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戈夫曼（1922—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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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家，符號互動論代表人物、擬劇論倡導者，美國社會學協會第73任主席。著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避難所》《邂逅》《污名》等。

楊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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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傳播思想史、傳播政治經濟學、青年文化研究。

姚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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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傳播思想史、媒介哲學。

南塬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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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與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健康傳播和社會網絡分析。

目錄

第一章引言/ 001
第二章初級框架/ 017
第三章基調與調音/ 032
第四章設計與捏造/ 070
第五章戲劇框架/ 102
第六章捏造的結構問題/ 126
第七章框架外的活動/ 162
第八章活動的錨定/ 198
第九章常見問題/ 240
第十章打破框架/ 278
第十一章消極經驗的制造/ 308
第十二章經驗的脆弱性/ 363
第十三章關於交談的框架分析/ 410
第十四章結語/ 460
關鍵詞英漢對照表/ 475

導讀： 框架之外，別無他物
我們既可以說，“框架之外，別無他物”；也可以說，“框架不存在”。原因在於：一方面，一切行為皆因框架的生成而生成，即使是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為，也與無法判斷框架有關；另一方面，框架通常是在社會行動中生成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然而，不管以上兩種觀點有多麼大的分歧，它們在現像學語境中都是辯證統一的。因為，這兩種觀點都認為框架並非客觀的存在物，而是一種需要被顯現的存在，它的*要特征便是生成性。框架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它並不是思維定式、圖式、基模這一類主觀心理學的概念，而是處於人與社會結構的中間。而率先引導我們以這種方式來理解“框架”的學者，便是20世紀最具理論想像力的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
一
1974年，《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下文簡稱《框架分析》)一書問世。這時距離戈夫曼的博士論文和成名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的出版已經整整15年。此時的戈夫曼已經52歲，他對自身社會學理論體繫的建設也日臻完善，在學術界，“擬劇論”已經成為他標志性的理論名片。他不僅能夠熟練地征用攻讀博士學位時便已經熟悉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角色理論和當時美國社會學的主流——結構功能主義以及後功能主義，而且開始接觸到現像學社會學，尤其是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理論以及實用主義哲學中現像學的維度。除此以外，戈夫曼還從英國人類學家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等學者那裡獲得了許多靈感。在充分吸收這些理論資源之後，戈夫曼不再滿足於從社會結構與社會組織等傳統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出發去理解社會，也不再滿足於“擬劇理論”的前臺/結構，而設法通過克服“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rdquo對立去建立一種更具整體性的社會學理論。而貝特森提出的“框架”概念，使戈夫曼突然找到了理論整合的突破口。
貝特森雖然主要是人類學家，但他在人類學領域的研究並不主流，倒是他從控制論和認知心理學的視角對人類認知和傳播活動的研究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受到格式塔心理學的啟發，貝特森於1955年在《遊戲與幻想的理論》(“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一文中提出了“心理框架”(psychological frame)的概念，指出“框架”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它能夠幫助個體把某事物放在關繫中去理解其意義。在這篇文章中，貝特森對遊戲和真實事件進行了區分，提出了嚴肅和非嚴肅的框架。貝特森通過觀察猴子的嬉戲行為發現，猴子看似在撕咬和打鬥，實際上是在遊戲，它們似乎能夠清晰地分辨這兩種行為的不同意義，即它們知道“撕咬”何時意味著遊戲，何時是真正的打鬥；而從這一現像可推演出一個有趣的悖論——“個體所從事的行為並不意指這些行為所意指的內容”。在文章中，貝特森還由動物推論到人，認為人們可能故意在交往中給他人制造框架混亂。
貝特森關於“框架”的這些討論深得戈夫曼的贊許。他表示：“貝特森論文中提出的‘框架’概念與我想使用的它的含義大致相同。”(第6頁，引文頁碼為本書頁碼，下同)應當說，貝特森的文章已經賦予“框架”一詞較為豐富的內涵，但從醞釀《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時就開始思考不同情境中個體行動的戈夫曼，顯然對“框架”有著更為整體性的思考。相較於貝特森運用格式塔心理學的原理對人們的認知行動進行解釋的努力，戈夫曼顯然更具有理論野心。
盡管戈夫曼表達了他對貝特森框架定義的認可，但他從一開始便堅持了自己社會學而非心理學的立場。戈夫曼師從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攻讀博士學位，自然受到以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威廉·伊薩克·托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和布魯默為代表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符號互動論思想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類似於“情境定義”(托馬斯的成名理論)這樣具有心理學色彩的概念的影響。然而，他在《框架分析》一書的開篇就指出，“盡管‘情境定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幾乎隨處可見，但通常而言，做出定義的並非置身情境中的人，而是社會”(第1頁)。所以，戈夫曼沒有像貝特森那樣將“框架”僅僅看作人的心靈和認知的問題，而是將“框架”看作另一種與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相對應的社會現實。戈夫曼的立場是一貫的，他從沒有想要拋棄社會結構，這一點使他與絕大多數第一代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成員都不一樣。其實，當戈夫曼在15年前使用前臺/後臺、劇班/觀眾這些概念時，這種傾向就很明顯。這些結構性的擬劇論概念體現了“第二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對符號互動論的改造，目的是使之更偏向社會學的主流視角。
框架之所以是一種社會現實，與無處不在的初級框架有關繫，這也是戈夫曼框架分析理論的起點。在戈夫曼那裡，初級框架是任何行動者在認識事物時都會自然而然采用的解釋基模。這些基模可以是成形的，由實體、假設和規劃構成的繫統，也可以是一種不成形的視角或理解方式。在此基礎上，戈夫曼又把初級框架一分為二，即自然與社會兩種不同的初級框架。
自然的初級框架完全不受人控制，沒有價值取向和目的，純粹是物理性和決定性的。“任何有意志的行動者都無法決定其因果，也無法刻意干涉。”(第17頁)自然框架似乎構成了人們行動中具有決定性色彩的背景，因為像物理時間那樣單向和不可逆的初級框架是無法改變的，所以人們隻能在認知上接受確鑿無疑的現實。
社會的初級框架則不同，它同樣是人們理解事件和行動的背景，但這一框架依托形形色色的社會標準。社會規則具有共識性和規定性，也同樣具有強制力和引導性。行動者受制於社會規則，“需要接受社會基於忠誠、效率、經濟、安全、高雅、得體、品位等標準對其行為所做的評估”(第18頁)。不過，與自然框架不同，社會框架並不是完全無法改變的。原因在於，社會的初級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始於心理決策(mental decision)”(第18頁)。例如，“天氣狀況”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框架，但聽不聽天氣預報的指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戈夫曼看來，自然框架和社會框架之間充滿了張力，二者構成了理解某個行動和采取某個行動的完全不同的認知路徑。他以下棋為例闡釋了這一點：按照自然世界的理解，有足夠力量挪動棋盤上的棋子就是下棋；而根據遊戲世界的規則，符合下棋規則的走子纔是下棋。因此，從前者的角度來看，一個有能力移動棋子的嬰兒在棋盤上移動棋子也是在下棋，而從後者的角度來看，那個嬰兒顯然不會下棋。進一步而言，不同的初級框架之間也充滿了張力，社會的初級框架尤其如此，因為存在著圍繞不同的社會目的組織起來的各種規則，不同的規則意味著對不同初級框架的選擇。所以，每個人的社會行動都會面臨一繫列的初級框架，哪怕是對周遭事物的“匆匆一瞥”，也需要個體基於自然和社會框架對事件進行確認並應用預期的視角來理解事件(參見第30頁)。
寫到這裡，不過是前兩章的篇幅，戈夫曼的理論野心已經呈現出來：他想通過“框架”這個概念及其豐富的內涵，來說明人是如何存在於自然與社會環境之中的。框架成為人與環境發生關繫的中介，隻有通過框架，世界纔能被理解和賦予意義，行動者纔能通達日常生活的世界。當然，不同的框架幫助行動者建構了不同的環境，並創造出具有不同秩序的世界。這種人與環境的關繫顯然並不是行為主義所說的那種刺激與反應的關繫，相反，在框架的組織之下，人與環境的關繫是一種“雙向奔赴”的意義生成。在這裡，框架理論具有一種本體論的色彩，它並不滿足於主論的貧乏和單調，而是頗具洞見地強調，居於行動者與環境之間的中介恰恰構成了世界生成的起點。所以在《框架分析》一書中，戈夫曼其實非常清楚地擺明了他的立場：“框架之外，別無他物。”
二
然而，戈夫曼並沒有打算在本體論層面結束戰鬥，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他必然對關於框架的認識論更感興趣。所以，在《框架分析》中擺弄那些形形色色的框架似乎對戈夫曼更有吸引力。這一部分內容寫得極其繁復，取材於不同文本中的個案和場景，有些個案和場景甚至極具新聞性和戲劇性。
戈夫曼對“框架”類型學的論述始於他對“初級框架”的反思。他對這個概念本身的內在張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含混性並不是很滿意，而且他認為，在很多情況下，這個概念並不能很好地解釋人復雜的社會行為。於是，他從貝特森觀察猴子的結論中推導出另對立的概念：基調與調音。不過，有意思的是，他一直將貝特森觀察的對像稱為水獺。也許在戈夫曼看來，是什麼動物並不重要，關鍵是可以借此來隱喻人。然而，水獺是獨居性的動物，而猴子是社會性的動物，它們的行動具有不同的社會框架。從這個方面也可發現，戈夫曼關注的起點和焦點是行動者而非環境。在戈夫曼看來，打鬥是動物的慣例，可以被視作動物行動的基調。然而，在效仿打鬥的過程中，效仿者卻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打鬥，而將其視為遊戲，這就是調音。“一些已然在初級框架中獲得意義的既定活動，轉換為一方面效仿這一活動，另一方面卻被參與者視為其他事物的東西。用一個粗糙的音樂概念來類比，這一轉換過程可被稱為‘調音’(keying)。”(第35—36頁)
“調音”的出現意味著對初級框架所奠定的“基調”的“繫統性轉換”。調音出現後，非真實的活動出現了，但這種活動對於人類社會而言，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從現實層面來看，完全由初級框架框定的行動……真實地(really)、實際地(actually)、切實地(literally)發生著……舞臺表演是這些行動的‘調音’，它們不再是切實的、真實的或實際的活動。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說，舞臺表演真的發生了。非真實的活動真實地發生著，它們依然符合日常慣例。”(第38頁)這種表述讓人聯想到：虛擬世界不是現實世界，但它仍然客觀存在著。由此可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由“基調”和“調音”組成的“大雜燴”。調音使人類的行為更為復雜，如果說基調是一種“社會框架”的話，那麼調音可以被看作在這個基礎上的“文化框架”。
在戈夫曼看來，調音無處不在，且會不斷發生，可能會出現對調音的再調音。他在仿真、競賽、儀式、技藝重演(其實就是演習和練習)和重組(接近於角色的反串)等五種行動中，討論了基調與調音的關繫。事實上，盡管調音無處不在，但它仍然極大地受制於基調限定的框架。“初級框架必須始終在場，否則再調音就會失去其內容”(第68頁)。如果說調音是一種沒有什麼惡意的框架轉換方式的話，那麼捏造則不太一樣。“捏造是一種惡意的設計(design)，一旦捏造者的陰謀或陰險計劃得逞，事實就會被歪曲。”(第70頁)戈夫曼認為，基於對是否心存惡意的判斷，框架的轉換可以被分為調音和捏造兩種方式。“某個活動片段通過兩種方式干擾世界的運行，這種模型的設計包含兩種再造方式：調音和捏造。”(第70頁)捏造和調音同樣需要從初級框架中獲得內容，但調音通常引導參與者對參與之事達成共識，而捏造則會制造差異與分化，而且還會直接導致捏造者的信譽受損。捏造可以是開玩笑和搞惡作劇這樣不傷害參與者根本利益的行為，也可以是詐騙和栽贓等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行為。不過，除了性質有些差異以外，捏造毫無疑問也是調音的一種方式。戈夫曼用不同的術語討論這二者的差異無非是為了在第六章進一步地討論“對調音的捏造”和“捏造的調音”，並試圖在第五章說明戲劇框架的獨特之處：“戲劇框架算不上一種善意的構造，也不隻是一種簡單的調音。”(第112頁)然而，戲劇與仿真有根本的區別嗎?
筆者認為，把捏造或者戲劇表演作為一種特殊的調音單列出來討論，其實大可不必，甚至影響了分類學的嚴謹性和抽像性。把調音作為整體性的文化框架可能會效果更好。戈夫曼的細膩和精致——或者從貶義的角度來說其瑣碎——已經嚴重影響了文本的可讀性，他甚至沒有忘記討論打破框架的活動和行為，並且對框架化的實踐如何發生失誤的過程和錯誤的類型進行了冗長的分析。盡管如此，這種詳盡的討論向我們呈現了一個偉大的社會學家如何將司空見慣和習以為常的世界陌生化的過程。正是這種陌生化的處理，使我們對人的社會行為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戈夫曼的框架理論也許還有可以商榷的餘地，但他這種基於框架的認識和分析視角卻是令人贊嘆的。
不過，這種對世界陌生化的著迷，直接斷送了戈夫曼建立框架理論體繫的可能性。在眼花繚亂的事實面前，戈夫曼其實回答不了什麼是“框架”、框架到底是不是真實的以及框架有哪些類型等問題。如果說“框架之外，別無他物”，那麼這個先在的框架是哪裡來的，難道框架及其意義不都是在社會行動中生成和協商的嗎？難道真的存在客觀先在的框架嗎?戈夫曼當然明白，框架從來就不是客觀的存在物，而隻是人們接觸社會的方式，人們通常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任何對框架的呈現說到底都隻是對框架碎片化的展演。但如果說框架不存在，而是具有生成性和不可窮盡性，那麼戈夫曼強調和描繪的這些形形色色，甚至連他自己都難以歸類的框架為什麼具有那麼明顯的可見性？為什麼框架被戈夫曼描述為穩定的、結構性的和“客觀存在”的？由此可見，戈夫曼從未放棄他的擬劇論，他不斷地強調著舞臺的邊界、空間和腳本，這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他的實在論傾向。
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曾經這樣評價戈夫曼：“戈夫曼的‘社會腳本’表面上看是動態的，但是這種動態需要相應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作基礎，即固定的規則、角色、社會背景以及固定的團體……在戈夫曼的社會世界中，動態主要是指人物投影在不變的背景中。人們的行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可能發生改變，但是其變化的方式相應於變化的場景，通常是不變的。”梅羅維茨的評價是有道理的，為了強調以框架為起點的世界，戈夫曼太過強調框架的結構性和穩定性了。我相信，戈夫曼自己也意識到了他的認識論探索與他的本體論無法耦合，因而，框架理論的體繫化建設在書本的行文過程中被終結了。
三
當然，關於框架的討論和分歧還遠遠沒有結束。戈夫曼的框架理論一經問世，立即引發了強烈的關注，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成為一種高度跨界並被廣泛關注和應用的理論模型，尤其在新聞傳播領域引發了一場理論震蕩。弔詭的現像是，盡管大部分框架研究自認肇始於戈夫曼，但在論述其框架概念時往往蜻蜓點水，旋即轉向他處，導致整個框架研究呈現出一種“雖見戈夫曼之身影，不見其框架思想”的奇觀。這當然有後繼研究者各取所需的問題，但也有戈夫曼本身的問題。
戈夫曼此書問世後不久，一批新聞社會學者直接將“框架”引入了編輯部的田野觀察，意欲借此打開新聞生產過程的“黑箱”，重新從社會建構論的視角考量新聞與現實的關繫，而“框架”正好成為論述這種建構觀的理論工具。其中的經典之一就是蓋伊·塔克曼(Gaye Tuchman)在1978年推出的名著《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該書率先將“新聞視為框架，探討這一框架如何構成，新聞工作和新聞工作者又如何組織起來”。應當說，塔克曼對於戈夫曼的征引是非常正確和出彩的決策，她巧妙地將戈夫曼的“框架組織日常生活經驗”的議題嫁接到新聞生產場域，清晰地描繪了新聞記者如何依照新聞機構的組織規程、特定的時空規則、例行的新聞采寫流程將無意義的零碎片段轉化為具有新聞價值的報道的過程。正是基於框架，“一件事情轉化為一樁事件，一樁事件又轉化為一則新聞故事”。 在這樣的視域下，新聞生產實踐呼應了戈夫曼試圖描繪的具有主體間性的生活世界，新聞記者不僅獲得了能動性的行動者身份，還能通過具身實踐獲得行動經驗，進行意義的生產活動。
如果塔克曼能夠用自然初級框架、社會初級框架、調音和捏造等概念來考察新聞生產，這將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理論故事。然而，事實上，塔克曼對戈夫曼的征用比較粗淺，大多論述隻停留在初級框架層面。對於書中關於文化框架的討論，塔克曼幾乎隻字未提。這就放過了新聞記者在新聞生產中幾乎所有的調音行為、表演行為和捏造行為，而這些纔是新聞記者主體性研究最為珍貴的細節。如此帶來的結果便是，塔克曼隻是進一步強化了框架的結構性和秩序性的一面，卻忽略了戈夫曼試圖突破傳統“結構功能主義”視角的努力，進而使新聞框架逐漸沉澱為一套例行公事般的慣例和套路，而看似充滿行動力和能動性的記者不過是按部就班地開展實踐，始終受限於組織的規約和結構性的力量。不知是故意為之還是無心疏漏，這種忽略極其政治正確地維護了美國新聞記者的“專業主義形像”，也支撐了這種形像背後的秩序的合法性。盡管如此，塔克曼對框架的征用相對而言仍然可以說是比較忠實於戈夫曼的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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