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國民性》序言：

■序 /唐弢

繼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後，威廉?萊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寫的《丑陋的美國人》（中文譯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橋敷寫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後譯成中文出版了。後兩本書曾在《丑陋的中國人》裡被提及，可以說是這類問題的比較全面的介紹，也是柏楊用以自辯的客觀的憑證。聽說問題還有爭論，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可惜我沒有讀到有關文章。當然，以偏概全是不對的，不應當將個別缺點看成是全民族的缺點；但由於作者都是本國人，池魚故淵，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魯迅說過的話，魯迅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這是問題的關鍵，他說得多好啊！

魯迅翻譯過廚川白村的書，對於廚川對“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的批評，“禁不住稱快”；並且認為同是立國亞東，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廚川所狙擊的要害，“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這是我們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來這也是魯迅之所以介紹《苦悶的像征》的原因之一吧，不過，倘有人以為魯迅苛責自己，懷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錯特錯了。凡是別人加在我們民族身上的荒謬狂悖的言詞，魯迅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以反駁和狙擊。在《馬上支日記》裡，在為內山完造的《活中國的姿態》所寫的序言裡，對於自命為“支那通”的日本人進行了嘲笑：“一個族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國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至於安岡秀夫揚言江浙人大喫竹筍，是“因為它‘挺然翹然’像男根”，屬於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種表現，魯迅對這些胡說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為笑談。但對於嚴肅的實事求是的批評，不管談話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他總是認真對待的。例如在中國居住了二十餘年的美國傳教士史密斯（A.H.Smith.1845 ～ 1932）所著的這本《中國人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贊賞的口氣一再提到它。

魯迅認為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雖然錯誤亦多”，但“較日本人所作者為佳，似尚值得譯給中國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裡談到辱華影片《上海快車》的時候，重申前請，希望有人將這本《中國人氣質》譯出來，以結束“安於自欺、並以欺人”的局面。他勸人們把史密斯的書當作一面鏡子，“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呢？

魯迅在留學時期研究過國民性問題。根據許壽裳的回憶，他探索了三個互相關聯的問題：一、怎樣纔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性中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些都和中國人的氣質有關。以後他寫小說《狂人日記》，寫《阿Q 正傳》，寫《藥》，寫《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寫《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弟兄》，以及將近二百萬字的短小的雜文，幾乎每一篇都是從不同的角度的寫中國人的氣質，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繪了怎樣的是中國人，另一方面， 又暗示了中國人應當是怎樣的，他開掘著，開掘著，直至掘到了中國人的靈魂。而我以為，魯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這方面：寫出了人——或者說中國人的一些內在的東西。

魯迅沒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評，並且說他“錯誤亦多”；但對有些意見卻表示首肯，也許還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說中國人愛顧全“面子”，隻要“給了面子”，什麼事情都好辦。魯迅對此發表過相似的見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復日文《北京周報》的訪問時，他就談到了《“面子”和“門錢”》，三十年代中期又寫了《說“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變成“不要臉”，兩者有時很難分辨。使他擔心的是：外國人注重實際，似乎“想專將‘面子’給我們”。涉及“面子”的話，還可以從魯迅的文章裡找出許多來。史密斯批評中國人因循保守。魯迅說過：“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史密斯批評中國人互相欺瞞。魯迅說過：“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史密斯批評中國人不求甚解。魯迅討厭的是那種模模糊糊、隨波逐流的人，他說“假使有一個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撥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史密斯批評中國人知足長樂。魯迅反對的是那種自我滿足、安於現狀的人，他說：“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他反對知足長樂，認為“勸人安貧樂道是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為此以諷刺的筆調寫了《安貧樂道法》。至於史密斯批評的中國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魯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為在幻燈片上看到許多中國人圍著欣賞自己同胞被人殺頭的情景，這纔中止學醫的，魯迅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後來他在中篇《阿Q正傳》和短篇《示眾》裡，都曾形像地描繪了欣賞殺頭的麻木而無知的群眾的場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評中國人浪費時間、提倡忍受、猜忌連坐、繁文縟節……也都可以在魯迅的文章裡找到鞭撻的痕跡。史密斯同時講了一些中國民族性的優點，如勤勞、節儉等等，顯然，他批評的缺點有些也難以使人同意，魯迅並沒有全部接受它。

魯迅曾稱猛烈地攻擊本國缺點的廚川白村為“霹靂手”，並認為他所狙擊的實際上也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說：“日本雖然采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凌遲，宮廷中仍無太監，婦女也終於不纏足。”瑕中覓瑜，將兩者對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視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從年輕時閱讀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將它譯出的本意了。在我們眼前展示著一顆永遠跳動著的偉大的心。

現在，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已由張夢陽等同志譯出，並即將由出版社出版了。不僅魯迅的期待得到滿足，而且經過分析、自省，“明白那幾點說得對”，正可以作為變革的參考。我贊成魯迅的意見，不論有多大缺點，我們“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1988 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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