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第一部分源起
第一章 以此入手，向毒品開戰
大麻1975年
第二章 黑人的命也是命
控槍1975年
第三章 非裔的代表
非裔美國警察的崛起1948—1978年

第二部分後果
第四章 “把惡棍關起來並不是報復性措施”
量刑1981—1982年
第五章 “自奴隸制以來我們面臨的最致命的打擊”
“快克”與“武裝治安管理”1988—1992年
第六章 馬丁·路德·金會怎麼說？
攔截與搜查1995年

尾聲仁慈的限度2014—2016年

注釋
致謝 
索引

序篇
我們這些公設辯護人對馬丁·路德·金式的演說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高級法院的非裔法官柯蒂斯·沃克尤為擅長此類講話。今天他的聽眾則是我的當事人，15歲的布蘭登。
“孩子，你的律師一直在給我講你的好：講你怎麼疼愛小妹妹，足球教練如何說你是個天生的帥纔，還有些任課老師相信你能進步。律師說他已經為你聯繫到一個項目，可以幫助你完成學業。他讓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別把你關進監獄。”
布蘭登承認持有手槍一把，還有少量大麻——僅夠自用，不足以兜售。我為他進行緩刑辯護。沃克法官告訴布蘭登他在考慮我的建議，不過有些話得說在前面。
“福曼先生說再給你一次機會。我得先問問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經有過多少次機會？也許你覺得現在的機會得來不易，不過我告訴你，以前更是難上加難。從前，黑人的孩子在種植園裡采棉花，在公交車上隻能坐後排——能坐公交車而不必步行，就算夠幸運的了。”
此時，沃克法官牢牢掌控了談話的節奏。他並不是牧師，說話的架勢卻不像在周日去過幾次教堂做會眾那麼簡單。
“現在你可以上學，好好學習，實現你的夢想。我知道這並不容易，卻是有可能的。為了這種可能性，人們鬥爭過，抗爭過，甚至為此獻出過生命。孩子，金博士就為此獻出了他的生命。那麼，你又做了些什麼呢？根本不學習！是的，你曠課，逃避，混社會。不聽媽媽的話，也不聽祖母的話，卻聽命於那幫流氓無賴。”說到這兒，沃克法官瞪著布蘭登。
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布蘭登正努力直視法官，這樣很好，能在法官那裡加分。如果目光躲閃，沃克法官會認為他沒有禮貌。
“聽著，我告訴你：金博士遊行、抗議直至犧牲，並不是為了讓你愚昧無知，去混跡街頭，去嗑藥，去持槍搶劫。年輕人，那可不是他的夢想，完全不是。”
他的這套說教我再清楚不過，盡管每次用詞略有變化，但主題隻有一個：當下非裔美國人的生活雖說也不容易，與從前相比卻已大為改善。因此，你最該做的就是別再混跡街頭，把握住別人艱難抗爭纔得來的機會。
我甚至連沃克法官說此番話時流露出的表情都爛熟於心——憤怒、懊惱，還有絕望。我剛成為公設辯護人，而沃克法官入行已久。無論在神情上還是言語上，他似乎已厭倦了對著黑人男孩（偶爾也有黑人女孩）說教，隻是還不至於厭倦透頂，也不介意再多試一次。雖說法官在生布蘭登的氣，卻也不至於棄他不顧。法官隻是好似遇到了棘手的問題一般，無計可施。
沃克法官頓了頓，把目光從布蘭登身上移開，轉而對著鋪在眼前的案件材料看了起來。他結束了說教，正思忖著如何量刑。這也是個好兆頭。沃克法官能對被告做出公平審判，因而名聲不錯。不過，要是你誤入歧途，那就得小心了。辯護人都稱他為“遠程射手”，意指他量刑過長。然而，此時他猶豫了，也許是我說服了他，這案子處理起來可不容易。
我明白，判緩刑的可能性不大。持槍是一項很嚴重的指控，更為難辦的是，根據法庭指定的社工出具的報告，和布蘭登一起混的其他孩子卷入了近期的社區搶劫案。
不過，搶劫指控並不成立，布蘭登此前也並未受此指控。至於持槍，布蘭登生活的社區極度危險，那裡的孩子有時不得不攜帶槍支以自衛。最重要的是，我告訴沃克法官，布蘭登頭一次被捕。他是個很有潛力的孩子，足球教練和兩名老師對此都提供了書面說明。他還獲得了家人的支持，並於近期加入了一項旨在幫助邊緣學生的學業輔導計劃。布蘭登已認罪，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也表達了悔意。少年法庭理應給被告第二次機會，而布蘭登是不二人選。
而檢察官則認為布蘭登應該被送往橡樹山——哥倫比亞特區的青少年監獄。我表示反對並指出，眾所周知，橡樹山不過是個地牢，沒有像樣的學校，經常發生暴力事件，沒有什麼像樣的心理咨詢或心理健康服務，在青少年案犯釋放後，也沒有幫助他們重新進入社會的過渡服務。如果布蘭登被送往那裡，將會連續數月無法接受學校教育。當他返回社區，校長可能會拒絕讓他入學。果真如此的話，也就沒有其他合適的學校可以讓他繼續接受教育了。
我們在聽候沃克法官發落的過程中，布蘭登坐立不安。我的手輕輕落在他的後肩上，試圖安撫他。我轉頭掃了一眼，向坐在第一排的布蘭登的母親和祖母投去自認為寬慰的微笑。她們不曾缺席過一次庭審，一直在表達對布蘭登的支持。此刻，她們唯一能做的，隻有等待。
終於，沃克法官收起材料，攏成一沓，隨後把文件歸入卷宗。他開口了，判決來得如此迅速而讓人痛苦。“布蘭登，”他說道，“我承認你有潛力，也看到你有老師和家人的支持。然而，這都不足以讓你放下手中的槍。即使我確信你是因為害怕纔持槍，你也有可能傷及他人。孩子，做了就得承擔後果。這後果就是橡樹山，六個月。在那之後，我希望你能改邪歸正，不再辜負你的母親和祖母對你寄予的期望。”
這就是結果。坐在我們身後的法警走上前，把布蘭登帶到法院內的一間關押室中。布蘭登的母親倒吸了一口氣，開始大哭起來。這並不是沃克法官願意看到的——哪個法官願意呢？但此刻他又能做些什麼呢？也許法庭的書記員會扶她出去，走到走廊上。抑或，這僅是我的一廂情願吧。我得去看看布蘭登。
關押室就在這間法庭後面，不過幾英尺開外，卻是另一個世界。那裡不存在什麼威嚴，沒有木鑲板，也沒有地毯或軟席座椅。隻有金屬和混凝土，關著像布蘭登這樣的黑人男孩。沒錯，被關在其中的都是黑人。那天，布蘭登所在的關押室裡還有三名黑人青少年，等候自己的案子開審。此情此景，幾乎存在於哥倫比亞特區的每一間法庭，無論被指控的是青少年還是成人。其中也有成年或未成年的女性，但多數都是男性。而據官方數據，他們幾乎全部都是非裔美國人，比例超過95%。
這種狀況並不是什麼秘密。1995年，也就是布蘭登等待沃克法官裁決的那一年，量刑計劃組織發布了一份報告，記錄了刑事司法體繫中嚴重的種族失衡問題。而該報告僅是一繫列報告中的一份，結果實在令人擔憂。全國每三名黑人男性青年中有一名受到刑事司法監管，而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一比例是每兩名中有一名。
種族失衡並不是什麼新問題。然而，在前所未有的、以懲罰為主的實驗性刑事司法體繫下，這種失衡加劇了。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采取諸多嚴厲程度與日俱增的措施來打擊犯罪，包括激進的街面治安防控、增加刑期，以及一繫列終身刑罰（例如，剝奪重刑犯的公民選舉權）。結果又如何呢？截至1995年，這個人口僅占世界人口5%的國家，關押著占全球監獄總人口的25%。其中黑人囚犯的比例還在不斷增長。
現在布蘭登也淪為其中一員。
我進關押室的時候，他挑釁地看著我。我覺得他想哭，但絕不會當著其他孩子的面。我告訴他我會去橡樹山看他，幫助他度過六個月的刑期。（“老老實實服刑，不然就度日如年。”裡面的孩子常說。）
此時此刻，我恨沃克法官乃至整個法院繫統。我還意識到自己最為厭惡的竟是馬丁·路德·金式的演說。
我想，假如法官同意對布蘭登處以緩刑，那麼他說那番話的效果就不一樣了。在那種情況下，真心實意的訓誡也許會有效，也許正是布蘭登需要聽取的，能夠鼓勵他好好把握這來之不易的重生機會。結果卻是一邊援引金博士的演說進行說教，一邊將一個年輕的黑人送進監獄？這簡直有悖常理。沃克法官肯定注意到了幾英尺外的關押室裡都是黑人。然而，他所做的隻是為刑事司法體繫中業已失衡的種族比例又加了一碼。他如何纔能走下道德高地？
我認為自己是那間法庭裡唯一繼承金博士的遺志、進行抗爭的人——隻有我在維護民權。我之所以成為公設辯護人，就是為了對抗種族不公。此前一年，我還是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的助理。她鼓勵我去司法部工作，或者加入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法律辯護基金會之類的全國性民權組織。而當我告訴她自己決定奔走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方法院，為那些受到指控的窮人辯護時，她驚訝不已。
奧康納大法官問我為何想做一名公設辯護人，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這是民權運動未竟的事業。我本人就是民權運動字面意義上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識於“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每個人都念作“Snick”）。它曾是20世紀60年代一支主要的民權力量。我的父親生於1928年，在密西西比州長大，大蕭條時期曾靠喫土果腹。八歲那年，僅僅因為他沒有對某個店員說“是的，女士”，店裡的白人男子便威脅說，如果再看到他叔叔帶他進城，就要對他動用私刑。20世紀50年代，當時還是學生的父親熱衷於校園政治，於1961年加入了初建不久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作為該組織的總干事，父親主要負責內部運作—從支付賬單到擴大人員規模，再到策劃爭取選舉權的活動，各種事務，不一而足。我的母親1962年從莎拉·勞倫斯學院退學，加入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設在紐約的辦公室。六個月後，她成為該組織在亞特蘭大總部的協調專員，負責籌措資金，以及與北方高校的分會進行聯絡。
30年後的今天，我，一個非裔美國人，以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為開端，開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如果沒有幾代人的犧牲與抗爭，這一切絕無可能實現。盡管民權運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知道隻談成就失之偏頗。這個國家關押的犯人正在逐漸“變黑”。1954年，即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宣判當年，全國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而到了1994年，奧康納大法官和我談話的這一年，該比例已接近50%。我告訴奧康納大法官，刑事司法體繫即是當下的民權運動要抗爭的重點。雖說我代理布蘭登這樣的年輕人沒多久，但這一經歷證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確的。
我完全被激怒了，於是告別布蘭登，打算和他的家人談談。她們此刻應是在走廊裡哭泣。我路過那間法庭時，法官、法庭記錄員，以及少年法庭的檢察官正在聊天，等著下一個案子開庭。
當我與他們擦身而過時，我注意到另外一個與種族有關的事實。不僅關押室裡的布蘭登等年輕人是黑人，法庭裡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不僅是法官，還有法庭記錄員、法警，以及少年法庭的檢察官。此外，逮捕布蘭登的警察也是黑人，更別提警長和市長，無一例外都是黑人。甚至我們所在的那幢樓——卡爾·莫爾特裡一世法院大樓——都是以本市第一位黑人首席法官的名字命名的，這昭示著非裔美國人對特區法律體繫的影響。
完全由黑人參與的庭審，對我而言並不是第一次，不過或許因為我被馬丁·路德·金式的演說激怒，這一事實突顯出來。回到辦公室後，我繼續歷數種族失衡的情況。布蘭登即將前往的新去處，那個拘留所，我去過的次數多到不想計算，我知道那裡的所有獄警都是黑人。布蘭登非法持有槍支和毒品的罪名，是根據市議會的相關立法確認的，議員中黑人占多數，這種態勢業已持續25年以上。至於那些需要開庭審理的案件，陪審員也以黑人為主。就連一些參與特區刑事司法體繫的聯邦政府官員也是非裔美國人，包括時任特區首席檢察官埃裡克·霍爾德。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個以黑人為主的司法體繫是如何將如此多的自己人送進監獄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認識到該問題不僅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尤為突出，而且在全國都普遍存在。2014年9月，量刑計劃組織就白人與黑人對犯罪和刑事司法政策的態度進行了比較，並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發現，當美國人被問及“你認為本地區法院對罪犯處理過於嚴苛，還是不夠嚴苛”時，回答“不夠嚴苛”的白人（占73%）比黑人（占64%）多。量刑計劃組織認為這一結果體現了“種族間對於懲罰的認識差異”，該看法在媒體報道中得以進一步重申。但這裡有一個事實並未得到關注：近三分之二的黑人秉持嚴懲犯罪的態度。政府已連續40年采取措施嚴懲犯罪，因而造成大批美國黑人入獄。怎麼還會有64%的非裔美國人認為法庭不夠嚴厲？
我想通過本書回答這些問題。在成書過程中，我試圖從社會、政治和思想層面部分地還原美國黑人的歷史——我們沒有認識到過去40年間黑人在塑造刑事司法體繫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對黑人的這段歷史也就視而不見了。美國黑人以多重身份塑造著刑事司法體繫，他們是市民，也是選民，是市長，也是議員，是檢察官，也是警官、警長、懲教官員，他們還是社區活動家。隨著黑人獲得政治權，特別是1965年《投票權法案》通過後，黑人的影響力得以提升。而隨後湧現的黑人領導者及他們的選民都極力支持嚴懲犯罪。
為理解個中緣由，我們必須認清一個深刻的社會現實：由於此前對犯罪放任自流，犯罪與暴力致使黑人社區遭受史無前例的破壞。整個20世紀60年代，海洛因泛濫成災，哥倫比亞特區和很多其他城市的命案增長了一倍，甚至兩倍。20年後，“快克”取代海洛因，急速占領市場，這種危害十足的毒品更易成癮，被當時的人們稱為“自奴隸制後我們遭受的最嚴重的侵害”。
過去40年裡，無論是黑人市民的來信、社區委員會的通訊，還是黑人媒體的報道，都揭示出非比尋常的痛苦、恐懼和憤怒。1968年，哥倫比亞特區一群黑人民族主義者控訴毒品販子：“空有一張黑色面孔的叛徒、敗類，向我們的男孩或女孩兜售毒品，讓他們淪為竊賊和娼妓。”又過了十年，特區的一個黑人社區委員會散發了一份宣傳單，向居民介紹如何防範入室行竊，清單上包括看門狗、報警器和兇猛的蛇。而那些沒什麼財力的人得到的建議是：在門窗上纏繞魚鉤，以戳傷可能入室的竊賊。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區議員的文件箱裡塞滿了驚恐的選民來信，他們抱怨說：“我們成了自己家裡的囚徒，自家社區大街上的陌生人”，並請求警方采取更多行動。
面對這一波極具破壞力的犯罪高潮，黑人官員表現出了一繫列復雜而矛盾的衝動。有些人對犯罪者表現出強烈的敵意，將他們比作“毒瘤”，必須從黑人群體中徹底切除。還有些人力促加大懲罰力度，同時也承認，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解決眼前的危機。有些人甚至對刑事被告身處的困境表示同情，因為他們知道受困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黑人。然而，同情遠遠不敵受到黑人罪犯侵害的受害者的訴求，這些人通常堅持認為，要保護非裔美國人社區——包括許多最貧窮的成員——不受犯罪行為的蹂躪，就必須采取懲罰性措施。
許多黑人官員主張對涉及種族問題的犯罪施以嚴懲。例如，有些黑人反對大麻除罪化，認為此舉等於對黑人青年放任自流——而他們有責任保護年輕人免於吸毒帶來的毀滅性影響。還有些人認為黑人有權要求擴充警察和司法隊伍——黑人利用這些國家資源的權利長久以來得不到保障。包括沃克法官在內的一些人則認為，面對黑人社區走向自我毀滅的困境，要捍衛民權運動的遺產。
本書記錄了黑人對犯罪問題的各種回應，而針對現行刑事司法體繫擁護者時而提出的一個主張——非裔美國人一邊抗議警察暴力執法，一邊對黑人罪犯的暴行視而不見，本書也予以駁斥。反駁該主張的方式不止一種，不限於以下觀點：“對（警察背後的）政府行事標準的要求當然要高於對街頭幫派的要求。”不過，本書采取了不同方式進行回應：無論威脅黑人生命的是警察，還是街頭罪犯，非裔美國人總是將保護黑人生命安全視為一個人權問題。黑人侵害黑人的犯罪，絕非沒有引起非裔美國官員及其選民的重視，相反，他們已經深受其擾。
本書記錄了非裔美國人的所思、所言和所行。我在聚焦黑人官員的行動的同時，並沒有忽視白人及種族主義在大規模監禁中所起的作用。相反，正是種族主義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層面形塑了黑人群體及其民選代表做出選擇的語境。剝奪重刑犯公民選舉權的法律規定意在壓制黑人的選舉權，以高房價掠奪黑人的財富，部分學校拒絕讓黑人孩子入學，檢察官不惜一切代價將黑人移出陪審員名單，卑鄙的政客利用種族焦慮賺取選票，隱性偏見潛移默化地“感染”了我們所有人。以上種種表明，不探究種族主義的持久影響，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刑事司法政策。
2016年的總統大選則再次讓我們見識到種族誘殺的無窮威力。唐納德·特朗普對政治辯論的標志性貢獻，在於其不遺餘力地編造並傳播了一個貝拉克·奧巴馬不是美國公民的謊言，令當年的總統大選成為繼1968年（強硬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華萊士參選）之後最具種族主義色彩的一次。盡管拉美裔和穆斯林纔是特朗普攻擊的主要目標，但非裔美國人也未能幸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將黑人社區描述成殺戮場，唯一的指望是激進執法，由此喚醒了曾在戈德華特、尼克松、裡根等共和黨人執政時期大行其道的口號——“法律與秩序”。雖然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執政期間如何在政策層面轉化他的這一競選主張，但前景確實不妙，可以預見的是，國家對地方警察局在民權層面的監督將有所減少，而攔截與搜查將更為普遍。
本書還將歷數美國種族主義者是如何花樣百出，在美國黑人及其民選官員與犯罪做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壓縮他們的選擇空間。比如，盡管非裔美國人希望加強執法，但他們並不認為僅憑執法就能遏制犯罪。許多人相信也許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一方面，他們支持調用包括警察、法院和監獄在內的一切國家資源打擊毒品及犯罪，另一方面，他們渴望增加就業，提高受教育水平，滿足居住需求等——許多人稱之為“美國城市馬歇爾計劃”。由於非裔美國人是美國的少數族裔，要想在全國範圍采取行動從根源上遏制犯罪，解決貧困、失業、種族隔離等問題，他們需要獲得支持。然而，類似的支持從未到來。黑人提出訴求之時，正值裡根主義盛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遭到抨擊，因此，國家無意實施什麼社會發展計劃—遑論那些被認為幫助黑人的計劃。結果便是，非裔美國人從來沒有享受到“馬歇爾計劃”——他們隻等來了以嚴懲犯罪為名的法律。
要理解美國黑人對待“罪與罰”的態度與行為，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特別關注，即黑人群體內部的階層分化（class division）。這個問題往往為刑事司法研究所忽視。雖然大規模監禁對全體非裔美國人形成了危害，但最為直接的受害者還是貧困失學的底層黑人。對高中輟學的非裔美國男性來說，入獄風險伴隨其終身，且與日俱增；而對受過一些大學教育的黑人男性來說，這一風險則稍有下降。截至2000年，就入獄服刑風險而言，高中輟學的黑人男性之風險是上過大學的黑人男性的十倍。
正是這種階層動力學以一些可預見的方式驅使民選官員采取了嚴懲犯罪的立場。例如，針對入室行竊加長刑期不足為奇，把黑人盜竊犯（多為窮人）投入監牢，就可以保護黑人家庭（多數為中產家庭）。同時，階層分化也以不那麼明顯的方式影響著黑人群體的刑事司法討論。例如，這就解釋了黑人民選官員為何總是控訴種族定性的行為（因為這損害的是全體非裔美國人的利益），而鮮少針對不合理的監獄條件發聲（因為這對中產或精英階層的黑人沒什麼直接影響）。
最後，針對犯罪的戰爭以疊加和擴散的方式逐漸發展，這令一些非裔美國官員難以認清他們所做的決策將帶來的影響。大規模監禁非一日而成；是四十載光陰，零敲碎打、添柴加薪而成，並且從不缺乏“柴”與“薪”。警察進行逮捕，預審服務機構提出保釋金方案，檢察官決定起訴，辯護律師（有時）進行辯護，陪審團（在極少數被告不認罪的情況下）進行裁決，立法機關確立量刑標準，法官依法量刑，懲教部門管理監獄，緩刑和假釋官負責監控獲釋人員，如此等等。由此，造就出一個極為松散、各自為政的刑事司法體繫，或者如丹尼爾·弗裡德所言——“不成體繫的體繫”。
盡管現行體繫的彌散結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要釐清各自為政這一點如何成為監獄壯大的幫兇。在嚴懲犯罪的時期，任何單獨的參與方都不可能造成收監率兩倍或三倍增長。如果所有參與方都不同程度地傾向於嚴懲罪犯，如果他們在同一時期同時如此行事，入獄人數或處於刑事司法監控下的人數將會激增。然而，對於這一結果，誰也無須擔責，因為沒有人有責任——至少沒有誰負全責。認識到這種責任感的缺失，就理解了為何那些即使不情願或內心矛盾的打擊犯罪鬥士（非裔美國人群體中過去有之，現在亦然）也成了大規模監禁這臺機器的助推力量，也就理解了為何時至今日，當這個體繫對人們的傷害越來越明顯時，它仍能滾滾向前。

本書講述了一座城市的故事。因暴力與犯罪空前增多，這座城市深陷危機。本書探詢了非裔美國公民及其領導者——包括沃克法官在內的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所行所思。沃克法官把布蘭登投入監獄，我對此很生氣。而隨著調查研究的展開，我遇到了不少與沃克法官相似的人，逐漸更能理解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我試圖客觀地講述他們的故事，社區似乎就在眼前崩潰，他們為了拯救它而承受無盡的壓力。
本書還講述了我的當事人的故事，他們是與布蘭登相似的黑人男性和女性。盡管選擇有限，但他們也在奮力抗爭。他們犯過錯，甚至傷害過他人，但他們仍然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選擇，而不是受困於刑事司法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