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與消費行為研究

編輯推薦

本書著眼於當前中國*熱點的收入和消費問題，以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像，在吸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於收入、消費問題論述的觀點基礎上，注重實證調研，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這一與時代緊密結合的主題進行闡釋。從理論研究入手，在問卷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分析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與消費行為，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的總體特征是收入水平較低，收入層級分化，消費行為的總體特征是消費的炫耀性和抑制性並存。書稿有理論有實證，以調查數據為依據來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和消費問題，力求理論性和實用性的統一，可讀性強，參考價值大。

內容簡介

本書以河南省18個省轄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行為問卷調查為基礎，
以翔實的數據支撐、深入的理論分析，揭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收入狀況、消費行為以及他們的市民化意願；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書從改善收入狀況和優化消費行為方面為政府、企業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

作者簡介

高中建，1962年12月生，博士，河南師範大學三級教授，河南省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 青少年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重點學科社會學帶頭人，河南師範大學社會事業學院黨委書記，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理事，河南省家庭教育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社會及青少年問題。

王萌，1969年1月生，經濟學博士，河南師範大學社會事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收入分配及流動人口問題，發表相關學術論文10餘篇，其中CSSCI及核心期刊6篇，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級課題3項，承擔廳級以上課題6項，獲廳級以上科研成果一等獎4項。研成果一等獎4項。

章導論
節群體理論與農民工類化
第二節農民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
第三節基本框架與維度考量
第二章收入理論及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相關學術認知
節收入理論研究評述
第二節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學術認知
第三章消費理論及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研究
節傳統經濟學的消費理論
第二節消費分層理論及其演變
第三節不同學科的消費研究與社會學的切入
第四節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的內涵指向
第四章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狀況的調查
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調查方案章導論
節群體理論與農民工類化
第二節農民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
第三節基本框架與維度考量
第二章收入理論及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相關學術認知
節收入理論研究評述
第二節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學術認知
第三章消費理論及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研究
節傳統經濟學的消費理論
第二節消費分層理論及其演變
第三節不同學科的消費研究與社會學的切入
第四節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的內涵指向
第四章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狀況的調查
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調查方案
第二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調查現狀
第五章河南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的實證分析
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
第二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特征分析
第三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影響因素
第六章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狀況實證分析
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狀況及特征分析
第二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七章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改善與消費行為優化
節研究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問題的現實意義
第二節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改善
第三節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優化
第四節有序流動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消費
第八章收入、消費對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作用研究
節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科學建構
第二節收入、消費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第三節市民化是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終方案
第四節結論與展望
參考文獻

前言

前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設想
前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設想

        關於如何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一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戰略要求。隨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總理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時再次強調:“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從黨和國家一繫列戰略思想來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選擇。面對數量龐大的農業轉移人口，將其市民化必將是一個復雜的、應逐步進行的過程。在農業轉移人口這一群體中，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時，必須重視市民化的主體——農民工的真實想法。對於在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來說，使其決定留在城市的因素，至關重要的是其在務工地區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準，隻有保障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收入構成和消費結構不斷完善，纔能使市民化具有實質性意義。因為收入狀況直接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消費水平，而消費行為則是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徑而存在的，這些關繫到農民工未來的城市歸屬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說，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與消費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背景
        鄉城人口流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在實現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普遍現像。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實行的是漸進性改革政策，即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實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伴隨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生產節約了勞動力，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數量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體制改革的深入，也在發生不斷變化，但是，總體趨勢是剩餘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加。隨著戶籍制度的放寬，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鄉城勞動力轉移步伐不斷加快，人口轉移的數量越來越大，隨之產生的與流動人口相關的問題也越發突出。
        與發達國家的人口遷移相比，中國的鄉城勞動力轉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群體名稱——農民工，他們在戶籍上是農民，職業上是工人，在社會階層上則介於農民和市民之間。農民工群體的存在，首先是因為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施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其次是由於中國所實行的漸進性改革政策，經濟改革快於社會管理改革，初農民進城隻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因為進城可以有更高的經濟收入，在城市賺錢、回老家消費是大多數農民工的選擇，因此，農民沒有過多地考慮在城市的戶籍問題，使得農民工這個過渡身份延續下來，並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農民工群體的出現，使得中國城鄉人口轉移過程出現了斷裂，農民工隻是實現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職業轉換，而沒有實現從村民到市民的地域轉移或者是戶籍轉移。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人口轉移路徑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階段是勞動性質的變化，即從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轉變為在城鎮從事工業勞動，或者說是職業的變動，從農民變成工人。但是，由於其仍然具有農民身份，隻是從事工人職業的勞動，所以謂之農民工。農民工在中國是伴隨著農村改革而出現的，到現在已歷經30餘年，從農民工的年齡構成看，至少有兩代人，現在甚至有第三代農民工的說法（劉傳江等，2007：49）。第二階段就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即農民工戶籍身份的轉變，社會保障和基本社會福利享有權的獲得問題，農民工需要在工人職業的基礎上，完成從城市農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轉變。人口和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使得階段即由農民向農民工的轉變，基本上已經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礙，但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消費行為），或者說收入狀況的實現和消費行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第二階段的進程。因此，我們的研究著眼於階段中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行為的相互關繫以及二者如何影響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同時分析說明市民化的實現對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改善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狀況的作用。
        所以，為了解釋中國鄉城人口轉移所面臨的理論困境以及目前的現實狀況，我們需要把研究重點放在農民工在階段的職業轉換中所取得的收入能否支撐其在城市進行各項消費，並能夠在城市定居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收入和消費問題是聯結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和身份轉換的關鍵因素，是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市民化的重要支撐力量。
        從理論層面看，我們在明確界定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與消費問題，並以此論證和豐富“農民工市民化”的理論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從實踐層面看，農民工問題的解決，不僅關繫到這一龐大群體的生存發展問題，也關繫到社會公平公正問題，更關繫到中國下一階段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問題。現實中，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生活中還存在較多問題，發展問題還沒有受到重視，這一狀況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會產生消極影響。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下的狀況決定了他們生存狀況的不理想和消費行為的不理性，農民工群體在城市被邊緣化，阻礙了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進程。因此，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方向，但農民工的市民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針對農民工中不同群體的現實情況，在尊重其意願的基礎上有序進行。對於一部分工作穩定、收入較高的農民工來說，實現其市民化是改變農民工生存狀態邊緣化現狀的客觀要求，但對於工作穩定性差、收入較低的農民工來說，在現階段還不具備市民化的基礎條件，農村的土地保障仍是其生存的重要依靠。因此，要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求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就要在效率和公平的選擇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農民工問題的出現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表征，對此，中央政府提出了城鄉發展中的社會和諧理念。關注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與消費問題，其終目的就是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這一命題，這一命題的提出順應了城鄉一體化、城鄉協調的發展目標，是實現中國下一階段戰略目標的重要措施，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有效途徑。如果數以億計的農村外出勞動力長期處於城市邊緣地位而不能市民化，不僅不利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而且也不利於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目標的實現，並且這一問題還會成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隱患乃至障礙因素，為此，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是建設城鄉和諧社會、落實“以人為本”執政理念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
        在中國加速城市化與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關注農民工群體，在尊重農民工意願的基礎上有序地實現大多數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有效手段，而且農民工市民化也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具有客觀必然性。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推行的一繫列制度和政策促進形成了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經濟協調、持續發展的要求。為順應這一發展，必須打破城鄉封經濟結構，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使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人口從農村走向城市，這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選擇。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農業勞動人口占比縮小是一個國家經濟現代化發展的趨勢和結果，而提高以農業人口為主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使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市轉移則是實現經濟結構轉變、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
        農民工市民化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黨的十七大提出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中指出結構是制約城鄉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繫，並提出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黨和國家提出的關於城鄉發展的戰略與目標充分說明，農村剩餘人口向城市轉移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以工哺農”的主要途徑。因此，必須要把城鄉統籌發展放在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高度重視和認真研究、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從而達到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
        新生代的農民工市民化是實現中央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需要。中國當前的農民工是一個數量龐大卻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農民工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農村和城市社會都會受到很大影響，和諧社會建設很難實現。從收入、消費入手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存在的問題，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基礎，而農民工市民化反過來又是提高農民工收入與消費水平、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農民工收入的提高可以促進其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帶動農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可以起到有效拉動內需的作用，促進經濟持續增長；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對促進城鄉、區域的統籌和協調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高度重視農民工市民化。
        中國政府在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中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中原經濟區建設規劃綱要也提出了加快農村人口轉移，實現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三化”協調發展的方針；鄭州市政府則明確提出，新型城鎮化是建設中原經濟區鄭州都市區的本質問題、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必須推進人口的城鎮化，農村剩餘人口向城鎮轉移是關鍵，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城鎮化的主要對像。在城鎮工作生活的農民工的收入狀況關繫到農村轉移人口的歸屬抉擇，而消費行為則可以反映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進而體現市民化的質量。因此，研究作為農民工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和消費行為問題對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作用。河南作為農業人口大省，處在中原經濟區建設的中心，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需要有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充實經濟建設的勞動力資源，農村勞動力能否合理轉移，並有序實現市民化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這就是我們研究河南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與消費行為問題的目的。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和人口結構的變化，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的數量持續增加。2013年5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2013）顯示，中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6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狀況繼續得到改善，但總體收入水平仍較低。河南省的狀況也與此相一致。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在2013年4月18日發布的資料顯示，2013年季度，河南省新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70萬人，其中約60萬人在省內就業。至此，全省轉移就業總量已達2640萬人，其中省內轉移1510萬人，同比增加5%（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2013）。
        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還比較突出，城鎮化發展的內在動力依然較強，特別是中央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也把推動城鎮化發展作為戰略重點。受城鎮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和中央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外在推力的共同作用，按照2020年城鎮化率達60%估算，預計今後平均每年還將有1000萬～1200萬左右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要進入城市，進一步擴充流動人口總量。隨著農民工人數的增加，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擴大，而這一龐大群體對提高收入水平的訴求，既是對社會公平的期待，也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在現實社會中，由於制度的缺失，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生活以及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造成新的化現像。因此，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不僅是解決中國化體制的一個有效途徑，也是中國經濟在下一階段增長的強勁動力。收入保障是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經濟基礎，消費行為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途徑，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來研究，對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可以作為其他類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參考。
        總之，要達到總理所言的目標:“把城鎮化潛力和改革紅利結合起來，形成疊加效應，中國經濟就有長久持續的動力”（陳仁厚，2012），就必須在城鎮化發展戰略指導下，消除農業剩餘人口向城鎮轉移過程中的體制性障礙，使城鎮流動人口市民化的路徑更為順暢，使農業轉移人口更易於融入城鎮生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城鄉轉移。
        二研究對像
        本書研究的主要對像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農民工群體也經歷了代際更替，由於時代背景和成長環境的巨大差異，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許多方面都有著顯著不同。學者們普遍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農民工群體發生了顯著分化與分層，不再是一個特征和行為高度一致的同質性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快速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經濟社會轉軌、教育制度的改革，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一代農民工，成長於經濟社會制度不斷變遷的環境中，他們接受的教育更多，文化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眼光更為開闊，由於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與老一代農民工具有不同的生活期望值，因此在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社會認同以及未來打算等方面與老一代農民工有著較大差異。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中的主體。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比老一代更執著的“城市夢”，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隻有很少甚至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大多數人不願意在若干年後結束打工生涯再回鄉務農；但另一方面，在城市的收入狀況又使他們對於留在城市產生猶豫心理。從理論上說，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較高的市民化傾向，同時較低的年齡結構和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降低了他們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礙。但在現實中，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困難，就業的不穩定、較低的平均收入水平、嚴重缺乏的城市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城市融入與社會認同的障礙等問題已經對城鄉人口轉移產生了影響，同時也對城市現行的管理體制以及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相關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管理制度的變革必須適應這一新變化。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需求是什麼？城市的管理體制應該怎麼適應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們用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消費行為調查的結果，從實證分析視角對該群體的市民化狀況進行研究，期望可以得到更具操作性和借鋻意義的政策建議。
        由於受到收入水平、消費行為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中還存在很多困難，現實生活中城市融入與市民化面臨著許多障礙。與市民群體相比，他們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並且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他們進入城市一般首先進入非正規勞動市場就業，正規勞動市場對他們來說門檻太高，他們找工作有較大難度，非正規勞動市場平均收入水平較低，收入穩定性較差，這一現實使得他們難以在城市真正立足，但又不願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務農，隻能從事低收入的工作，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內心對於城市生活過高的期望與經濟收入少、生活地位低的現實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喜歡城市的生活方式，意識和行為已接近城市人，但因為自身條件、管理體制和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依然不能脫離農民工群體。因此，能否破解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困境，將直接關繫到城鄉社會的穩定。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一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劉傳江等，2007：21），這也正是研究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的現實意義所在。而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收入是基礎，消費是手段，在此基礎上，如果改革相關管理制度，那麼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研究思路
        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我國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又是農業大省，農民工數量較多，對河南省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來說，農民工問題解決得好壞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農民工群體中，現階段的構成主體是新生代農民工，而居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中心地位的是收入問題，收入狀況決定了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以及由收入、消費延伸出來的城市融入問題，這些問題共同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未來的出路選擇——是市民化還是返回農村。本書圍繞著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結合河南省18個省轄市的問卷調查，對其收入狀況、消費行為以及與市民化相關的問題展開研究。
        全書有三條研究主線：一是由農民工代際分化引申出的新生代農民工特征分析；二是收入與消費因素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三是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終途徑——農民工市民化。之所以研究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基於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所出現的“民工荒”問題，這一問題的出現導致人們對農民工這一群體給予極大的關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也把這一問題提升到迫切需要解決的高度。研究農民工的代際分化，主要是基於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在他們身上出現了不同於老一代農民工的新特征。21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狀況決定了鄉城勞動力流動轉移的問題不再是能否實現職業非農化和異地就業，而是農業轉移人口在空間上實現從農村到城市，在產業上實現從農業到工業、服務業的轉移流動後，如何順應這一主流趨勢，根據農村流動人口的現實需要實現流動人口社會身份轉變，解決與城市融合的現實問題。從這個層面上講，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終出路在於農民工市民化。而要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收入因素是其經濟基礎，消費行為是其社會基礎。因此，本書主要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特征、收入與消費狀況、市民化現狀、影響市民化進程的障礙因素以及推進市民化進程的制度安排展開論述。
        四研究的切入點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看，任何一個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不僅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會調整，城鄉結構也會發生轉變，即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化。農村剩餘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各個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像。但是，由於結構體制的影響，該轉變過程帶有“中國化”的特征，出現了“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像，並形成了農民工群體。農民工雖然工作、生活都在城市，身份卻仍然是農民，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戶籍身份、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阻礙使農民工問題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也是對“農民工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主要目的。當前我國農民工群體平均收入水平不高，其中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收入水平直接決定消費水平，消費水平低下和消費結構不合理不僅影響農民工個人發展，也對我國提高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起到了制約作用，從而影響了經濟發展，終會影響城鄉一體化進程。因此，研究農民工的收入和消費現狀，在收入與消費理論指導下，揭示制約農民工收入和消費的深層次因素，對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目前，農民工已遍布各個行業和領域，主要集中在建築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大多數農民工的現狀並不樂觀，面臨許多問題，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由於結構體制的長期存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依附在這一制度之上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的不平等，使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被排斥在真正的市民群體之外，又處於城市社會的底層，成為城鄉之間的“邊緣人”。同時，由於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缺乏，農民工大多從事的是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高、收入水平低、城市居民不願意從事的工作。受工資水平的制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較低，農民工消費市場得不到充分開發，不利於國家通過內需拉動經濟增長。而物質生活狀況將直接影響精神生活狀態，農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不公平待遇無法解決，加之身份地位以及就業和生活中的歧視，心理上會產生孤獨感和自卑感，他們對城市難以產生社會認同，阻礙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2013）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比2011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分年齡階段看，16～20歲占4.9％,21～30歲占31.9％,31～40歲占22.5％,41～50歲占25.6％，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5.1％，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逐漸回流，1980年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這不僅是數量結構的變化，還體現為新的群體特征的形成和群體內部的代際分化。於是，以1980年為界，我們將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稱為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後出生的農民工稱為新生代農民工。由於出生在社會轉型時期，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他們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呈現明顯差異。因此，我們對農民工的收入和消費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將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開展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和消費行為”的研究。
        受時間、地區、研究視角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即使是實證研究也難以得出統一的結論。本書縮小研究範圍，對河南省18個省轄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行為進行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力求研究的針對性和深入性。
        五研究貢獻
        本書以河南省18個省轄市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像，采用抽樣調查方法，對他們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描述，著重分析其收入狀況、消費行為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問題，針對性強是本研究的一個特點。
        本書在經濟學和社會學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在對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狀況、消費行為及心理特征進行深入探析的基礎上，提出改善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狀況的可行性措施，提出優化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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