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蘆恆副教授的著作《東亞公共性重建與社會發展:以中韓社會轉型為中心》一書可謂深層次的理論反思與豐富歷史經驗兼而有之的富有學術雄心的研究成果。該書分為三大部分，共15章。作者首先在導言中梳理公共性研究的理論框架。部分闡述和反思韓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公共性危機及其社會後果。第二部分揭示韓國學術界就公共性危機的克服之道展開的爭論和社會實踐。第三部分揭示韓國的公共性危機對同樣處於快速發展時期的中國社會的啟示，選取城市貧困階層、地域再開發、房地產與住宅、農村發展、青年失業、老年流動群體等社會問題，將韓國與中國的經驗進行比較。該書的研究素材豐富多樣且引人入勝，是社會學、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社會變遷等領域的學者值得一讀的著作，特別是同樣以公共性角度探索東亞現實與未來的學者和學生的作品。

通讀該書可發現，其魅力在於作者著力於從內部洞察東亞發展經驗，探尋社會發展模式，集中體現在其提出的“作為方法的韓國”或“作為視角的韓國”。此概念具有強烈的東亞認同和問題意識，脫離西方理論的桎梏，運用東亞視野思考東亞本土現實，特別是在東亞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變遷的脈絡中進行比較研究，對東亞發展之道有其獨特看法，體現出青年學者所具有的歷史意識以及自我審視的學術態度。

在為此書撰寫序言之際，我想介紹一下與蘆恆副教授相識的過程。我於1981年任教於韓國首爾大學社會學繫。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繫教授“東亞社會發展與現代社會理論”一課。此外，我於2007年夏天還在吉林大學社會學繫教課。蘆恆當時還是著手撰寫博士論文的在讀博士生，同時也作為研究助理協助處理我的授課事宜。我對吉大的授課經歷至今記憶猶新，學生們學習認真，求知欲強烈，我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作為研究助手的蘆恆和我分享了很多想法和學術理想，尤其是他關於中國城市棚戶區、勞動者貧困問題的研究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我於2010年2月從首爾大學退休，同時在3月份赴北京作為客座教授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教課。5月份收到蘆恆的郵件，得知他已經留校任教。幾天後，他特意來北京拜訪我，其間我們促膝而談，交流了很多想法。5年後，我邀請蘆恆來首爾參加“中民理論3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中民理論”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論，旨在探索韓國民主化轉型時期推動社會變遷的主體性問題。與社會底層推動社會變遷的觀點不同的是，我認為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規模日益擴大的中產階層之中，年輕且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中民”，反對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具有強烈的社會變革訴求。由於激進理論在當時的韓國大學校園內廣為盛行，我的研究飽受爭議。盡管如此，“中民理論”的正當性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抗爭以及7～8月的工人運動中得到驗證。在此背景下，我們於2015年9月特別召開“中民理論3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於9月14日在首爾市廳的會議室成功舉辦，首爾市淳，以及北京大學社會學繫邱澤奇教授為此會致辭。此外，年輕學者圍繞“中民理論”的論爭做了相應的評價和批判。其中，蘆恆副教授作為此次會議的海外報告人，全程參加了一天的討論會，並在後環節嘗試用韓文發言，從中國的角度對“中民理論”做了簡單精彩的評析。第二天，首爾大學社會學繫邀請他在首爾大學做了關於在中國網絡空間迅速傳播的“屌絲意識”的專題發言。

此外，蘆恆在首爾的這幾天與我集中討論了一些主題，對我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我意識到蘆恆的發言不僅是對“中民理論”所進行的合理解讀，更是在探究一種將會對中國變遷與公共性研究產生影響的開放性視角。眾所周知，公共性問題在東亞文化傳統中是一個富有爭議的概念。自古傳承至今的“天下為公”的儒學概念為此提供了深奧的思想和想像力。內嵌其中的“公共性”概念也被分為不同層次。社會科學關注的是圍繞“公領域”的兩大層面。簡言之，一類公領域為“公共”，另一類則為“官公”。前者意為開放的理解溝通或者是形成公共討論場所的公領域，後者是國家或官僚機構主導的公領域。前者追求的是“公益”，後者則為“國益”。兩者皆為區別於私人領域的公領域，但這兩類公領域存在張力和矛盾。

韓國的發展經驗即是真實寫照。簡單回顧言之，樸正熙總統於1972年實行維新體制。昭示於天下的“官僚權威主義國家”借助國際資本，扶持財閥企業走上經濟增長的富國強兵之路。20世紀70年代末，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出口行業取得飛躍性發展，防衛產業也得到較大發展。經濟增長使國家威信和國家能力在一窮二白的社會中陡然增強，國家利益也隨之擴大。然而如影隨形的是諸多損害公共性的副作用，且不斷深化蔓延。其後果導致民主政治大步後退；人權受到壓制；勞動者收入低，其正當權利也無正常渠道加以保障；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地域間發展不平衡程度加重；農村發展嚴重落後於城市；政商勾結腐敗程度加深。鋻於此，社會各界對公共性新方向的關注與日俱增。彰顯社會正義、公正性、環境保護、人權、公民參與等價值的社會運動日益蓬勃，以反抗國家傾向的“國益”或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這些努力並非“官公性”，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因此，公民社會強調的“公益”和國家主張的“國益”之間的緊張和矛盾在所難免。

我在9月14日的中民學術會議上聆聽蘆恆的發言之後深受鼓舞。原因在於他在“中民理論”的框架內捕捉韓國的公共性歷史和現實經驗。他認為公共性是基於民主治理理念形成的公共權威，同時公共性也是通過社會溝通維護共同利益的參與性的規範，公共性乃是公共權威之“公”與理解溝通之“共”的均衡狀態。進而他論述，韓國的官僚主義理論不僅排斥民眾的共同利益和理解溝通，而且通過資本主義原理和民主主義原理的對立關繫體現出官僚主義的自我崩潰傾向。聽到這些陳述，我深深地被此種能夠采用核心概念高度概括復雜的政治社會現像的能力所吸引。此外，我將中民看作建構新型公共性的主體，在此基礎上，他還借用中國古代儒學思想家董仲舒的“中民之性”概念來補充解釋中民的特性。為此，我不得不感嘆後生可畏，欣賞其人文學教養和創造性思維。

進而言之，蘆恆副教授認為韓國的發展經驗不能單純被視為地域研究的對像，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審視“東亞社會的認同性”，在批判反思的框架內賦予韓國認識論意義，對公共性的轉型與重建進行研究。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挑戰，同時也是一種雄心勃勃的研究。對於此，我還不能妄加評論。希望以本書出版為契機，期待蘆恆副教授結出累累學術之果，同時也期待中國和韓國學者能夠圍繞社會發展和公共性等領域展開更具生產性的對話和交流。

韓相震

2015年10月30日於韓國首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