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以生活於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腹地典型的蒙古族遊牧民作為研究對像，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通過對生計選擇和草原情結為中心的研究，展示出實踐主體如何維繫和延續遊牧生計及其精神世界的動態圖景。研究具體從以下三方面展開分析。其一，在國家引導下的社會文化變遷過程中，牧民怎樣以家庭為載體，彈性調整和變化生計策略，來維繫遊牧生計的延續性；其二，定居之後的空間改變及其生計策略的調整對牧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及其這一過程帶來的社會分化及社會問題；其三，定居與生計策略的調整是否對他們的心態及地方性文化機理產生影響，作為遊牧經濟及文化傳統的精神世界何以延續，而草原情結在生計及傳統延續過程中又如何起作用。這三個問題成為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在整個社會變遷的敘事背景下，牧民經歷了怎樣一個不斷選擇以及情感糾結的調適過程。首先，本書著重分析了從遊牧到定居這一轉變過程中家庭生計的適應策略。從草場公有到承包到戶，從不被限制的遊牧生活到網圍欄內的定居放牧，遊牧民自給自足的家庭生計逐漸被卷入到國家化、市場化的現代性體繫中，無論是他們的經營方式、生計觀念，還是生產技術，都被波蘭尼所預言的“大轉型”時代所淹沒。然而，在傳統與現代、適應和選擇的陣痛中，他們並沒有充當被動的接受者，而是逐漸成長為能動的再造者。由此，基於“生存倫理”及“道義經濟”的理性思考，生計經濟開始轉變為現金經經濟結構轉經濟結構，並根據季節、草場和勞力彈性調整家庭成員的經濟活動，通過家庭內部及外部的合作完成再生產資本的整合與積累。但研究結果表化的職業選擇是的牧業生計，從事其他生計是為滿足牧業所需而積累資本，合作社生產互助組織的復出可以被看作是基於“路徑依賴”而對傳統生產合作組織的延續，因而吉登斯所謂的“現代性斷裂”論斷在這裡並沒有出現，定居並不是對遊牧經濟的斷裂，而是一種延續性的生存策略。這是筆者試圖對現代性研究中強調定居是對遊牧的斷裂這一學術觀點做出另一種解釋。其次，本書對因居住空間轉換及生計策略調整對牧民家庭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在此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化和社會問題進行了描述。地方政策的相繼推行使牧民從遊牧到定居及其再定居的生活空間不斷得到擴展和延伸，而這一過程不僅影響了作為傳統的文化空間，而且因空間距離的改變也造成了家庭成員社會距離的變化。如蒙古包內家具、馬具、灶具、琴具的嚴格擺放位置，傳統的長幼尊卑座次、寢位安排秩序，以及觀念、慣習等社會經驗細節。與此同時，本文發現因地理位置、草場類型、退化程度以及家庭生產資源占有的多少而形成的經濟分化在全旗範圍內表現出貧困程度自東北向西南逐漸遞增的地域性特征，而牧民所具備的經營意識以及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的掌握也成為嵌入東烏旗牧區社會分化的重要變量。再次，本書描述了作為遊牧經濟及文化傳統的精神世界如何延續的問題以及草原情結在生計延續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這種作用的力量表現在遊牧民對於牧業家計的執著及其傳統合作生產組織的延續之上，同時面對社會的變遷和主流文化的不斷衝擊，他們通過與“大傳統”的博弈與互動，不斷彈性適應並維繫著“小傳統”的生存空間，將傳統帶入飯店，將信仰帶進樓房，對於草原的依戀與割舍不斷就像種子一樣在他們心裡生根、發芽，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