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

內容簡介

《留學日本叢書》以改革開放時代為中心全面研究、介紹中國留日學子及留學歸國人員現狀與歷史的叢書。《跨越國境：留學生與新華僑》是其第2卷，記錄新時期留日學子的奮鬥歷程與日本新華僑社會的成長軌跡。探討改革開放以來留學人員在日的學習、生活以及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化；留學生和在日華人對日本社會、中日關繫和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和貢獻。

作者簡介

廖赤陽，日本華人教授會成員。1982年廈門大學歷史繫畢業後任國立華僑大學助教、講師。1988年赴日留學。1997年東京大學東亞歷史與社會博士課程畢業，文學博士。同年任東京大學講師。1998年起任武藏野美術大學副教授，2002年起任教授。

李恩民，日本華人教授會成員。1992年赴日留學，1995年獲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9年獲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現任櫻美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國際學院院長、國際教育中心主任。主攻中國近現代史、中日關繫史。

王雪萍，1998年赴日留學。2010年4月至2014年3月，任日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講師、副教授。2014年4月起任東洋大學社會學部副教授。2006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研究生院政策與媒體研究科，取得博士學位（政策與媒體專業）。歷任慶應義塾大學全球化安全問題研究所助教、慶應義塾大學產業研究所研究員、關西學院大學言語教育研究中心常勤講師等職。專攻近現代中日關繫、現代中國政治。

導論
章中國的教育改革開放與赴日留學人員
第二章留學理念的變遷與中日留學交流
第三章有關中國留學生工作的幾個法律與政策問題
第四章外國人移民政策與21世紀的日本社會
第五章國際化的理念與現實
——來自留學生教育現場的觀察與思考
第六章跨國人纔競爭戰略的現狀與未來
——華人教授談日本留學生政策
第七章 20世紀60～70年代的臺灣留學生
——東大中國同學會與《暖流》的歷史回顧
第八章首屆國家公派赴日留學生的歷史記憶
第九章赴日國家公派本科留學生的就業選擇
第十章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日本新老“中華街”導論

章中國的教育改革開放與赴日留學人員

第二章留學理念的變遷與中日留學交流

第三章有關中國留學生工作的幾個法律與政策問題

第四章外國人移民政策與21世紀的日本社會

第五章國際化的理念與現實

    ——來自留學生教育現場的觀察與思考

第六章跨國人纔競爭戰略的現狀與未來

    ——華人教授談日本留學生政策

第七章 20世紀60～70年代的臺灣留學生

    ——東大中國同學會與《暖流》的歷史回顧

第八章首屆國家公派赴日留學生的歷史記憶

第九章赴日國家公派本科留學生的就業選擇

第十章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日本新老“中華街”

第十一章戰後中國人加入日本國籍與身份認同

第十二章日本的僑校與華僑華人子女教育

    ——課題與展望

第十三章日本新華僑華人會

    ——新移民社團的整合與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前瞻

第十四章日本中華總商會

    ——以新華僑為主體的跨國經濟團體

第十五章日本華人教授會

    ——華人知識分子社團的跨國實踐和理念

附錄一日本有關中國留學生研究論文目錄

附錄二日本有關中國留學生研究著作書目

附錄三日本有關在日華僑華人研究論文目錄

附錄四日本有關在日華僑華人研究著作書目

編著者簡介

後記

前言

序留學是我們回顧歷史、觀察當今、面向未來的一面鏡子
中國和日本是世界東方兩個舉足輕重的國家，有史以來，兩國之間有著頻繁的交往。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表述，“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兩千年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友誼，值得我們珍視。但是，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1972年9月25日，在歡迎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國宴上的致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日之間又經歷了20多年的政府間關繫斷絕的對立狀態，直到1972年纔恢復邦交，1978年又簽訂了友好條約，兩國政府和民間的交流從此走上正常的軌道。進入21世紀後，兩國領導人之間又達成了建立“戰略互惠關繫”的協議，雙方的交流合作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和密切程度。現在兩國之間又在籌劃建立21世紀新型全面合作。2009年10月10日，鳩山由紀夫就任首相後首次訪華，總理在會談中說，“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繫克服了困難和曲折，進入了全面構築戰略互惠關繫的新階段。發展中日關繫對兩國、對亞洲、對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雙方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亞洲和全球的角度審視和把握中日關繫，以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根據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牢牢把握中日關繫發展的正確方向，不斷加大戰略投入，全面加強合作，推動雙邊關繫取得更大發展，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造福兩國人民，為促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更大貢獻。”序留學是我們回顧歷史、觀察當今、面向未來的一面鏡子

中國和日本是世界東方兩個舉足輕重的國家，有史以來，兩國之間有著頻繁的交往。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表述，“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兩千年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友誼，值得我們珍視。但是，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1972年9月25日，在歡迎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國宴上的致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日之間又經歷了20多年的政府間關繫斷絕的對立狀態，直到1972年纔恢復邦交，1978年又簽訂了友好條約，兩國政府和民間的交流從此走上正常的軌道。進入21世紀後，兩國領導人之間又達成了建立“戰略互惠關繫”的協議，雙方的交流合作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和密切程度。現在兩國之間又在籌劃建立21世紀新型全面合作。2009年10月10日，鳩山由紀夫就任首相後首次訪華，總理在會談中說，“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繫克服了困難和曲折，進入了全面構築戰略互惠關繫的新階段。發展中日關繫對兩國、對亞洲、對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雙方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亞洲和全球的角度審視和把握中日關繫，以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根據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牢牢把握中日關繫發展的正確方向，不斷加大戰略投入，全面加強合作，推動雙邊關繫取得更大發展，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造福兩國人民，為促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更大貢獻。”

中日關繫歷經風雨，迎來了今天的健康發展，這是值得兩國人民高興的事，但我們不應止步於此，中日兩國之間還存在進一步擴大合作、對東亞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共同做出貢獻的空間和巨大潛力。而面向未來，我們更需要歷史的經驗和智慧。我們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不僅指侵略和恩恩怨怨，還包括各個方面的人員、文化、經濟、政治的交往歷史。我們應該在了解和總結迄今兩國關繫曲折發展的基礎上，為今後兩國關繫的進一步拓寬和躍升多提供一些歷史經驗的啟示，找到更多規律性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叢書既是在客觀重現作為中日關繫中發展部分的一段歷史，也是在為當今和未來的兩國關繫提供一面鏡子。

從A國到B國留學，並不意味著兩國在人種、民族或文化上存在優劣和高低，而主要反映了兩國之間在一定時期內發展勢頭的不同，和一方是否願意學習吸取他人的經驗，另一方是否願意接納幫助他人。歷史上，日本曾派遣知識精英不憚路途艱難到中國留學（“遣隋使”“遣唐使”）；明治維新時，日本又派岩倉具視為團長的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學習近一年，由此下定了全面學習西方文明的決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有大批留學生去歐美，使他們在戰爭廢墟上再次以“和魂洋纔”的精神參考歐美經驗重建經濟大國。對於日本的這種好學和勤奮的精神，胡錦濤主席於2008年5月訪日時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如此描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民努力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逐步發展成為亞洲個現代化國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國土資源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日本在制造業、信息、金融、物流等領域位居世界前列，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這是日本人民的驕傲，也值得中國人民學習。”

而在世界潮流發生巨大變化、日本實行明治維新時，中國仍然故步自封，停留在“天朝大國”的歷史幻影中，隻有少數精英搖旗吶喊，和者蓋寡，推行的改革受到重重限制，收效甚微，走向衰落，與日本的崛起形成鮮明對照。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以清朝政府的慘敗、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告終。現在看來，這是已經沒落的中國封建制度被宣判死刑的既殘忍又無法逃避的結局（雖然清朝壽終正寢還要等到十幾年後的辛亥革命），是中國險遭列強瓜分的“命運的溝底”，同時，它又是中華民族驚醒並重新奮起的轉折點。

就在屈辱的《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年（1896），清朝政府決定向日本派遣留學生。這是清朝政府迫於內外壓力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但有大量留學生，包括男女老幼在內的不少中國的精英志士也主動來到日本求學，顯示了中國的精英們開始認識到產業文明代表了當時的世界潮流，而日本是亞洲吸取西方經驗好、成功的國家，所以要留學日本向日本學習改革經驗，並通過日本走捷徑學習西方文明。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留日期間寫的日記裡，這樣表述了他對留學日本意義的體驗：“我自從來日本之後，覺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學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一切的行事，我們留學的人都應該注意”。（1918年2月4日日記）

此後，幾乎影響20世紀中國所有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大釗、陳獨秀、蔣介石、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都曾赴東瀛求學，孫中山等則以日本為革命據點。他們從日本並通過日本，學到了大量的近代文明的原理，並以日本為參照，改革中國的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制度。可以說，20世紀前50年，既是日本軍國主義和侵華野心膨脹的時期，也是中國革命志士虎口奪食、以日為師為鋻從事祖國振興的過程。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留學生幾乎全部回國（除了少數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籍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之間沒有政府間邦交的關繫又持續了二十多年。1972年兩國恢復政府間邦交，少數公派留學生之後開始登陸日本，而大量的留學生再赴日本，形成第二次留日高潮則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開始以後。

近30年，中國大量留學生來到日本，日本成為中國學生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留學對像國。此過程裡也交織著各種復雜的因素。日方從政府到民間，真心地幫助中國留學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作為個人也許各自的主觀意願有所不同，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戰爭的反省和對華的“贖罪意識”，真誠希望與日本在文化上淵源極深的中國能夠振興，能夠長期友好合作。也有少數人當時是出於一種優越感，或者說是將中國看作對自己不造成威脅的對像而有一種心理上的自信，還有人認為要培養“知日派”乃至“親日派”（持這一觀點的人在近幾年中國迅速崛起之後就對招收中國留學生不那麼熱心甚至提出要加以限制了）。而中國方面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向日本公派留學生也有著復雜的心態，既希望從日本學到科學技術和企業經營管理經驗，又擔心留學生在外面受到“精神污染”。不過大的背景是中國越來越走向開放，到國外，包括到日本的留學生人數上越來越多，而且除了公派以外，自費留學生也大量增加。留日學習的學科領域越來越廣，專業程度也越來越深。20多年裡，在日本各大學和研究單位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是所有留學生裡人數多的，比例估計達到5～6成。可以說，日本下大力氣招收培養外國留學生，無論對於留學生接受國還是派遣國，其社會、經濟、文化效應都是雙贏的，其中受益的應該說還是中國。而中國國內越來越走向開放的機制，使得中國的留日學生與其他各國和地區的留日學生相比，學成回國後對國內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也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次留日高潮，是促進中國國內經濟科技全面崛起、視野拓寬、對日經貿關繫日益密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顧歷史與現狀，我們可以對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歷史意義做三點概括。

（1）留學日本是與中國對外開放、綜合國力上升、觀念變化的過程成正比的。

（2）留學日本既是反映近現代中日關繫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聯繫近現代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梁。

（3）留學日本是人員、知識、觀念與文化的跨國移動，構成了聯繫中日兩國民間交流、人際關繫網絡與文化知識傳播、觀念轉變的重要紐帶。

我們認為，研究這一課題，還有幾個現實意義和對未來的意義。

（1）對於多達數十萬的留日學子（包括學成回國的和留在日本的）本人及其家屬近親來說，留日既是記錄他們每個鮮活生命歷程的“自我史”與“個人史”，也是承載這個群體的“普遍史”和“時代史”。

（2）在思考分析當代中日關繫及其走向時，不能忘記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留學日本的這一群體之存在。在日本，有包括我們日本華人教授會在內的多個社團組織，在中日交流中正在積極地發揮著橋梁作用。而在國內，留日歸國人員或是在社團組織中，或是在各自的行業裡，辛勤耕耘、潛移默化地發揮著各種作用，而這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和他們的日本留學經驗有關。

（3）在思考中日關繫的今後走向並對中國全面崛起後發展思路進行審視時，也可以從留學大潮中尋找到不少啟示，比如，虛心學習、信任尊重留學生等。另外，曾經的留學生有不少人在回國後已經成為國家各個領域的棟梁，還有不少人留在當地並進入了主流社會。通過留學大潮所產生的這些新的交流渠道和紐帶，是推動今後的中日關繫發展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

基於以上的想法，我們編寫這套叢書，計劃包括以下內容。

卷《大潮湧動：改革開放與留學日本》。主要以“改革開放30年與留學日本”這一宏觀大局為對像，內容上以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為主，由於兼有叢書總論的性質，所以也包括了留學歸國人員以及對30年間的總體狀況的概括和基本數據的統計。卷已於2010年8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第二卷《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記錄新時期留日學子的奮鬥歷程與日本新華僑社會的成長軌跡。探討改革開放以來留學人員在日的學習、生活以及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化；留學生和在日華人對日本社會、中日關繫和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和貢獻。

第三卷《時代召喚：中國的崛起與留日歸國人員》。敘述留日學子歸國服務、報效祖國的心路歷程。主要以改革開放後的留日歸國人員與中國社會變遷為對像，介紹、分析留日歸國人員及其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貢獻。

第四卷《歷史回聲：從留學日本看中國與世界》。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歷史回顧與展望。重點放在對清末以來的留學日本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日關繫、中國與世界的影響上，也可以上溯到明治以前的中日關繫。作為歷史的回聲，通過留學日本看中國與世界關繫變遷這一百多年的軌跡，並對其將來進行展望。

希望讀者能夠支持我們的叢書，並提出寶貴意見。

日本華人教授會創會代表、留學日本叢書主編朱建榮

（2014年5月12日修訂）

導論

廖赤陽

一急劇變化中的日本華僑社會：歷史、現狀與課題

在這套“留學日本叢書”的卷中，我們敘述了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轉型過程為背景所產生的赴日留學大潮。在本套叢書第二卷中，我們將記錄這一時期以來留日學子的奮鬥歷程，以及日本華僑社會在新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從歷史上看，日本的華僑社會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個歷史特征是以商業移民為主的社會。華僑通商日本至少有400年以上的歷史，而19世紀以來的華工等移民潮，基本上未對日本產生衝擊。一個重要原因是，從1899年頒布敕令352號直至現在，日本入國管理法規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對外國人單純勞動力的入境嚴防死守。雖然，由於少子化、高齡化與地方人口過疏等問題，日本對海外日裔人單純勞動力的入國網開一面，同時也制定出了名為研修，實為單純勞動力輸入的研修生制度，盡管面臨將在50年內人口減少3000萬的危機，開放外國人單純勞動力的種種議論仍沒有實質進展。

第二個歷史特征是有限的人口與經濟規模。歷史上，日本曾是華商編織的亞洲交易網中的重要一環。開港以後華商也曾經將亞洲區域內傳統貿易的優勢嫁接到條約口岸制度上，從長崎這一傳統的據點將其貿易網絡有效地擴展到日本各主要開港口岸及其腹地市場。雖然華商與日本通商歷史悠久，但是與東南亞不同的是，19世紀以來華商遭遇了高度制度化的國家和高度組織化的日商的挑戰，再加上中日關繫與戰爭的影響，逐漸轉型為內地服務業。不但其經濟規模有限，而且在戰後也長期保持著隻有5萬人左右的小規模和相對靜態的社會。

第三個歷史特征是戰後沒有經歷過從華僑到華人的決定性轉變。日本華僑社會過去和現在都是在日的中國人社會。從國籍上看，持中國國籍者占在日華人總數的88%。從社會組織上看，由持中國國籍者組成的華僑團體是日本華僑社會的核心。從政治認同上看，華僑從不忌諱自身強烈的中國意識並以此為榮。愛國思想則通過被排除在正規教育體繫之外的、作為外國人學校的華僑學校得到維繫與傳承。

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後留學生的到來和所謂“新華僑”的產生，日本華僑社會所受到的衝擊和影響，不亞於日本近代的開港。隨之而來的是日本華僑社會在繼承歷史延續性上發生的重大變化。

在人口規模上，現在在日華人已達70萬人，加上已經加入日本國籍者，至少有80萬人以上，較改革開放初期擴大了15倍。世界上，華僑華人人口超過百萬的隻有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美國。在此意義上，人口直逼百萬的日本華僑社會不再是一個小規模和相對靜態的社會，而是迅速擴大和變動著的社會。不過，近幾年的人口增長有所放緩，2007～2009年3年間的年增長率為8%，到2010年下降到4%，2011年則僅為1%。同樣的傾向也反映在留學生人數上。2010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人數為12.6萬人，年增長11%，而2011年的人數為13.4萬人，年增長降為6%。這不僅是受“3·11”日本大地震的影響，還有中日經濟總量逆轉、日本長期經濟不景氣、日本學校教育水準不佳及留學投入與產出之性價比變化等原因。

在20世紀80年代的出國大潮中赴日的中國人，由留學生、國際婚姻、戰爭日本遺孤及其家屬，以及非正規移民等多樣的群體所構成。其中，對以後的日本華僑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留學生以及畢業後在日本工作或創業的這一群體。與老華僑相比，這一群體被認為具有高學歷和高技術之特征。就博士研究生而言，僅在2002～2006年的5年間，共有5304名中國人取得博士學位或修完了博士課程，占同時期日本博士畢業生總數的7%和在日本博士畢業的外國人總數的40%。就大學教師而言，2011年日本持有教授簽證者（指在日本大學及相當於大學的機構或高專從事研究、研究指導及教育工作者），總數為8050人，其中，亞洲人占了一半，有4709人；而亞洲人中，中國人又占了一半（2339人），是第二位的美國人（1101人）和第三位的韓國、朝鮮人（1025人）持相同簽證者的兩倍以上。2004年在大學的專職教授和副教授已達500餘人，2011年已超過700人。除此之外，還建立了發達的中文報刊和電視及網絡等傳播媒體。有別於以往以中華街為舞臺的舞獅和舞龍等文化符號，新華僑積極面向日本社會傳播氣功、二胡、中醫、武術、書法、國畫、京劇等中華傳統文化，使之與東亞傳統價值觀相結合並在日本深得人心。

隨著新華僑的登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中國經濟和中日經貿關繫的緊密化為直接契機，日本華僑華人經濟也發生了質變。戰後老華僑社會單一工種的職業人數多的是廚師，而新華僑中科技專業人纔與教師（主要是大學教師）人數顯著增加。大部分留學生畢業後就職於日本公司，也有很多人勇於創業。2011年持投資經營者簽證人數就超過了3000人。在經營領域上，除了經貿商業外，新華僑在IT信息、專業技術服務和醫藥等新領域也成績斐然。隨著新領域的開拓和擴展，華僑華人經濟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有了飛躍性的發展。僅以中華總商會的會員企業為例，正式會員注冊總資本超過30，員工1.4萬人，近資本總額超過220，下屬子公司達230餘家。而以日本企業和跨國公司構成的贊助會員達70家，半數是上市的大型企業。目前在日本的華僑華人企業也積極上市，共有7家華僑華人企業和一家中資企業在日本上市。

在日中國人社會的急劇擴大和新華僑的產生，使日本華僑社會演變成一個社會。所謂四極為大陸繫、臺灣繫、老華僑、新華僑。20世紀50年代以後，日本各地的華僑總會、中華總會等華僑組織一分為二。改革開放以後，大批中國人以留學等形式赴日，並以日本為主要生活基地，他們被稱為“新華僑”。與此相對，改革開放之前就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便被稱為“老華僑”。這樣，基於對中國的政治認同、意識形態及移民歷史的長短和語言、文化與生活習慣的差異，從而形成了四極結構，是指出生地、教育背景、職業、社會階層等。即使是所謂“新華僑”，其內部的層級分化亦相當醒目。

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華僑社團組織經歷了大規模的整合與重組。經歷了社團林立的“戰國時代”，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000年初，社團組織整合遂告一段落。老華僑的團體依然以各地華僑總會為核心，而新華僑的團體，在經濟團體上有日本中華總商會、在學術組織上有華人教授會、在專業組織上有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聯盟和在日中國律師聯合會，在“學緣”組織上有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和中國留日同學總會，地區性組織上有關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會及北海道新華僑華人聯合會等代表性團體的誕生，由上述八個主要團體聯合發起的新華僑華人會亦宣告成立。新老僑團也於2001年，聯合舉辦了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新世紀東京大會。

這個社會本身，面臨著以下三個基本課題。

（1）新老華僑的融合與大陸繫和臺灣繫的溝通。在與地域社會的融合上，老華僑與長崎、神戶、橫濱等地域社會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紐帶。雖然他們在法律制度上被排斥於作為民族國家的日本之外，但是在文化上和生活上他們融入了日本的地域社會之中，而新華僑則基本上遊離於地域社區之外。現在，新華僑也大批進入橫濱等地的中華街，與老華僑和日本人一道參與構建地域社會。同時通過在中華街修建關帝廟和媽祖廟以及舉辦地域文化節等活動，為大陸和臺灣繫華僑華人提供了合作的契機。

（2）維繫文化認同。改革開放以來在日中國人增加了15倍，而華僑學校仍然隻有5所。子女教育和認同成為備受華僑社會關注的一大課題。新華僑與老華僑一樣，保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作為在日中國人社會的特質。與此同時，加入日本國籍者的比例也較老華僑為高。在華僑學校的學生中，也有不少既非華僑也非華人亦無混血的“純”外國人，狹義的民族教育逐漸朝著更具包容文化教育演變。

（3）與全球華人網絡接軌。日本華僑曾經由於經營內容和語言的原因對參與華人的各種跨國活動相對消極。2000年以後，這方面的活動空前活躍。繼前述東京大會之後，2007年日本中華總商會成功主辦了第九屆世界華商大會。各種新華僑的地緣團體也積極參與世界性同鄉網絡的建構。在跨國網絡的構建中，在日華僑重視的仍然是他們與中國的關繫，因為中國是他們精神、文化與血脈的故鄉，是他們愛國思想的情感依托，是他們主要人際關繫之所在，也是他們的主要商機之所在。

上述課題分別對應於地方或地域、民族與國家、跨國主義與全球化三個主題。同時也與政治、文化和經濟三個層面互相交錯。其中，課題（1）主要以地方或地域為支點，也蘊含了兩岸統一的政治主題；課題（2）以民族和國家認同為焦點，表現為文化訴求；課題（3）則以跨國主義和全球化為大背景，並直接體現在經貿網絡的互動中。

二本卷的結構與各章內容

本卷至九章以改革開放後的赴日留學為中心，第十至十五章以大批留學生赴日以來日本華僑社會的發展變化為中心。從結構上可以分為以下互相銜接的四部分。

部分，至六章，圍繞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從作為派出國的中國以及作為接受國的日本雙方來考察有關的時代背景、理念、戰略及其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由於本叢書的卷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轉變及留學生走出國門的歷史已經做了詳盡的敘述，所以，本卷將主要以日本為聚焦的舞臺。

這六章又可以分為三組：至二章敘述中日雙方的政策與理念變遷；第三至四章是日本學者討論日本相關政策的演變與背景；第五至六章則是在日中國人教授對日本留學生教育的實踐與建議。

章的作者孫建明是中國駐日公使、教育參贊，長期在線指導留學生工作。在文中作者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相關政策展開過程，以及留學生工作發展的幾個階段和留學生工作體繫的建構，並重點介紹了多層次開展中日教育交流的現狀以及在日留學人員的現狀。

第二章的作者李恩民和今西淳子各自具有不同的留學背景，並且正在從事教育與留學生援助工作。在文中作者提出有關中日留學教育的理念，在20世紀80年代，以中國的學習先進和日本的支援留學為基調；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的崛起和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景氣，留學產業化的理念興起、滲透並為雙方所接受，由此造成了留學人員的劇增。相對於此，作者提出有必要立足於東亞的文明史，以全球化的視野，構建一種新的文化載體的理念以擴大留學交流。

第三章的作者田中宏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從事留學生教育工作，並長期引領有關“在日外國人領域”的研究。作者呼吁日本人必須跨越“法律的障壁與心靈的鴻溝”文化共生社會的構建為目標，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並為改善留學生和在日外國人的境遇而積極行動。在本文中，讀者可以通過作者的親身經歷了解到日本相關政策對外國人赴日留學及工作的限制及其逐漸放寬的歷史過程。

第四章的作者渡戶一郎是研究當代日本移民政策文化社會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也積極投入相關的社會實踐之中。在本文中，作者指出，隨著“日本帝國”的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建構出單一民族國家的神話並進入高速發展期。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面臨國際化的課題，而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人口減少、老齡化與地方經濟下沉，使得日本的移民政策必須朝著接收包括單純勞動力在內的外國移民的方向開放。而對於一個多民族社會的建構，他認為隻有自上而下的統合模式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應該有自下而上的融合與共生的基礎。

相對於第三、第四章，第五、第六章是中國學者對日本留學政策及其具體實施的評述和建言。作者們均為從留學生成長為在教育線指導日本學生和留學生的在日中國人教授。其中，第五章作者邢志強指出了日本吸收留學生政策的理念和實踐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並提出了如何改善的政策建議。由廖赤陽和王雪萍整理的第六章，選錄了中日媒體對十餘名在日中國人教授就有關留學生問題所做的訪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為正在成長為吸收留學生大國的中國提供參考。

第二部分，第七至九章。視線從時代與政策背景的宏觀角度，聚焦到中國赴日留學生這一群體的個案本身。討論其赴日學習、留學生活、就職選擇等活動及其思想脈絡的形成與演變。改革開放以來赴日留學生中90%以上是自費留學生，而第二部分的相關部分僅涉及公派留學生，缺乏討論自費留學生的論文，這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個遺憾，也說明對於自費留學生的研究亟待加強。所幸，卷中的李昱的論文，以及本書、二、五、六章對此均有涉及，可供參考。

第七章的作者陳仁端的論述填補了對赴日臺灣留學生相關研究的空白。戰後來日的臺灣留學生，在現代中國赴日留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作者結合自身的親身經歷，回顧了20世紀60～70年代，以臺灣留學生為主的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活動，也觸及了這個群體國家認同的思想脈絡。文章也對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大陸留學生赴日，東京大學內臺灣與大陸留學生團體的重組與變化做了敘述，並以大陸和臺灣兩個留學生團體共同舉辦中秋活動結尾，寄托了一位來自臺灣的老留學生的心願。

第八章的作者張紀潯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首批國家公派留學生。文章中作者回顧了出國選撥、培訓、赴日學習、生活、回國工作、再次出國留學和在日任教工作的過程和心路歷程，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後早期赴日留學生的一個縮影。其中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既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內社會與政治狀況，也透視出同時代的中日關繫與人際交流。

相對於上述個案，第九章王雪萍的論文則是對首批國家公派本科留學生全體狀況的一個調查問卷與訪談。通過這一調查，首次釐清了這批學生的就讀學校、專業分布、學歷學位、畢業選擇、歸國、留日或前往第三國等基本狀況。作者也結合當時中日雙方的社會發展階段差異，討論了這一群體在國家使命感與個人發展之間的糾葛，並且從相對的角度對中國這一政策的效果做了評述。可以為王雪萍的觀點提供佐證的是，在日本的相關調查表明，亞洲留學生畢業後構成了日本與派遣國和美國之間的知識循環紐帶，因此，作者關於畢業去向的調查結果所表現出來的中國公派留學生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亞洲留日學生的共性。

第三部分，第十至十二章。大批留學生赴日以及在日中國人口的急劇增加，使得日本華僑社會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這三篇論文分別從華僑華人社區、婚姻、國籍與認同以及華僑學校與子女教育三個角度分析了這一變化。

第十章的作者王維比較了長崎、神戶、橫濱三地的傳統中華街與東京新宿、池袋等新移民聚居區的變化。相對於被打造為中國商業與文化像征和觀光名勝的傳統中華街，20世紀80年代以後赴日的留學生和新移民集中於東京，並在新宿和池袋形成新的中國人聚居區，同時也積極進入橫濱的中華街。作者從地域、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新老移民的關繫以及華僑與主流社會的關繫，文化資本的競爭、共享與融合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的作者張石提供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華僑華人婚姻與國籍的變化的基本數據。雖然日本華僑社會長期保持在日中國人社會的特質，但沒有演變為一個華人社會。不過，移住和定居必然伴隨國籍與認同的變性。作者分析了在日華人加入日本國籍的主客觀原因，也指出加入日本國籍並不意味著放棄對中國的文化認同。

第十二章的作者陳天璽出身中華學校，就日本中華學校（僑校）的歷史、教育內容、學校運營和近的變化做了分析。僑校歷來被認為是維繫民族與文化認同的重要紐帶。作者指出，2000年以後中華學校人數激增。除了在日華僑華人人數激增的原因以外，還由於一般日本人子女甚至是非華人的外國人移民子女的加入。這也為過去以從事民族教育為宗旨的中華學校，提出了文化轉型的新課題。

第四部分，第十三至十五章，集中討論了在日華僑社團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新華僑華人社團林立。經過2000年整合以後，以新華僑為中心的一些主要社團相繼成立並成為日本華僑社會中活力的活動主體。第十三至十五章分別介紹了日本新華僑華人會、日本中華總商會及日本華人教授會議等幾個有代表性的團體。

第十三章的作者楊文凱敘述了新華僑華人具有代表性的像征團體——日本新華僑華人會的個案。以華僑總會為核心的日本傳統僑團實質上並不接納所謂新華僑。20世紀90年代，新華僑組織林立，而新華僑華人會的成立，標志著新華僑社區的整合告一段落。作者在本章中對該會成立的背景、宗旨、組織、歷任會長及該會的活動均做了詳細的梳理。

第十四章的作者廖赤陽提供了日本中華總商會的個案，並對該團體的成立背景、章程、組織、會員企業及主辦世界華商大會等活動做了分析。個案表明，當代的日本華商與傳統的日本華商無論在思維模式還是市場經營活動上均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該組織一方面以其鮮明的華商特色，在地域社會內部和日本、中國與世界之間起到了積極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也通過社團法人化成為日本的一個普通經濟團體，並吸引了大批日本企業加盟其中。通過企業經營與市場活動中的資金與業務合作，華商與非華商的界限有時也不再重要。

第十五章是作者廖赤陽對另一個華人社團——日本華人教授會的調查研究。這是以改革開放後赴日者為主，包括了中國和東南亞學者在內的日本大學教授所組成的團體。除了各自的專業領域以外，該團體與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並且擁有相當程度的輿論影響力。作者並不將這一群體單純地視為所謂高科技、高技術的跨國人纔，而是首先將其定位為現代知識分子，並試圖從中日關繫的時代語境和跨國主義的空間架構中，對其行動和思考進行理解和詮釋。

附錄一至四，收錄了在日出版的赴日中國留學生及日本華僑華人的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雖難免於疏漏，不過，相信是迄今為止為完整和繫統的論著目錄。所以，希望這份附錄可以為相關領域的研究展開提供方便。

後，有必要為本書書名做一說明。因為這不僅反映了日本華僑華人社會變動中的現實，也涉及華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觀點。主標題為“跨越疆界”，這裡的疆界並非狹義的國境。因此，英譯用了Boundaries而非Border一詞。因為留學和散居，所跨越的是政治、地理、社會、經濟、心理、族群、文化、價值與身份認同等多重疆界。也正因為他們穿梭於多重疆界之中，與包容的性格，從而成為不同世界之間的紐帶和橋梁。副標題原先的設想是“從留學生到新華僑”，但是編者不希望陷入類似“從華僑到華人”這樣的單向通行的傳統思維定勢，所以改為現名。事實上，留學生是新華僑的預備軍，但是二者都是“在日中國人社會”素，新華僑可以通過再留學方式重新變為留學生，而繼續定居於日本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留學。

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急劇變化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已經進入了又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新華僑也不再是邊緣和變數，而成為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主體和常態。新華僑也加入華僑總會、中華街和同鄉會等老華僑的社團和社區之中，逐漸成為其主體。在社會實踐中，由老華僑的僑領首先提議取消新老華僑這樣的表示區隔的稱呼。曾經的新華僑已經逐漸步入退休年齡，日本華僑華人社會所議論的新的對像，並非30年前的“新”移民，而是作為獨生子女一代的新留學生，或新華僑子女一代。日本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後”新華僑的時代。2013年9月，日本新華僑華人會正式更名為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意味著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在制度上結束了新華僑的歷史時期。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也仍然是旅途中的遷徙者，所以英譯用了Migrants一詞。通過本書的出版，我們希望相關學界可以在繼續重視新移民研究的同時，及時注意到新移民向後移民時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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