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地勢與政治：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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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收錄了北大社會學繫教授朱曉陽從事學術研究以來的部分研究論文和報告。這些論文的主題集中在對地勢學（topographic
perspective）和“徹底解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進行界說。本書提出的政治地勢學理論，以及理論背後包含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已經成為國際人類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潮流。但目前國內學界對此的討論還很不夠，因此，本書的出版有望推動國內學界對這一新興理論及其相關經驗研究的重視和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北大社會學繫教授朱曉陽從事學術研究以來的部分研究論文。這些論文的主題集中在對地勢學和“徹底解釋”進行界說。本書提出的政治地勢學理論，以及理論背後包含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已經成為國際人類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但目前國內學界對此的討論還很不夠，本書的出版有望推動國內學界對這一新興理論及其相關經驗研究的重視和研究。

作者簡介

朱曉陽,社會人類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副主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主要研究法律人類學、人類學發展研究、工業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愛好書法、素描，寫的一手好字，並熱愛詩歌，被北大社會學繫於長江老師評為“中國像詩人的人類學家”。

編理論與方法
地勢、民族志和“本體論轉向”的人類學
“地志”不止於地志
“語言混亂”與法律人類學進路

第二編民族志：村莊、工廠和森林
滇池東岸的水
滇池東岸的土地
物的城市化與神的戰爭
“誤讀”法律
事實與情理
林權與地志

前言

導言“地勢”是個什麼問題？

“地勢”在現代法律中是找不到的。但“地勢”值得再從法律以及與這個學科相關的產權和城市規劃等方面深入探討。在《地勢、民族志和“本體論轉向”的人類學》一文中，我提到：“從一些城市化案例看,基層的實踐者(包括村民/業主、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對地勢問題非常重視。相反,社會科學界更多是從政治、經濟等視角去看待城市化中的諸多問題。”具體言之，社會科學界多是從法律規範的土地權和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等角度來處理土地-空間問題，地勢在這些研究中，被視而不見。從當代馬克思主義（例如大衛·哈維）角度，地勢問題被視為“非均質空間”。這已經接近地勢的意思，但“非均質”仍然是從一個文化與自然二分的社會科學的類分出發對空間的界定，與地勢意涵的人事和地理形勢相融貫仍然有區別。似乎隻有“地緣政治”與地勢接近。“地緣政治”是一個真實存在，但名聲不好的概念。在當代的國際政治中，地緣政治現像經常被注意到，但一旦進入官方的對外政策文本，地緣政治這個詞就消失了。這很大原因是“地緣政治”一詞臭名昭著。在這些場合“地緣政治”往往被用來批評國際政治中的“他者”或敵對方的空間-政治活動。導言“地勢”是個什麼問題？

        “地勢”在現代法律中是找不到的。但“地勢”值得再從法律以及與這個學科相關的產權和城市規劃等方面深入探討。在《地勢、民族志和“本體論轉向”的人類學》一文中，我提到：“從一些城市化案例看,基層的實踐者(包括村民/業主、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對地勢問題非常重視。相反,社會科學界更多是從政治、經濟等視角去看待城市化中的諸多問題。”具體言之，社會科學界多是從法律規範的土地權和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等角度來處理土地-空間問題，地勢在這些研究中，被視而不見。從當代馬克思主義（例如大衛·哈維）角度，地勢問題被視為“非均質空間”。這已經接近地勢的意思，但“非均質”仍然是從一個文化與自然二分的社會科學的類分出發對空間的界定，與地勢意涵的人事和地理形勢相融貫仍然有區別。似乎隻有“地緣政治”與地勢接近。“地緣政治”是一個真實存在，但名聲不好的概念。在當代的國際政治中，地緣政治現像經常被注意到，但一旦進入官方的對外政策文本，地緣政治這個詞就消失了。這很大原因是“地緣政治”一詞臭名昭著。在這些場合“地緣政治”往往被用來批評國際政治中的“他者”或敵對方的空間-政治活動。
        社會科學研究者對地勢的視而不見，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所堅持的研究框架限制所致。這種框架，如同《非洲政治制度》一書的結構功能論和韋伯式政治社會研究範式的束縛一樣，將“地勢”這種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尋常的實在遮蔽住。
        在以權利-法律為本的社會，法律能夠“格式化”很多問題，包括“地勢”。例如一個合法的釘子戶不會擔憂有開發商或政府會以“大多數人利益”或“人多勢眾”為理由將其房子拆掉。司法已經基於人人平等這一均質空間抽像出一套規範制度。這套規範確實能有效地保護住個人的權益。相反，一旦產權易主，或司法決定做出，無論如何人多勢眾，推土機照樣將房子推倒。一個例子是美國電影《憤怒的葡萄》中負債農民的土地和房產被債主拿走。債主不用顧忌這些失地農民有幾多，所涉土地有多廣大，隻是按照司法決定行事，將其土地上的房屋推倒，將幾十萬農民攆走。這個文學例子當然也表明，法律規範下的產權雖然框住了地勢，但沒有消除不公正，因此纔有了《憤怒的葡萄》這種感天動地的作品。但在中國語境下，地勢從深層到表像都非常觸目，顯得非常要緊。作為研究者，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將地勢從隱蔽的地方凸顯出來。
        在以上這幾段為一本政治人類學經典著作的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我強調了本書的主題及內容：“地勢與政治”的意義。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近纔開始的，而是持續了十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收入本書的各篇文章代表了我對地勢與政治研究的思考軌跡及其結果。在這篇序言中，我將簡述這些章節的內在聯繫。
        自從21世紀初以來，我提出人類學的法律和政治研究仍然需要堅持“整體論”進路。當時面臨的是中國社會“法律語言混亂”（confusion
of legal
tongues）的情況和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問題：如何擴展中國社會學“傳統界限”？在本書第三篇論文中，我寫道：
        用一句格爾茨式的話來說，費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中面對的問題和困惑可稱為confusion
of tongues（語言混亂）。格爾茨在《地方性知識》一文中更有針對性地用confusion of legal
tongues（法律語言混亂），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第三世界發生的“業已確立的正義觀同從外部引入的、更多反映現代生活方式和壓力的正義觀之間的緊張”。當代人類學文化解釋的任務就是要將這種“語言混亂”以厚度描述的方式呈現出來。在指出費先生的困惑與格爾茨之語言混亂相契合時，我想表達的是：費先生所自覺的困惑正是中國社會科學數代學人的“深度困惑”，是站在新世紀之初的我輩必須直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如何為那些具有地方公正性的“法”找到一種能與“現代司法”相互兼容的空間？如何找到一種知識論，從而能夠解釋那些被視為與實證主義傳統的社會科學相“悖”的中國經驗和智慧？
        尋找出路的結果是走向“整體論”。但此整體論非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式的人類學整體論，而是
        以當代（特別是經驗主義傳統知識論）的整體論哲學為基礎，重新界說人類學整體論。換句話說，以這一新整體觀為原則，解釋和理解“法”文化之“真”。新的整體觀將在兩方面幫助學者們從費先生的困惑或格爾茨意義上的“混亂”中走出來。一方面，它提供理解當代中國“法”的實踐的新視角；另一方面，它能夠提供建構法律的知識論基礎。
        這種整體論就是後來我所稱之為“地勢學”的知識論基礎，其他如“棲居視角”則是認識“地勢”的基本方法論之一。至於“地勢”這個概念的使用則是近纔提出的。一開始，我受到的啟發來自丹麥人類學家柯爾斯頓·哈斯特普（Kirsten
Hastrup）關於“地志轉向”的說法。哈斯特普和我的一個共同興趣是都從哲學家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思想中為人類學知識論尋找資源。2009年我曾代表北大社會學繫邀請哈斯特普和另一位與“地勢學”關繫較近的人類學家英戈爾德（Tim
Ingold）來北大講學和交流。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地理學家王耀麟建議我將topography翻譯成中文“地勢”。後來在與法國“新社會學”的幾位學者交流時，他們指出我討論的topography更接近於morphology（形態學）的意思。關於“地勢”的語言翻譯討論後來使我認識到應當將“地勢”當作從本地表達者視角進入的“現實”或“本體”（ontology）。我將這一研究進路稱為“非認識論相對主義”（本書第二篇文章）。
        對於“地勢”的經驗研究早在其概念形成之前已經開始。21世紀初我與北大社會學繫同事佟新和北京市社科院戴建中等對北方某地的國有企業兼並事件進行實地調查。根據來自這個被稱為Z廠的直接和二手資料，我寫成了本書中的第七、八篇文章。當時我們注意到Z廠人將自己的反兼並活動稱為“護廠救家園”（見第七篇文章）。該文因此對“家園”這個基層政治實踐者經常使用的關鍵詞進行了分析。文中指出：
        Z廠“家園”不僅是一片具有地域特征的物質資產，而且對居住和工作於斯的人來說是他們的像征性和價值性的“所有”。後一種像征性的形態為1999～2000年的Z廠集體行動提供了合法性和行動的共識性動機。
        在2006年和2007年，我和北大社會學繫一組學生對雲南騰衝X村的森林使用權及林權改革的社會影響進行實地調查。該村的主要報道人村委會主任y先生也是村裡的風水先生。他關於該村的地勢（包括地勢史）與林權的地方制度演進的講述給我和學生們留下深刻印像。這項調查使我將此前對Z廠的“家園”研究，以及在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草場使用權研究等聯繫起來。我深感“地志”或如後來所稱之的“地勢”是基層政治及法律的一個實在問題。後來基於X村的調查，我寫了一篇題為《林權與地志》的文章，即本書第九篇文章。2007年我開始對本人博士論文時的田野地——滇池東岸小村進行再研究時，關注的焦點正是該地區的“地勢”問題，包括土地、水利和村落民宅。在關於該村的土地的一篇論文（《“地志”不止於地志》）中，我這樣提到“地志”的意義：
        當下人類學者處理的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志，即那種對地方的景觀/地景做“客觀”描述的地志。這種“地志”也不是像傳統的人類學那樣，將景觀僅僅當作人活動/行動的場景（setting）描述，而是如一個近的人類學地志定義所說的：它是一種將地理、居住、政治性邊界、法律現實、過去歷史的蹤跡、地方-名字等包容進特定空間的綜合知識。從“綜合性”著眼，地志可以看作與莫斯所稱之的“總體社會事實”相當。更重要的是，在當代，從地志視角進行人類學民族志研究具有強烈的實踐緊迫性和深刻的理論意義。關於實踐意義我將在本文的後部分進行討論，其理論意義則可以說不僅在於總體社會事實這一特征，更在於以上提到的地志研究的知識論背景，即“徹底解釋”。質言之，它為地志學提供了超越現代和後現代爭論的知識論基礎。
        2010年以後滇池東岸小村所在地區卷入大規模“城中村”改造。在經村民舉全村之力保衛和外部支持下，小村得以幸存到今天。在初的三年中，我的研究工作變得更像“行動人類學”。在參與小村人抵抗拆遷的幾年間，小村人、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對於“地勢”及其重要性的認識使我印像很深。本書第六篇文章就是這段時期行動實踐及理論思考的結果。該文對滇池東岸小村人保衛他們的“理想家園”的過程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文中以小村人反對拆除“新村”（一座有500餘幢房屋、經統一規劃建成的“新農村”）為例，討論了地勢的本體論意義。以下是其中一段論述：
        在“保新村”這一事件中，如果僅看到已經存在的觀念和範疇的影響，顯然無法解釋村民們的行動。也就是說如僅強調新村是“理想家園”，是農民宇宙觀的體現等，則無法解釋事件過程中人們的行動。此外，如果僅僅在村落層面尋找村民行動和事件的因果鏈條，也無法解釋清楚整個事件的過程和走向。一個必要的路徑是將“新村”當作無法還原的“本體”，將其他發生在不同層次的事件、行動和解釋等都與這個本體性“場所”聯繫起來考慮。
        如本文開頭引文中所說：基層的實踐者對地勢問題非常重視。相反,社會科學界更多卻從政治、經濟等視角去看待城市化中的諸多問題。這是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相互錯位。今天已經到了將“地勢”問題從被社會科學觀念的遮蔽中顯露出來的時候了。本書的目標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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