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緒  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是世界範圍內的重要課題  
一、 研究緣起 / 
二、 研究意義 / 
三、 基本概念界定 / 
四、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海外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研究的歷史考察  
第一節  初步發展階段 / 
第二節  豐富拓展階段 / 
第三節  繁榮深化階段 / 
第二章  海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  
第一節  依靠力量和領導力量 / 
第二節  現實依據和基本路線 / 
第三節  奮鬥目標和戰略布局 / 
第三章  海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  
第一節  開創與奠基： 鄧小平理論 / 
第二節  豐富與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 
第三節  深化與拓展： 科學發展觀 / 
第四節  創新與飛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 
第四章  海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研究  
第一節  政治制度 / 
第二節  經濟制度 / 
第三節  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制度 / 
第五章  海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  
第一節  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基本方針 / 
第二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第三節  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 / 
結  語  海外視域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是世界範圍內的重要課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也引導中國逐漸走上繁榮富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正如習近平所說：“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闢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確的，形成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確的。”
習近平：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頁。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感到震驚，引起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強烈關注和深入研究。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他們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討論更是高潮迭起，成果豐碩，被視為新世紀國際學術界的“顯學”。
    一、 研究緣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於中國發展道路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在國內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的焦點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理解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內涵。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著名左翼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阿裡夫·德裡克（Alif Drlik）曾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在中國國內及國際範圍內都引起了爭論。在中國國內，“當今中國社會在進行根本的改革，這種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國社會姓‘資’還是姓‘社’兩種觀點之間的激烈鬥爭”。在國際社會，“人們提出諸如‘革命後社會’‘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社會資本主義’之類的不同觀點”
［美］阿裡夫·德裡克： 《後社會主義： 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4期。。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天兒慧教授更是提出，按原有的概念已無法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了。
［日］天兒慧： 《論鄧小平時代》，《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1期。這充分說明，有些海外人士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涵缺乏客觀認識，他們並沒有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經濟早已陷入衰退。”
［美］斯蒂芬·羅奇： 《沒有中國貢獻，世界經濟早已陷入衰退》，解讀中國工作室《讀懂中國： 海外知名學者談中國新時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頁。盡管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但西方輿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評述則是觀點各異，甚至有些人受冷戰思維的影響，一次又一次地臆想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將會出現顛覆性的問題。特別是在蘇聯、東歐劇變後，有些西方人士更是熱烈歡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已經戰勝了與之競爭的一切意識形態。美國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提出所謂的“歷史終論”，認為歷史的發展隻有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一條道路；人類社會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發展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並沒有如西方學者所願，不僅順利地推進到21世紀，而且不斷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在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順利地步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但有些人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惱羞成怒，他們著意把社會主義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與人民群眾完全對立的國度。張維為曾對此進行過精闢的分析，說一些歐洲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他們對中國作出了很多悲觀的預測，“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後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後，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蕩；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又預測中國將大亂。”
張維為： 《一個奇跡的剖析： 中國模式及其意義》，《紅旗文稿》2011年第6期。但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健康發展，令西方預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失望。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一些學者受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無法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迅速發展的事實。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由於西方無法全面了解中國及中國相關政策，西方產生了‘中國綜合癥’。這個癥狀表現為心理煩躁、情緒歇斯底裡以及將中國妖魔化。”
［丹］李形： 《中國崛起與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林宏宇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其實，這些人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也令很多國外客觀、正直的學者極為反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明確指出：“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會對這個世界構成什麼樣的影響一直是國際學界和政界的爭論熱點。在西方，已經有很多波‘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及其隨之而來的各種有關‘圍堵’中國的論調。可以說，中國是在一片‘威脅’和‘圍堵’聲中崛起而成為大國的。”
［新加坡］鄭永年： 《中國模式能夠被圍堵嗎？》，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9月9日。一位曾來中國學習和考察的中非陸軍中校更是直言不諱地說：“一些心懷叵測的外國人總是辛辣地批判中國人民，並把其批判建立在西方媒體那些歪曲事實的數據之上。”
［南非］勒南吉·安德烈·博納旺圖·英加西： 《我對中國的一些思考》，張英利主編《我的中國印像——外國軍官看中國（法語篇）》，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國外人士的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少數人在國際社會上詆毀、污蔑中國形像的險惡用心。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有自己的科學分析和正確認識。
    黨的十八大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充分表明，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繼續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對世界構成威脅，反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正確看待國外有些人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美國知名作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說得好：“如果你認為‘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那麼你就有責任糾正外國人的錯誤觀念。”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為變遷》，呂鵬、李榮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頁。因此，我們關注國外學者對中國正面評價的同時，也很有必要對國外學者的妖魔化描述給予重視，敢於批駁各種謬說，以期對海外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科學的認識和理解。
    盡管在海外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和政界人士中不乏冷戰思維的人存在，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在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依然有眾多客觀分析和正確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觀點，這些觀點對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鋻意義。
    二、 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改變了世界1/5人口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這自然成為海外學者研究的重要領域。俗話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國外學者關於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研究的基本觀點，對於我們正確認識自己的改革開放歷程，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調整和科學決策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了解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於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的發展，特別是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一個重大而復雜的重要課題。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十年來，國外學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與我們國內的相比，有著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往往站在有別於我們的立場，可能會多一些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縝密的思考，這對推動國內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有著十分積極的借鋻作用。再者，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體繫，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應該具有開放的心態。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時，提出了許多富有啟迪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可以說，國外學者站在不同於我們的文化背景、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角度來解讀中國問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別樣的窗口。他者的觀點可能更具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觀察的寬度和認識的高度。另外，海外也有部分左翼學者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中國改革開放研究，提出了眾多極具挑戰性的觀點，也需要我們給予高度重視。總之，關注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對於我們拓寬理論視野，提升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的理解和認識，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其次，關注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加強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流，在國際學術界充分彰顯中國學者的基本觀點，進而形成中國學派。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既是國外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外學術界最易於交流的重要學術領域。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勢必要收集、翻譯、評析他們的學術觀點，尋找與他們進行直接對話的機會。通過深入的中外學術交流，不僅可以使中外學者加深了解對方的觀點，增進彼此間的友誼，而且還有利於大家在重大理論問題上尋求共識。當然，國外學者畢竟是外國人，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常常有霧裡看花、隔靴搔癢之嫌，再加上他們往往囿於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對中國很多問題的研究可能會產生誤解。意大利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卡拉雷茲博物館館長阿德裡亞諾·馬達羅（Adriano Madro）就深有感觸地說：“雖然中國和意大利兩種文明之間的交往自馬可·波羅時期就已開始，可謂歷史悠久，但作為一個意大利人，我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在今天，兩國人民之間仍然有著巨大的‘誤讀’。造成這一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意大利人接觸到的關於中國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帶有某些政治色彩的”，“在這樣一個語境中，意大利人對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
陳曉晨： 《與中國的一世情緣——訪意大利漢學家阿德裡亞諾·馬達羅》，《光明日報》2014年2月10日。正是由於國外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存在“誤讀”的情況，他們的有些結論很可能會偏離事實，甚至會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通過學術交流，有針對性地發出中國聲音，闡述中國觀點，講好中國故事，進而在國際學術界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學派。另外，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有一定的差異。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還有助於我們學習和借鋻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範式，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體繫，形成一繫列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
    再次，分析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有助於我們全面考察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更好地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俗話說：“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人們改造世界，首先要認識世界，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在認識自身方面往往會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國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概莫能外。我們很有必要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將海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作為審視自身的重要參照。再者，“中國是否崛起？這不是任何人說了就算的，中國人自己說就更不能算。因為還要看別人是否感覺到中國在崛起。所以，我們首先要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麼反應的”
杜平： 《中國崛起與外部挑戰》，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3月23日。。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很可能會被西方學者拿來與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加以比較研究，來提出他們的看法。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認真吸收其建設性的意見，借鋻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通過比較研究找出海外學者不同於我們的一些理念、視角和方法，使我們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從中受益。另外，任何客觀公正的國外學者都不會否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時地向國內學界和民眾介紹他們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評價，對我們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最後，開展對海外學者的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今世界，制定有針對性的外交策略和國際戰略。面對中國的崛起，國外人士心態各異。德國學者托馬斯·沙爾平（Thomas Scharping）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中國研究，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西方國家，大都是在經濟利益的主導下進行的”
［德］托馬斯·沙爾平： 《作為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 歷史與展望》，《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這一觀點道破了西方學者開展中國研究的主要動力和根本出發點。從表面上看，他們在研究中國，實際上需要解決的是他們國家發展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海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主要是為其國家利益服務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會成為各國政府決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美國著名中國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直言不諱地說，他從事中國研究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他常引用的一句話就是：“哈佛對開展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負有國家義務。”
［美］保羅·埃文斯： 《費正清看中國》，陳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國外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常常是其所在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資深顧問，甚至受邀擔任政府官員。如曾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助理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是一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學者。她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書使其一舉成名，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受邀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無疑，海外學者對我國改革開放問題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其國家制定對華政策時產生直接的影響。可見，開展國外學者中國問題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對我們認識當今世界局勢，向有關部門建言獻策，以便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可謂意義非凡。
    總之，對海外學者的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不僅服從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術需要，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有益於黨和政府處理復雜的國內外現實問題，有助於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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