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讀書》雜志由中國出版集團主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主辦。自1979年4月創刊以來，以“讀書無禁區”為口號，成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傳媒經典和廣大讀書人的一面文化旗幟。30年來，《讀書》堅持“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的辦刊定位，始終貫徹“展示讀書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對當代生活的人文關懷”的宗旨。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讀書》已然成為中國大陸知識界或讀書界的一個標簽和樣本，或者一個縮影。《讀書》30年的歷史，既是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社會轉型期的學術史、思想史，更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它走過的30載歷程，恰恰伴隨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歷程。《讀書》限度地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與知識分子的思考軌跡，展示了思想文化類雜志在時代發展中的功能。

新時期是歷史的轉折點，國家社會的變革在思想文化傳播領域有著具體的表現，作為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見證者，《讀書》記錄了這個時代各種思想的起伏跌宕、興衰際遇，也映現出思想文化界憂戚喜樂的情感律動。在當代中國社會激烈的變化中，《讀書》能夠始終和現實保持對話，主動介入許多重大思想問題的討論，敏感地回應世界的風雲變幻，它提供了一個讓各種思想和學說自由討論的空間，為思想文化界搭建平等交流的平臺。它依托三聯書店這個良好的文人辦刊傳統和創辦資源，在經濟上、思想上、文體上保持了知識分子刊物的獨立性。

《讀書》創刊伊始，就以“讀書無禁區”開啟了一個敢於突破禁忌表達知識分子真實想法的風氣。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一群職業出版家和學者在從事啟蒙和介入社會批判的借助於先天優勢，憑借著優質的作者群以及新銳的思想迅速占領了大片讀者市場，從而掌握了大眾媒介的話語權，擁有了廣大的文化消費群，將《讀書》搭建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交流話語的公共平臺。

創刊30年，無論是從經營還是從內容來說，《讀書》已成為中國成功的知識分子雜志。《讀書》既是這個時代的承受者，又是一個重要的策劃者，這源於《讀書》本身的定位和它的編輯主體。首先，雜志的主編和撰稿人都有其自身的思想傾向，勢必會影響雜志的面貌。其次，讀者並不代表社會大眾，所以無論再成功的雜志都有其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就內容的形成和延續、變化而言，主編無疑是的主宰者和掌舵者。從創刊至今，《讀書》先後經歷了四代主編的更替：代（1979～1986年），陳原、範用；第二代（1986～1996年），瀋昌文；第三代（1996~2007年），汪暉、黃平；第四代2007年至今，吳彬、潘振平、樊希安。每一時期各有其辦刊風格和特點，但都圍繞雜志的定位和宗旨進行編輯開拓。1996年之前的《讀書》，延續早期注重專欄、老作者和文學的特點，大量介紹各國文學和外國文化。它以濃厚的人文精神，順應了時代的求知潮流和“文化熱”，竭力引進西方理論和價值觀，幫助讀者開闊視野，並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以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領域為主的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的特征。它恢復了知識分子的本來涵義，一度成為啟蒙運動的重鎮。1996年之後，《讀書》編輯方針發生了大改革，由專注知識分子人文趣味的雜志轉向具有強烈現實性和針對性的雜志，並延續至今。“代際的轉變，一方面像征彙聚在《讀書》這一個思想書寫陣地中知識分子的差異：從報人到學者、從關注文史哲學到融入社會科學視角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讀書》本身在定位、選材上的變化，進一步反映該刊物與當代中國社會文化整體關繫的不斷調整。”葉國豪：《〈讀書〉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書寫紀錄》，共識網201464http://www21 ccomnet/articles/sxwh/。

《讀書》的“撰稿人大都為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響的學者、專家與文化人”，它擁有當時作為社會精英的核心資源的知識分子，其欄目的設置與社會話題的推動，使《讀書》雜志具有了歷史性格的同時更張揚了個性。它的作者群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在發生著改變，從懷有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文化激情的啟蒙者轉變為冷靜、客觀、務實，既關注自身又關注社會問題的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