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啟蒙運動中,大衛·休謨“媒介化”自己,在文壇暴得大名,引來英國一代文宗約翰遜的譏諷;對書籍出版不聞不問的莎士比亞無心插柳,“促成”了莎劇千古流傳;《霍比特人》從家庭晚間口述故事一步步走向英國民眾,最終成為“托爾金神話”;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四處踫壁,幾經周折方成文學經典;冷眼看世界、看人世的魯迅,以扶助困阨中的文化青年助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前進;武俠小說作家如過江之鯽,獨有金庸造就了“傳奇”……這些文化現像的背後,都隱含著知識經由媒介傳播進而社會化的規律。
本書從理論和經驗兩個層面,對“私人化知識”到“社會性知識”的轉變進行考察和分析。作者認為,社會化知識的形成經歷了從“私人”到“社會”的復雜過程,社會性知識不是“創作”出來,而是“制造”出來的。在制造知識的過程中,媒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書籍和出版,都是知識制造中賴以憑借的媒介,它們以媒介的特質,勾連了社會的不同層面,使得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成為可能。同時,又是某種程度上“媒介叢”,彙集了圖像、肖像、書目、廣告甚至知識人本身等不同類型的單一媒介,它們共同為知識的制造與社會效應的發揮提供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