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問題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過一個至今發人深省的問題：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引發人們對自己作為個體而進行深刻和巨大的反思。人類學家提出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我們如何共生？這似乎又引發了一連串不同的課題：不是“我是誰”，而是“我們是誰”；不是“我該怎麼辦”，而是“我們如何相互聯繫在一起”；不是“應該做些什麼”，而是“已經做了什麼”。

人類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並非無關緊要。蘇格拉底要求我們對自我進行反思（他說過“未經思考的生活不值得去過”）。人類學家則強調，這一思考還必須包含我們對共生、共享的生活的思考。這裡“我們”指的是我們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展現出極大的共同關注和休戚與共的屬性。我們作為社會性動物而存在，並非是我們天性中一些意外、偶然因素的顯現，而是體現了我們之所以為人這個核心。如果沒有社會屬性，我們簡直無法生活，無法作為人類繼續存活下去。正如莫裡斯·戈德裡耶（Maurice Godelier）所言：“相對於其他社會動物，人類不隻生活在社會中，他們還在為生活而創造社會。”因此，在人類學家看來，把人類僅僅當成個人來研究是不全面的。我們隻有了解了我們與他人的關繫，纔能真正地了解我們自己。

但是，僅僅強調人們相互之間的關聯性，還是不能完全把握人類的特性，或者說不能完全把握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的社會屬性時所特別關注的問題。因為與其他物種相比，我們的社會性更進一步，還有一個非常令人驚異的特點，那就是變幻無窮。人類不僅創造了社會，而且其社會形式花樣繁多，變幻莫測，其精巧繁復程度堪比迷宮。沒有任何其他物種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如此的精巧度和多樣性。感覺就好像是從人類誕生開始，在我們共同渡過的歷史長河中，改變社會始終是我們亙古不變的需求。又好像是我們一定要使我們的共同生活越來越糾纏不清，龐雜得就像拜占庭帝國。我們設計出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說的“大弧”，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工作、交流、處理家庭事務、相互支配和控制，參與從未體驗過的事情。如果說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核心問題，那麼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則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

因此，“我們如何相互聯繫在一起”這一問題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細節和復雜性。人類學家普遍認為僅新幾內亞島上就有七百種語言，相應伴生了七百種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形態。而整個人類世界又會有多少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呢？想想亞洲、非洲和歐洲，甚至北美洲。人們一般認為北美很同質化，但是那裡也呈現出多2.種語言、多種生活方式和社會形態。因此，一方面，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是一種絕對的存在；另一方面，每一種生活方式亦各有其復雜性和綜合性，糅合了語言、家庭、經濟、政治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經驗。那麼我們怎樣纔能記錄——進而詮釋或理解——一種文化？我們怎樣記錄我們自己的文化，記錄所有的文化？

所以說，人類學面對著一大堆極為龐雜、豐富的研究材料，對如何處理這些材料我們又感到一籌莫展。讓我們先來看看以下情況：在廣袤的、多樣化的人類社會和文化領域中，每一位人類學家都脫胎於某一特定的文化變體。包括人類學，其本身就是從並不久遠的過去的某種環境、某種文化中產生的。受制於這種局限性，人類學家從事研究的首要準則就是：盡可能地克服他們原生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假設、認知和觀念，以便盡可能不帶偏見地對他們的研究對像開展工作。顯而易見，要是我們一開始就帶入自己的動機和認識，我們又怎麼能準確地認識和理解他人呢？

人類學家如何纔能超越自身的文化？在人際交往中擁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是人的天性。這種觀點必然來源於一個人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每位人類學家——包括人類學自身——總是受制於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話，那麼他（她）又怎能衡量另一種生活方式？他（她）怎能對不同的生活方式做出令人信服的比較？我們不禁要問：是否存在一種可以超越特定文化傳承的、通用的研究準則？如果有，那它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