本章所論述的七家出版機構，即取此說。所敘說的內容範圍，也涉及各出版機構的各個方面，並不僅囿於教科書出版一途。


一、商務印書館

在近現代出版史上，商務印書館確值得後人關注和研究，這不僅僅因為它在清末很短時間內，就迅速崛起成一個龐大的出版帝國，還因為這個帝國歷數十年而不倒，一直以全國大出版機構的地位，貫穿於整個民國時期。這是很不容易的。民國時期政局的動蕩，曾讓它與之一起沉浮，甚或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思潮的起伏，也曾把它推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同業的競爭，讓它總是作為被人追趕和力圖超越的目標；而自身的改革，也曾是那樣的阻力重重。然而，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中，商務印書館顯示了它的韌性、智慧和勇氣，為後人樹立了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出版環境下，一個大書局如何保持活力的典範。


政局動蕩下的載沉載浮

民國時期內戰外戰不斷，內戰且不去說，外戰中的中日關繫，對國內時局的影響尤為重大。與國內別的出版企業相比，商務印書館與日本的牽連瓜葛，似乎要更大更多些。首先，從1903年開始，商務印書館與日本的另一大教科書出版商——金港堂曾有十年時間的合資歷史。雖然合資的主權在我，且讓商務一度受益匪淺，但民國建立前後，隨著國人民族排外情緒的高漲，同行們便經常拿此說事，教學界也從中予以支持。這就置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於十分不利的位置。比如，1910年清學部所編的中學教科書，因商務印書館存在日股，就不讓其承印。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亦因此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受阻。商務的主要競爭對手中華書局，更是有針對性地打出“完全華商自辦”的口號。鋻於此，商務清退日資就顯得十分必要，也很迫切。總經理夏瑞芳親往日本，談判十數次，終於在1914年初收回日股。


其次，日本直接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幾乎將商務多年建立的成果毀於一旦。1937年7月開始的八年抗戰，商務印書館與其他同業一起，不可避免地遭遇戰爭的摧殘，出版嚴重萎縮。而此前的1932年“一?二八”之役，日軍不宣而戰，進攻上海閘北，更明確地將商務印書館作為重點攻擊目標，商務損失獨大。商務印書館總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等均遭巨劫，炸彈引起的大火燃燒了一天。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東方圖書館一時間全部化為灰燼。在這次事件中，商務印書館一共損失16，遭受的打擊，可以說是致命的。然而十分難得的是，商務在劫難之後不改其志，從廢墟中東山再起，重鑄輝煌，用實際行動回敬了敵人，表現了民族不屈不撓的大無畏氣概。經過半年緊張而艱苦的善後及籌備工作，商務印書館在當年8月1日就宣布復業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成為激勵全體職工振興商務、服務民族文化事業的一句響亮口號。由於措施得力，商務的出版業務迅速恢復並獲得長足發展，表現在1933年以後出書量大增，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五年時間，年年都有所增加。這是商務化危機為轉機的表現。


思潮起伏下的去向選擇

民國時期有影響力的文化事件，應該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了。在五四新出版領域中，商務印書館無疑是扛鼎之重鎮。然而，商務的這一責任承當和社會效應，是經過了痛苦的角色轉換而得來的。此前的商務印書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已成為具有雄厚實力的大型出版機構，但在新文化興起的時候卻似乎對之無動於衷，因而遭到羅家倫、宗白華等人的尖銳批評。在新文化人士看來，商務印書館與“抱定金錢主義”的出版商並無二致，同樣是把商業利益放在了位，而拋棄了出版的文化責任。《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雜志，還掀起了對商務印書館旗下雜志的猛烈攻擊，形成合圍之勢。1918年年底，商務各種雜志的銷路逐年減少，翌年點算歷年滯銷的圖書和雜志總碼洋超過100萬。銷路欠佳無疑是重要的警號，而當外部的批評又紛至沓來的時濟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落後於時代而驚醒。他立刻行動起來。


1919年1月6日，他致函高夢旦：“《教育雜志》須改良，募外稿，從速行。”5月24日，又與高夢旦、陶惺存商定：“請惺翁接管《東方雜志》，一面征文。”11月，與高夢旦就編譯所改革事宜，展開討論濟、高夢旦為首的商務高層領導，越來越迫切地感受到任用新人的必要。為明顯的表征是，高夢旦自求引退，主張虛出他的編譯所所長職務，以便築巢引鳳。這個想法，得濟的極力贊同。在此期間，張、高二人還數次前往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訪問學術界和思想文化界，“極思”在京城知識界“借重長纔”。高夢旦相中了胡適做他的接棒人。他這樣對胡適說道：“我們那邊缺少一隻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高的誠意感動了胡適，於是便有了1921年7月至9月，胡適對商務的造訪，和後來他引薦的王雲五到商務的就職。王雲五到任後，在張和高的大力支持下，撤換雜志主編，改組編譯所，扶持學術團體和學術刊物，注重新知識讀物出版等一繫列措施，對商務印書館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由此，這個當時中國的出版機構，終於在外力的衝擊下艱難轉型，實現了自身經營理念的新跨越。


就這樣，當新文化思潮席卷而來的時候，商務的行動終沒有遲緩，十字路口上所進行的正確選擇，使它沒有丟失文化的高地，也從而為其商業利潤的獲取，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在“一?二八”事變發生前，商務的營業額基本上節節攀升（見表4-1），以出版為主導的業務格局更清晰可見。在商務的營業比例中，出版占6/10，印刷占3/10。1931年的商務印書館，已有分廠兩處（北平、香港），分支館（分館、支館、支店）36處（含新加坡分館一處），東方圖書館和尚公小學兩個附屬機構，上海各處職工約4000多人（其中工人約3500餘人），各省分支館局職工約1000餘人。


組織管理上的居安思變

隨著規模和業務的不斷擴大，商務印書館各種管理上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無濟，還是王雲五，都表現出強烈的改革精神，在用人、財政、組織等方面，不斷進行革新調整，剪除弊端，盡管其道路並不平坦。


190濟加入商務印書館後正式創設的三所，即編譯所、印刷所和發行所，一直維持到民國初期。由於三所分屬不同人士主持，經常出現意見不一的情況。1912-1915年間發生了兩件事情，促使商務重新審視和調整了管理制度：一是1912年，夏瑞芳挪用商務資本炒股失敗。同年，日本股東對於董事及經理權限不清，特別是財務出入問題，提出猛烈的批濟為此在1916年間，多次提出改革方案，引入新式會計方法，其中包括：著手調查賬房簿記改革，擬訂各部門各分館辦事章程和預算制度，改進棧房辦法等。另一事發生於1914年，夏瑞芳被刺身濟與高鳳池原本對內部管理、用人等問題存在矛盾，好在有夏氏一直居中和解，還不至於有大的衝突。夏的去世令二人之間，驟失緩衝，原先三所間各不相屬的弊端，益顯突出。商務董事會為此在1915年，議決另設總務處，作為商務的決策中心，重要事項概由三所所長一同參與敲定。


“一處三所”的體制形式，雖說有利於館內事務的協商解決，但管理層之間的矛盾，依然事實存在。據商務編輯章錫琛說，當時館內大致分為兩派，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書生派”和以高鳳池、鮑咸昌為代表的教會出身的“教會派”，兩派在用人和經營問題上常有爭執，進而到公開化的地步。1920濟辭去經理職務，並對友人坦言辭職的主因是與總經理高鳳池不和。濟的請辭，高鳳池和董事局大驚，後想出解決辦濟辭去經理，高鳳池亦辭去總經理，改聘鮑咸昌任總經理，李撥可、王仙華擔任經理，而同時在總經理之上，另設立監理二人，委張、高擔任，監理不管實際事務，負責指導和監督，參與總務處會議，與總經理、三所所長商討所有重要決策。各人同意安排，是次管理層的風波纔暫得平息。


1922年王雲五主理編譯所後，項主要工作就是改革編譯所，將編譯所原設各部加以調整，分為總編譯部、編譯評議會和事務部。總編譯部細分為21個組別，另設各專項出版的委員會、各雜志社和函授學社。這不單有利於編譯事業分門專業發展，亦改變了昔日各組工作範圍重疊、事權不清之弊。在編譯所用人上，王雲五同樣表現了他大刀闊斧的作風，舊員被大量裁撤，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多位擁有高級學位、身負大學教職的一時纔俊被引入進來。據說在1922年被淘汰的職工達266人。1925年10月統計，9位專業部長中7位是新人。據莊俞統計，至1932年為止，商務職工年資滿10年以上者（即1922年前進館），剩下不足24%；若扣除滿10年者，比例更少至10%以下。


1929年鮑咸昌病濟、高鳳池王雲五任總經理。王雲五接受聘任的條件之一，就是準許他公費出洋考察海外出版機構情況。從1930年3月至9月，王雲五六個月的環球訪問，開闊了他的眼界，對他日後進一步改革商務深有啟發。他相信商務若要繼續發展，必須師法國外經驗，在管理和財務上向海外大企業看齊。特別是對當時海外流行的“科學管理法”，王雲五甚為折服，以為既可以大大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又能有效解決曾經讓商務資方一直頭疼不已的勞資衝突問題。於是，他回國後即起草改革計劃大綱，將這套管理辦法引進到了商務。計劃共有12個部分，主要分為4大項，分別對財務、物料、人事和組織提出科學的管理辦法。當中對人事與評估工作準則的調整，至為革命性。王雲五構想以量化的方法，先行釐定出館內各項工作所需的時間、完成標準和單位成本，然後要求員工每天登記工作記錄，再以預定的標準評定各部員工的工作表現，按勞計酬。有關評估準則同時針對館內勞力和腦力工作，即編譯所亦包括在內，結果惹起極大的爭議和反對。後，王雲五撤回人事部分，隻推行財務和物料兩方面的改革。


“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商務為了復業大計，董事局重委王雲五為總經理，並給予他更大的權力。於是王雲五有機會將上次未竟全功的改革進行得更徹底。在機構重組上，首先新設總管理處，負責全館行政工作，撤銷了1902年起創設的編譯所，將商務的主要編譯工作委以外間包辦，所有來稿均交編審委員會會議討論，再送總經理審決。其次是頒布《總管理處重要事務暫行規則》，規定職工進用、款項開支、進貨、購買外幣、出版造貨之委托、購買版權、工作檢查等具體執行方案。此次改革成效顯著，商務能很快從廢墟中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次改革。


同業競爭中的取精用弘

商務雖然實力超群，但在過去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也並非就此可以高枕無憂。在民國建立之初，商務即遇到了強有力的教科書競爭對手——中華書局。到1921年，又有世界書局的成立，不久亦問津於教科書出版，而成為民國第三大書局。為了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商務印書館不能不注意於各種商業手段的運用。比如，1921年12月31日，商務印書館就曾與老對手中華書局鋻定了一份關於銷售小學教科書的協議，協議共計21條，內容有發售、回傭、贈品、對分局補貼數額的限制，以及違約罰款等等。又如，在1924年至1930年，為了抵制世界書局的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曾與中華書局聯合組織了一個國民書局，股本額共計，商務出2/3，中華出1/3，采用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想一舉打垮世界書局。這些方法大有商業壟斷之嫌，固不足取，但反映了商務對競爭對手的警覺與正視。


商務是一個大企業，它也確實善於利用其家大業大的特點，做出了許多中小書局無法完成的大出版項目。以《四部叢刊》為代表的大型古籍叢書，以《萬有文庫》為代表的大型現代叢書，以《辭源》為代表的大型漢語詞典，以《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為代表的各種專科辭典，以及各級各學科成龍配套的大、中、小學教科書等的相繼出版，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氣派，令多少出版機構望塵莫及，隻能為之望洋興嘆。以大取勝，未嘗不是一種高明的出版競爭策略。


出版競爭，從長遠來看，終究還是出版物質量和企業品牌的競爭。商務印書館有自己明確的經營理念，一方面坦陳自己是“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又竭力強調“文化本位”。前者是目的，後者是基礎。離開了文化基礎，商業目的也就不能實現。因此，出版競爭就不僅僅隻是經營手段上的角力，同時還是文化境界上的較量。1921年王雲五在《改進編譯所意見書》中說：“編著書籍當激動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站在這種文化高度上的出版物選題，必然多有創新，質量品格亦較有保證，不同於一般跟風之作的簡單重復。有論者在評價二三十年代王雲五策劃出版的那些新知識叢書時，這樣說道：“這些書是立得住的，盡管不是‘治國平天下’的偉業，卻也是近代傳播的主要物質載體……這些叢書本身作為民族文化的瑰寶，中國學術的珍獻，終究以凝固的物的形式成為近世文化遺產的主要承載物，體現了王雲五對於文化的若干新貢獻，客觀上對於近代中國文化的積累和中國學術的走向，對於普及科學文化培植新時代的讀者群，影響社會的思想，都具有相當大的意義。”試想一下，倘若沒有商務印書館一如既往對出版文化的追求，它在“一?二八”之後提出的“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復興口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同情。正是商務一貫的口碑和品牌，在關鍵時候起到了很大作用。商務不僅在出版物選題上盡量做到有文化，編校上同樣是細致認真少差錯。有人對建國初期商務印書館重印的《辭源》的差錯率作了統計，發現差錯率纔十六萬分之一。編校質量之過硬，可見一斑。而這正是商務多年沿襲下來的優良出版傳統。古人說
“良工不示人以樸”，商務印書館庶幾近之。

商務有了經濟實力，便有意識地在出版之外的其他文化領域開拓，如附設各種學校，增設博物部，而特意斥巨資興建東方圖書館館舍，向社會開放其四十餘萬冊的館藏，尤能體現商務不同流俗的企業品牌意識和站高望遠的出版境界。從小處說，開放東方圖書館有利於提高商務的社會形像，博取良好的社會聲譽，增加與同業的競爭力；就大處論，出版是大文化繫統中的一個子繫統，出版業的發展有賴於與其他子繫統如教育、圖書館等行業的良性互動。商務開放東方圖書館，關心國家的圖書館建設，則可看成是這種文化整體觀的付諸實施，相信圖書館事業的進步，遲早會反哺於出版業。事實也是如此，從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歷程來看，得益於圖書館的地方著實不少。


文化貢獻上的彰人耳目

商務印書館50年的興衰起落，見證了文化發展的時代變遷，也是出版滄海桑田的行業縮影。它作為全國的出版機構，對文化的影響和貢獻，對出版業的示範和推動，都彰彰在人耳目，為後人反復詠嘆。商務印書館在民國時期，總計出版圖書14885種，約占全國同期出版總量的12%。多種學科的部著作，許多作者的部作品，都是商務率先出版的。商務旗下或編輯或發行的雜志種類，前後多達80餘種，涵蓋到教育、文化、歷史、文學、科學、經濟、時政、婦女、兒童等多個學科領域。《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小說月報》《婦女雜志》《兒童世界》都堪稱同期全國同類刊物的翹楚，刊印時間既長，歷史影響亦大。


商務出版物以“激動潮流”自任，是出版新市場的積極開拓者，因而也是閱讀新風尚的積極引導者。這是商務文化上求新的一個方面。而與此同時，商務又有經營上求穩的另一方面。商務盡可能不與現實政治相衝突，少出甚至基本不出與政府文化政策相抵觸的文字內容。這一點曾為人所詬病，也讓它失去一些機會，甚或導致業務上的被動，典型的例子年中華書局教科書乘機而起，搶占了商務的大片教科書地盤。這是商務出版物政治保守的一面。然而，出版作用於文化建設本可有多種維度。“在商言商”的商務，考慮經營的持久而選擇溫和的風格，它對文化的尺寸累積，功在不舍，同樣被永久記入文化史冊。


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真正的綜合性出版機構，既大力引進西學，熱心西學名著的翻譯，又注重保存國粹，從事大規模古籍的刊印。舊學新知並重，既出於對多方面市場奮力掘進的需要，同時又未嘗不是決策者出版大氣的表現。因為其大而綜合，所以它吸納了來自東西南北、擁有不同背景專長的知識分子，加入到這個職業場所，從事文化知識的傳播工作。也因為其大而綜合，所以它聯絡了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價值傾向的知識分子，圍繞其左右，源源不斷地供應書稿。如此多的知識分子與商務發生聯繫，難怪胡適、包天笑等人曾把商務形容為一股文化的大勢力。有論者指出，正是這個大勢力，在重塑近代文化的組成結構與形態、促進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孕育與發展，影響圖書市場與閱讀風尚的形成等方面發揮著核心的力量。


二、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是由陸費逵（伯鴻）、戴克敦（懋哉）、陳寅（協恭）、瀋頤（朵山）、瀋繼方（季方）等五人在上海創辦的。雖說書局掛牌旦，而籌措卻在辛亥革命以前。1911年，苟延殘喘的清政府已奄奄待斃，國內革命的勢頭風起雲湧。作為日知會會員的陸費逵預感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正是自己創業的大好機會，於是秘密組織同志，提前編寫適合未來中華民國政體的教科書。當陸費逵的預感不久果真成為現實之時，他事先量身定做的《中華教科書》也就到了成功之日。當時作為全國教科書出版供應商的商務印書館，原先編寫的那些教科書，因內容反映帝制而顯得大為陳舊過時，情急之下的商務印書館盡管沒有坐以待斃，積極地進行亡羊補牢，但無論是挖改修補，還是另編重排，都不是短時間所能奏功。於是在這段無可奈何的時間差中，商務的大片教科書市場被新起的中華書局所擠占。1913年，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公司下設編輯、事務、營業、印刷四所，組織機構大致確立了下來。隨著中華書局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新廠房的不斷重建，總公司地址也不斷變更，1913年從河南路遷至東百老彙路，1916年又從東百老彙路遷至靜安寺路，1935年澳門路新廠落成後，又遷至新廠辦公。每一次遷移都可看成中華書局出版實力增強的表現和結果。


中華書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務印書館在清末出版物市場上，尤其是教科書出版上漸成壟斷的勢頭。出版領域從一家的一枝獨秀，發展到兩家的分庭抗禮，意味著近代出版業激烈競爭機制的正式形成。中國的出版格局為之一變。也正是有了巨大的商業競爭，出版者經營的手段纔更加靈活，彼此間應對的措施纔更富有策略，由此而形成的近代出版史纔更加顯得異彩紛呈。進而言之，那個時代之所以有大批高質量的出版物面世，一方面固然出自一些有責任感出版家的文化自覺，另一方面也與這種激烈競爭的出版格局下，出版者為了獲得社會聲譽和長期發展不能不有長遠打算有關。


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中華書局，同樣是把出版界排名第二的座次，維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在時代的風風雨雨中，除了動蕩不安的時局和激烈的同業競爭，時時危及一個出版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外，其經營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制度和管理上的缺陷，亦往往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危險。1917年的中華書局，就曾經出現過差點令其致命的“民六危機”。


關於“民六危機”的原因，據查賬代表吳鏡淵、黃毅之兩人在《調查公司現狀報告書》中分析說：“不外歐戰方殷，原料昂貴，國內多故，金融恐慌，局長去年臥病三月，副局長去年虧空累萬。凡此誠足致病之由，然皆外感而非致命之原因也。致命之因有三：進行無計劃為其原因，吸收存款太多為其第二原因，開支太大為其三原因。有此三因，即無時局影響、人事變遷，失敗亦均不免。”


為了渡過難關，中華書局先是謀求與商務印書館合並。不果後，又相繼組織了維華銀團、和濟公司、公益公司等銀團，墊本造貨，幫助中華書局從危機中擺脫出來。經歷這次危機之後的中華書局勵精圖治，慢慢地氣，並逐步轉入良性循環。到了20世紀30年代，得以進入全面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


1937年抗戰軍興，中華書局在戰爭的大環境下無可奈何地由強盛走向衰落。隨著以後戰事的發展，中華書局總部輾轉於香港、重慶等地，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苦苦支撐，財產損失自不必說，出書數量也跟著銳減，1942年，中華書局纔出了兩種書，相比昔日的輝煌，想來令人痛心。抗戰勝利以後，中華書局和全國大多數書局一起遷回上海，本以為可以東山再起，然而，緊接而起的內戰粉碎了他們當初的夢想。1954年5月1日，中華書局正式公私合營，改變了原來的私營經濟性質，由此步入了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華書局同商務印書館一樣，是一個股份制企業，贏利是企業經營的主要目標，甚至可以說是首要目標。但難能可貴的是，中華書局也同商務印書館一樣，在賺取商業利益的過程中，認真地考慮到出版的文化價值。民國期間，中華書局共出書5908種，12702冊。雖不能說，中華書局出的每本書都質量優良，但我們確實不難從中感到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科學的、學術的氣息。中華書局通過出版活動對我國的學術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概括起來講，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在教科書及教育類圖書出版方面。教科書是教學雙方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學工具，任何新型的教育模式，如果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教科書配合，都很難真正立穩根基，取得預期效果。中華書局通過對這一教學工具的編寫、出版和供應，直接作用於我國近代學校教育的發展進程。中華書局編寫出版的教科書，涉及學科門類廣——凡政府頒布的課程標準中所羅列的幾乎所有課程，中華書局都編寫有相應的教科書；涉及教育層次多——從小學到中學、大學，從師範學校到專科學校，中華書局都有教科書供應，據統計，民國期間中華書局一共編寫了10套小學教科書，8套中學教科書，8套師範用書，1套中等農業教科書，1套中等商科教科書和1套大學用書；出版印刷數量大——過去全國各學校使用的教科書中，有3/10是中華書局供應的。這些教科書以其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嚴肅認真的編輯作風、一以貫之的服務宗旨，適應了不同時期不同教學對像的不同教學需要。它們在承載著知識傳播重任的同時，也將社會思想、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語言規範等文化因子，潛移默化到受教育者的血脈深處，並終影響到一個時代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上說，近現代廣為應用的中華書局教科書，其意義就超出了單純的知識教育範疇，同時它還肩負了人生教育、社會教育的重任。


中華書局對我國近代教育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教科書一門。從中華書局的出版物目錄中，統計出與教育有關的出版物還有：（1）有關教師及教育研究人員參考用的教育理論書籍342種；（2）有關孩子們課外閱讀用的兒童讀物近2000種；（3）有關成人補習知識用的平民課本、民眾課本14套，以及專門為民眾策劃的民眾通俗讀物叢書11套；（4）有關英語學習者學習語言用的英語讀物347種；（5）有關普及國語教育用的國語圖書93種。教育理論書籍對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拓展人們教育實踐活動的視野，激發人們探索中國教育出路的熱情，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兒童讀物可以有效地彌補學生課堂教學之不足，有助於青少年增長見識，學習技能，開闊視野，豐富思想，培養情操，體驗美感；成人教育書籍以供成人補習知識為目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教育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語圖書涉及到英語教學、語音文字、語法修辭、詞彙翻譯、字典詞典、讀本讀物等多個不同的門類，在引進國外先進的英語教學法和提高英語學習者的英語水平方面，厥功甚偉；而國語圖書對普及民眾國音國語知識，推動國語教育方面，功勞至大。


第二，在學術圖書出版方面。學術圖書的出版，是一個時代學術發展水平的見證，同時又為那個時代的學術建設服務。中華書局歷年出版的學術性圖書，涉及學科門類既廣，數量品種亦多，而且在出版方式上，多以叢書的形式刊行，主要有：《新文化叢書》43種、《新中華叢書》72種、《少年中國學會叢書》24種、《中華學藝社學藝文庫》4種、《哲學叢書》4種、《佛學叢書》2種、《社會科學叢書》29種、《國際叢書》26種、《國防叢書》10種、《合作叢書》4種、《新中學會經濟叢書》2種、《中華學藝社叢書》1種、《音樂叢刊》13種、《中等算學研究會叢書》2種、《算學叢書》5種、《科學叢書》6種、《農業叢書》26種、《中國計政學會叢書》6種、《史地叢書》4種、《史學叢書》6種、《新世紀叢書》5種等。另外，《大學用書》91種，既可看成是教材，也可視作是學術性叢書。


在近現代學者的學術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為著名。中華書局出版梁氏的文集，前後一共有三次，一次比一次完備。1916年出版了《飲冰室全集》，線裝48冊。1926年出版了梁廷燦編的《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線裝80冊。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1932年出版了梁的故友林志鈞（宰平）重新編輯的《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合集》分為兩大類，全部按年編排。甲類《文集》，共16冊，45卷；乙類《專集》，共24冊，103卷。全書40冊，148卷。以往各種梁集，大都隻收政論、散文，很少收專著。《合集》則不同，它不僅基本上將已印之政論、散文、專著全部收錄，而且還輯入不少未印文稿，刊登了“殘稿存目”，比較全面地編訂了梁啟超一生的著述。這樣做的結果，“借可窺見作者思想之發展及三十年來政局及學術界轉變之跡”。該書出版後，受到當時學術界和社會的好評，並於1936年、1941年重版發行。


第三，在工具書出版方面。工具書一貫被人稱為“案頭顧問”、“無聲老師”，備受讀書人重視。過去中華書局出版了數百種語文詞典和專科詞典，以及一些其他類型的工具書，是我國近現代辭書編輯與出版的一支主要生力軍，其中尤以1915年出版的《中華大字典》和1936、1937年出版的《辭海》為有名。中華書局出版的這些工具書，在便利當時學者的查考與檢索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工具書甚至至今還有參考價值。


第四，在古籍出版方面。在我國近現代出版史上，古籍的出版蔚為大觀。中華書局排印的《四部備要》和影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堪稱為古籍出版的大手筆，對古籍文獻的保存和傳統文化的傳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除了這兩部大書外，中華書局還出版了標點本《二十四史》《中國文學精華》《袖珍古書讀本》等其他一些古籍，在當時的學術文化界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第五，在雜志出版方面。中華書局素來重視雜志的編印與發行。民國38年中，中華書局或由自己編印，或代他人發行的雜志種數約有40種左右。民初發行了《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婦女界》《中華學生界》《中華童子界》《中華兒童畫報》《大中華》等雜志，在當時號稱為“八大雜志”，其中以《中華教育界》和《大中華》為著名。


《大中華》於1915年1月20日創刊，由梁啟超擔任主任撰述，以“養成世界知識”，“增進國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為朝野上下之南針”為辦刊宗旨。從《大中華》各期的內容來看，這一辦刊宗旨得到了切實貫徹，特別是它以獨立精神辦刊的作風，深得知識界、輿論界好評。1卷8期上發表的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甚囂塵上的袁世凱帝制復闢陰謀。這種大膽的政論對當時的社會輿論起到了鼓動作用。可惜的是，這樣一份有影響、有個性的雜志，因經濟原因，隻延續了兩年時間就被迫停刊了。


《中華教育界》是中華書局創刊時間早、存世時間長的一份教育研究性專業刊物。自1912年創刊以來，《中華教育界》一直注重及時地反映和報道各種教育新學說、新思潮、新方法和新實驗；注重組織力量對重要的教育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研討；注重刊發那些在內容上切中時弊、不蹈玄虛的文章，以便門的實際應用；注重向教育界提供有價值的教育參考資料等。在三十多年的辦刊實踐活動中，《中華教育界》始終站在中國教育改革的前沿，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教育觀點，傳播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經驗，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教學參考資料，對我國近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17年中華書局發生“民六危機”後，中華書局的“八大雜志”，除《中華教育界》外，都先後停刊。1919年4月《中華英文周報》創刊，相隔3年後《小朋友》創刊。這兩份刊物的刊行時間都在20年以上，前者是英語學習者的良師益友，後者是10歲左右孩子們的知識樂園。兩份刊物都因質量優良而擁有很高的發行量。


20個世紀20年代，中華書局代為發行的雜志約有十幾種，其中著名的有《教育叢刊》《教育彙刊》《中等教育》《心理》《國語月刊》等教育類雜志，《詩》《戲劇》等文學類雜志，《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學衡》等綜合性雜志。這些雜志在教育、學術、文學等領域都有各自的一席之地。而中華書局在30年代創刊的雜志中，以《新中華》半月刊為有名。《新中華》以“灌輸時代知識，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約請薛暮橋、胡喬木、千家駒、於光遠、李石岑、耿如淡、錢亦石、何思敬、郁達夫、巴金、豐子愷等名家撰稿，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與《東方雜志》《申報月刊》齊名的三大綜合性雜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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