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西洋鏡”裡的中國與婦女

編輯推薦

本書聚焦於中國女權思潮和實踐的緣起階段，在全球史視野下，把晚清中國的女權論述和實踐放置在西方文明論在近代中國傳播、轉化的大理論圖景中加以審視。

全書分四個部分。*部分，探究歐美文明論的性別標準及其成因。第二部分，考察歐洲文明論的性別標準在晚清如何傳入中國，如何經歷在中國語境下的轉化以及對中國社會、中國婦女產生的影響。第三部分，解析馬君武譯介的斯賓塞和約翰·穆勒的女權論述，通過與母本的對照，展示譯本如何以遮蔽和轉換的手法，維護西方的文明形像，再塑男性的優越地位。第四部分，聚焦於晚清女性論者的女權論述，探討女性是如何回應由男性開闢的女權論述的。

內容簡介

本書以全球史的視野，探討了中國女權思潮和實踐的緣起，尤其把晚清中國的“女權”論和改革實踐放在西方文明論在近代中國傳播、轉化的大背景中進行分析，探究歐美文明論中的性別標準以及成因，考察歐洲文明論的性別標準在晚清如何傳入中國，以及對中國社會、中國婦女產生的影響，通過對晚清女性論者的“女權”論述，探討女性是如何回應由男性開闢的“女權”論述的。

作者簡介

宋少鵬，1971年11月出生於浙江省慈溪市。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繫副教授。1993年和1998年於吉林大學行政學院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進入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習，2007年1月獲法學博士學位。1998年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繫任教至今。2002~2003年在加拿大卡爾加裡大學人類學繫做訪問學者。2008～2009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現主要從事女權思想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婦女／性別史研究。

緒論／1
章歐美文明論中的性別標準／5
一文明的標準／5
二文明的性別標準／12
第二章文明的性別標準在中國：廢纏足與興女學／21
一性別標準初入中國：傳教士謹慎傳播／21
二性別標準在中國的轉化：林樂知與《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27
三性別標準在中國的效應：觀於人的恥辱和廢纏足／38
四文明的政治-經濟標準之性別要求：女國民、國民之母和生利之人／47
五文明中國的方法：倡女權與興女學／62
第三章文明論指引下的“女權”譯介：中國關切和譯介中的遮蔽轉換／67
一譯書與強國：馬君武“女權”譯作的影響／67
二國族征召女權：“女權”譯介中的遮蔽和轉化／73
第四章女性的聲音：對國族話語的翻轉和顛覆／108緒論／1
章歐美文明論中的性別標準／5
一文明的標準／5
二文明的性別標準／12
第二章文明的性別標準在中國：廢纏足與興女學／21
一性別標準初入中國：傳教士謹慎傳播／21
二性別標準在中國的轉化：林樂知與《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27
三性別標準在中國的效應：觀於人的恥辱和廢纏足／38
四文明的政治-經濟標準之性別要求：女國民、國民之母和生利之人／47
五文明中國的方法：倡女權與興女學／62
第三章文明論指引下的“女權”譯介：中國關切和譯介中的遮蔽轉換／67
一譯書與強國：馬君武“女權”譯作的影響／67
二國族征召女權：“女權”譯介中的遮蔽和轉化／73
第四章女性的聲音：對國族話語的翻轉和顛覆／108
一文明論框架裡的女權論述：獨立意識和男女平等／109
二超越文明論：無政府主義框架內的“女界革命”／136
參考文獻／169
索引／176
附錄一清末民初“女性”觀念的建構／179
附錄二平等和差異：近代性“別”觀念雙重特性的建構／206
後記：本書的緣起／229

前言

緒論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女子者，文明之母也。
——金天翮，《女子世界》發刊詞，1904年1月17日

西諺曰:“女子者,生產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會之母也。”故女子為社會中要之人,亦責任至重之人也。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蘇》1903年6月
緒論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女子者，文明之母也。
        ——金天翮，《女子世界》發刊詞，1904年1月17日

        西諺曰:“女子者,生產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會之母也。”故女子為社會中要之人,亦責任至重之人也。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蘇》1903年6月

        “國民之母”的提法，中國學界非常熟悉，但似乎沒有注意“文明之母”的提法。近代中國的女權論述從其濫觴就在國族主義框架之內，這在很大程度上規導了中國百年的女權論述及其實踐，所以，近代婦女史一直關注女權與國族之間的關繫。把現代民族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起點，在國族框架內探究中國女權思想和實踐的特色，不僅未探究女權與國族之所以勾連的歷史語境及其復雜的理論轉換，而且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國族框架外的女權論述。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對很多問題仍未給出很好的解釋。比如，為什麼女權論述會成為國家論述中的內在一環？為什麼“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為什麼近代中國在尋求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同時，會產生“興女權”的要求？為什麼當時自認“先進”的男子願意討論女權？女權被國族主義吸納是普遍現像抑或隻是中國特色？中國的女權觀念是西學東漸的一個結果，從時間上看，歐洲文明觀在中國的傳播、近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女權思潮的出現幾乎是同步的，這種同步是偶合還是有內在關聯？歐洲意義上的“文明”——作為有別於文教昌明之古典含義——在近代為什麼與“女權”一起出現呢？在晚清時人的觀念中，“文明”所指什麼？“女權”又所指什麼？為什麼強中國必須文明中國？為什麼“國民之母”同時又是“文明之母”？中國女權的思想與歐美文明觀有什麼樣的譜繫淵源？
        本書聚焦於中國女權思潮和實踐的緣起階段，在全球史的視野中，把晚清中國的女權論述和實踐放置在西方文明論在近代中國傳播、轉化的大理論圖景中，嘗試著來回答這些問題。全書分四個部分。
        部分，探究歐美文明論中的性別標準以及成為標準的原因。19世紀中期，婦女地位作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標尺的觀念在歐洲確立，並進入教科書，成為普通民眾的普遍觀念。
        第二部分，考察歐洲文明論的性別標準在晚清如何傳入中國，如何經歷在中國語境下的轉化，以及對中國社會、中國婦女產生了什麼影響？在文明的性別標準下，纏足被視為野蠻舊俗，應該被廢除。出於構建國民—國家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國家不僅需要征用女性的生育力和勞動力，而且需要對女性的身心進行現代化的重置。對未來國家和未來社會的想像也重構了中國婦女安“身”立“命”的傳統意義，女性“無纔是德”（不學無術）、“分利之人”（無用之人）的刻板形像被逐漸建構起來。同時，女權被視為邁進文明新時代的關鍵。
        第三部分，考察馬君武譯介的斯賓塞和約翰·穆勒的女權論述，通過與母本的對照，展示譯本如何通過遮蔽和轉換，維護西方的文明榜樣，再塑男性的優越地位。在文明階序中處於“半文明”的中國，把學習西方和譯介西學視為強國的一種手段。這時，西方女權學說也作為強國工具輸入中國。但是，斯賓塞和約翰·穆勒著書立說是為了本國社會，是寫給本國（男）人看的，他們按照文明的性別標準為女權辯護時，批評西方社會對待女性的法律制度是野蠻習俗的殘留。也就是說，從斯賓塞和穆勒的原著無法得出西方是文明社會榜樣的結論，而且兩者都是在性別關繫上討論女性相對於男性的權利平等。那麼，馬君武的譯文是如何維護西方的文明形像，同時讓女權服務於國族建構的任務，使同等自由轉化成義務平等？這種遮蔽和轉化在理論和邏輯上是怎麼實現的？
        第四部分，聚焦晚清女性論者的女權論述，探討女性是如何回應由男性開闢的女權論述的。對待西式文明論的不同態度，女性論者的女權論述分成兩支脈絡。①接受西式文明圖景的女性論者延續著由男性開闢的將女權與國族捆綁前行的路徑，在國族框架內展開女權論述，但在與男性相似的話語中仍能辨識出有別於男性論者的異音。②顛覆性的女權論述是何殷震（又稱何震）在無政府主義框架下的“女界革命”的論述。這種論述徹底拒絕現代文明藍圖以及此種文明圖景下的女權方案，同時在無政府主義陣營裡堅持徹底的“男女革命”的女權路線，拉開了與男性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距離，開創了極具原創性的無政府主義的另類女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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