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出版自由》是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頓創作的政治學著作，是他在1644年向英國國會提出的一篇演說詞。在這篇演說詞中，彌爾頓運用清晰的邏輯，廣證博引，對長老派控制的國會制定的出版管制法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並論證了出版自由的主張。他指出，書籍就像一個寶瓶，把創作者智慧中純淨的菁華保存起來，殺人隻是殺死一個理性的動物，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他進一步指出，即使是為了禁止壞書，制定出版管制法也是錯誤的。因為：①法律並不能清除惡行；②善與惡本是一體，消除其中之一，便會把另一個也一起消除。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們從《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譯出“彌爾頓”一文，作為附錄附在原文的後面，供讀者參考。

本書是彌爾頓許多精心撰述的政論中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國國會提出的一篇演說辭。1644年是英國資產階級向斯圖亞特王朝作鬥爭取得初步勝利的時期，革命內部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長老派害怕革命繼續深入，他們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圖與王黨妥協。彌爾頓為了爭取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寫了這篇政論，向國會提出呼呈，並在演說辭中對長老派提出了警告。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英國詩人、政論家，民主鬥士，英國文學偉大的六大詩人之一。彌爾頓是清教徒文學的代表，他的一生都在為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而奮鬥，代表作《失樂園》與荷馬的《荷馬史詩》、阿利蓋利•但丁的《神曲》並稱為西方三大詩歌。

譯者簡介:

吳之椿(1894年5月20日-1971年8月11日)，湖北省江陵(今沙市)人;民國初年於武昌文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20年回國，任暨南大學教授;1923年夏，應邀回湖北任武昌國立商科大學教授，支持學生進步活動，1926年，北伐軍進逼武漢，隨軍北伐;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任外交部秘書兼政務處長。次年1月，協助部長陳友仁與英方談判，並參加"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工作，具體主持租界內一切事務，後協助陳友仁收回九江英租界，大革命結束後，遠赴歐洲學習，1928年回國，此後相繼在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任教，1971年去世。

鄉村也必須派查訪員去檢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麼，甚至連民歌和市鎮上的每一個提琴師所奏的全部樂曲也得管管，因為提琴師就是鄉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優①。其次，英國人家庭中的豪華奢侈的飲宴已經受到了國外的訾議，試問民族的墮落習氣又有什麼比這個更大的呢？誰又能來管制我們日常的狂歡飲宴呢？同時，民眾常常到沽酒賣醉的酒家去閑蕩，那又有誰來禁止呢？其實裁縫裁剪的服式也必須有經過許可制挑選出的頭腦比較清醒的師傅來監督，以便制出不致傷風敗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談是我國固有的習慣，那時我們也必須加以管制。試問又有誰去指定應當討論什麼、提出什麼論題，而不致超越範圍呢？後，淫樂場所又有誰去禁止，宵小結群又有誰去驅散呢？所有這一切都將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於如何使它為害少、引誘小，那就是當軸諸公的治術之所在了。
如果我們從現實世界退到無法實現的新大西島和烏托邦的政體中去，那對我們目前的情況是毫無裨益的。我們必須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無法逃避的世界中制定清明的法律。這一點是柏拉圖的書籍許可制所不能辦到的，這種許可制必然會牽連到許多其他的許可制，那樣我們就會變得荒唐絕倫、疲憊不堪而又束手無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強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做到這一點。柏拉圖在這兒說這種法律是共和國的紐帶和每一條成文法的根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許可制的事情中，它們將起主要作用。法紀頹廢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國的死敵，但要分別什麼地方應當用法紀限制、用刑罰督責，什麼地方隻有說服，那便是政術之所在了。如果對成年人每一種行為的善惡問題都加以規定、限制和強迫，那麼美德就將徒具空名，善行也就無須贊揚了，嚴肅公正和節制也就沒有好處了。有許多人抱怨天意不應當讓亞當逆命。這真是蠢話！上帝賦給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選擇的自由，因為理智就是選擇。不然的話他就會變成一個做作的亞當，木偶戲中的亞當。我們自己對出於強制的服從和愛以及被動的纔干也並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讓他自由，在他前面擺上一個誘人的東西，甚至還把這東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優點、取得報酬的權利和值得贊揚的節制便都包含在這種情形之中了。上帝要在我們身上產生情欲，在我們周圍設置享樂之物；如果不是這些東西經過適當的調節就能成為美德的構成成分，試問上帝又何以要這樣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惡的事物來消滅罪，那他就是個不通人事的人。因為你雖然在一個時候能從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東西。同時，像書籍這類普遍存在的東西，也沒法把罪惡從其中消除。縱使你做到了這一點，罪惡也還是原封未動地存在著。你雖然奪掉了一個貪婪之徒的全部財物，他卻還是留下了一顆寶石——因為你無法剝奪他的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