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清晰寫作？
* 本文繫《人類學寫作工具箱》導論
文丨克裡斯汀·戈德西
每學期期末，我都會調查學生對我的教學大綱中書目的看法。一位學生評論我所布置的閱讀任務道：“閱讀（此書）就像硬著頭皮讀‘臉書’（Facebook）的使用條款和規則一般枯燥。”這本書與課程主題相適，同時包含了該領域變革性的理論洞見。作為學術研究，這本書也很出色，獲得了許多專業學會授予的重大獎項。但作為作品，這本書卻失敗了。我的學生們認為此書文本晦澀難懂、論證循環、行話連篇、無故啰唆。我同意。於是我準備了一場關於該書核心論點的講座，讓我的學生免於因不必具備的學識而引起的頭疼。
大學生，尤其是本科生，蔑視那些用語言來故弄玄虛而不明確闡釋內容的晦澀書籍。我認為從自己多年教學經歷的角度來講，強迫學生讀壞書是殘忍的，無論這些書多麼精巧或重要。在看到學生們費力地從晦澀難懂的文本中提煉中心論點後，我從教學大綱裡剔除了許多時髦的民族志——每年，我都會從各個大學出版社的書目中尋找寫得好的民族志；令我驚訝的是，無法用來授課的書被源源不斷地出版。
民族志提供了一種定性的方法來關注日常生活經驗，而且民族志作者確實是“寫文化”。與社會科學的其他研究方法不同，民族志沉浸於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之事。民族志研究頌揚塑造地方社區社會政治的世界觀的多樣性，用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話來講，這“為人類的差異性創造了一個安全的世界”。近年來，民族志方法從其發源處文化人類學傳播到了社會學、市場營銷、媒體研究、法學、地理學、犯罪學、教育學、文化研究、歷史學和政治學等領域。在學術界外，商業貿易現在也資助針對目標市場的民族志研究，甚至美國軍方也采用了關於戰略人口的民族志情報（具有很大爭議）。然而，盡管民族志方法越來越受歡迎，民族志書寫卻仍受到廣為流傳的學術信念的影響，即優秀的學術研究必須很難讀。
過去，民族志文本為大眾打開了一扇了解異文化的窗戶。如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或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這樣的書震撼了大眾讀者或啟發他們去思考自身文化實踐的獨特性。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將小說藝術同“紀實與虛構結合”的技巧進行了對比，後者是一種以文雅易懂的文本呈現社會科學知識的寫作形式。今天，許多民族志書籍枯燥乏味過於專業，裡面充斥著新詞和冗長的理論絮叨，這些都模糊了有價值的見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研究普通人親密經歷（intimate experiences）的學者卻不能為他們寫作。試圖理解人類行為——在特定社會或文化約束下運作的男性和女性的思想、理想、動機和世界觀——的學術研究對其研究對像來說仍是不可理解的。公平地講，學術民族志往往具有認證的功能，一些枯燥乏味的文章必須歸咎於傳統學科內僵化的文本模式。但是，即使是偉大的社會學家C. 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把備受尊敬的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晦澀的文章翻譯成通俗英語時，也對自己學科中“大理論”的偽裝提出了質疑。
雖然一些民族志書籍找到了商業出版社出版，但大多數都是在大學出版社編輯的小心幫助下纔得以面世。美國歷史最悠久且持續運營的學術出版社是由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在1878年建立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其理念是將學術知識傳播到大學課堂之外。在接下來的80年裡，研究型大學創建了許多出版社以支持民主教育。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造衛星並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之後，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呈指數級增長。為了贏得冷戰，美國政府認為需要支持學術知識的生產。在1957年至1970年之間，美國的大學和圖書館接受了聯邦政府的補貼，用以購買學術圖書和補貼大學出版社出版那些不適合商業出版的書籍。當基礎研究沒有明顯的商業價值時，競爭性市場並不會去推動它。此時，大學出版社支持了美國藝術和科學的發展，所出版的作品更加注重學術嚴謹而不是寫作質量——對於生活在思想世界的作家來講，這是一個黃金時代。當然，當時白人男性主宰了學術界，因而在此次聯邦政府的慷慨資助中受益的也主要是白人男性作家。
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優先權發生了轉變。美國政府派遣了更多的年輕人去越南參加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大學校園也變成了反華盛頓的異見人士的中心。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支持減少了。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和少數族裔學生被學校錄取，在學院變得化的情況下，政府用以支持學術研究及其成果宣傳的資金卻進一步減少。這種趨勢至今有增無減。大學出版社必須依賴於出版更多能吸引超出一小撮學術同行的讀者的書。那種僅有好學術就能保證專著出版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編輯們還必須判斷一個待定的書名是否能賣出足夠多的冊數以證明相關投資是合理的。原創性和分析能力仍然是同等重要的，但寫出清晰和吸引人的文本的能力也被包含進去，特別是對初次寫作的作者來說。大學出版社希望他們的書能被利潤豐厚的大學教科書市場采用，這意味著他們要生產學生可以閱讀的書。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民族志作者學會寫作，並且要寫得好。
一些大學出版社出版普及類讀物，商業出版社則尋找有纔華的學者，讓他們的研究被更廣泛的受教育人群所接受。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和尼可拉斯·克裡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等受歡迎的記者通過為大眾讀者解讀社會科學研究而致富。《決斷2秒間》《引爆點》和《天空的另一半》等書的成功表明，大眾讀者重視研究人類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學者的洞見。比這些書的銷量更重要的是它們對公眾輿論的潛在影響，如《怪誕經濟學》《獨自打保齡》和《孤獨的人群》等書引發了廣泛的討論。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一本關於經濟不平等歷史的878頁的書《21世紀資本論》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這證明一本寫得好的學術著作是可以動搖大眾對於重要社會現像的看法的。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應該有助於理解世界，而並不僅僅是為某個研究員贏得終身教職或晉升。引用民族志學家約翰·範·馬南（John Van Maanen）的話：
任何研究行業——民族志或其他領域——的普遍事實是，我們在交流中交易，而交流意味著我們打算改變讀者的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任務是修辭性的。我們試圖讓別人相信我們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對一些東西有了不同尋常的理解，或者，弱化一點，僅僅是很好地呈現了一些東西。也就是說，我們的寫作既明確又含蓄地旨在說服別人，讓他們相信我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因此他們也應該注意我們正在說的東西。
那麼，為什麼很少有民族志作者清晰地寫作呢？此問題使我困惑。缺乏訓練隻是部分原因。在研究生階段，教授們專注於教授民族志方法論：選一個田野點，理清人類主體的評述，確認主要受訪人，民族志采訪，等等。如果民族志寫作學徒必須學一門新語言，那麼他們將花費數百小時來掌握一門外語的語法和句法。如果要討論寫作，老師們也會把重點放在田野筆記上。大量的圖書就學生如何有道德地與人類主體打交道、對這些主體做出準確的觀察並將這些觀察加工成民族志材料等方面提出建議。
當研究人員從田野裡返回時，他們通常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撰寫論文。勞累過度的教授和導師們更關心的是內容而非媒介，而答辯委員會成員們會在一篇基於充分研究的論文上簽字；無論作者的單句或段落寫得有多糟糕，這篇論文都會被適當地置於現有的學術文獻中。大多數大學教授都不認為教英語寫作是他們的工作，而且在不關心文本質量的前提下，完成畢業論文所需要花的時間就已經太過漫長。無論如何，一篇論文的受眾是有限的：四五個答辯委員，學生的母親，或許還有母親的配偶。完成任務比雅致更重要。最好的畢業論文是一篇完成了的論文。
當這篇論文要以一本書的形式面世時，問題就出現了。年輕的民族志作者面臨著在這個專業領域中立足的時間壓力，要麼是任職期內時間緊迫，要麼是終身教職的競爭激烈。在一大堆新的責任、收入無保障和普遍的動蕩中，畢業論文必須變成某種可以發表的東西。老導師們忙於培養新一屆的研究生，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隻有有限的時間給那些試圖在自己的學科內取得發言權的初級學者，新同行們在他們自己的職業要求下步履蹣跚。
但糟糕的文本並非初級民族志作者的專利。許多資深學者也陷入了生產差強人意的文本的窠臼。在該領域的資歷為發表論文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成熟的研究人員時間更分散，這意味著他們投入注重寫作技巧的精力將更加有限。如果資深的同行寫不好文章，或者不太關心學生的寫作質量，那麼誰來培養年輕一代的民族志作者呢？這種循環不斷發生著。
最重要的是，許多學者認為好的學問需要使用大量的專業術語和歐內斯特·海明威所謂的“單詞”。學者們寫道：“祖先的意外去世加劇了個人對沮喪的主觀體驗。”他們的意思是“人們突然失去父母時會感到悲傷”。他們認為第一個句子更好地展示了作者的纔智。這種風格散發著學識，但它浮誇且過於復雜。可以確定的是，特定學科的術語在同行間交流時有時可以提供有用的簡略表達。醫生在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交談時，會用醫學術語來識別我們的疾病，但好的醫生會用非專業術語向病人解釋疾病。“內婚、雙繫、交表一夫多妻制”（endogamous，bilateral，crosscousin polygyny）用盡可能短的語言描述了一種復雜的婚姻模式，並且證明了在與研究舊式的親屬關繫的其他人類學家交流時，這種表述是極為有用的。不幸的是，學者們經常使用技術性語言來使一個簡單的概念聽起來更復雜。這不僅無助於豐富思想界，而且還加劇了學術研究的狹隘性和排外性。
大多數民族志作者都不清楚什麼是好的寫作。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在他的經典著作《寫作法寶》中這樣說道：“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寫作有多糟糕。”社會科學家花費數年的時間掌握他們自己的學科分支領域，卻很少花時間打磨他們用來交流所有實踐和理論見解的語言。一旦完成田野調查並分析完田野筆記，學生和學者們在如何撰寫作為研究最終成果的文章、論文、報告、畢業論文或專著上就需要切實可行的指導。
那麼，為什麼要清晰寫作呢？我可以列出五個理由：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出版。學術出版社會考慮學術圖書的市場價值，特別是它們之後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階段的課堂上被應用的潛力。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被閱讀。寫得好的書會吸引讀者。如果你的近期目標是終身職位和晉升，你可能不會在意是否有人讀過你的書。但如果不與盡可能多的人分享你的想法，那為什麼要有精神生活呢？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社會科學研究增強了我們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行為的理解，優秀的民族志會產生能夠激發同情和諒解的見解。為什麼要用糟糕的寫作來掩蓋這些見解呢？
- 你作品的可信度會提高。年輕的學者認為博學多纔是被學術同行接受的先決條件。但是，即使是用最簡單的文字寫出來，原創性思維也會熠熠生輝。聰明的人能看穿晦澀的煙幕，揭露隱藏在術語背後的薄弱思想。清晰寫作要求智力上的勇氣與信心——相當於學術上的“少說大話，給出行動”。
- 你的作品是你欠你的研究對像的。民族志研究關注日常生活中的詳盡細節，民族志作者必須努力使他們的見解（盡可能地）被他們的研究對像所理解。
接下來，在不保證你的學術質量或嚴謹度的情況下，我將就如何寫作一本可讀性強的民族志提供循序漸進的指導。這些建議來自我作為一名民族志學者和作家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親身經歷；我已經研究、撰寫並出版了四本民族志作品，以及許多期刊文章、書內章節、基金申報書和研究報告等。這些作品獲得了學界同人和同行的認可：多項基金和獎學金、四個一等圖書獎、一項最佳文章獎以及一個民族志小說最佳作品獎。這並不意味著我是一個專家，而是我是一個花了很長時間練習將書寫從筆記轉換到敘述的人。
我還從多年的教學中汲取了一些想法，並從我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同事那裡吸取了經驗教訓。我們都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但我們需要用書面文字來溝通思想。本書每一章都包含了具體的建議。由於這本書的重點是寫作，所以我把關於民族志研究中有關流派、方法、倫理和爭論的理論與實踐討論放在了其他書裡，我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了其中的部分書名。我也沒有回顧民族志圖書和文章的構成要素，因為這因學科而異，並且在各學科特定的研究方法手冊中有詳細的討論。
本書探討了民族志的寫作技巧，當我還是一名試圖弄明白如何寫畢業論文的研究生和掙扎於將畢業論文修改成一本書的青年學者時，就很期望擁有這樣一本書。但我認為所有的民族志作者可能都能在本書中發現一些有用的東西，無論他們的學科是什麼或處於職業生涯的哪個階段。我也希望鼓勵民族志作者重新參與到公眾中去，使民族志知識再次與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及經濟論題聯繫起來。民族志作者有許多話想說，要是他們能講清楚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