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橋
2 狩獵者
3 海浪與山峰
4 一種強烈的神秘力量
5 一場敗仗
6 白人男性，藍眼睛，灰色衛衣
7 姐妹
8 “她說話的方式”
9 內心陰影
10 好鄰居
11 一項嚴重行為不檢
12 印記
13 觀察魚缸
14 一張5的支票
15 327年半
尾聲：十八輪大貨車
作者後記
備注
致謝

作者後記

我們——也就是T.克裡斯汀·米勒與肯·阿姆斯特朗——從不同渠道接觸到這個故事，然後在調查過程中偶然相遇。
米勒在一家專注於獨立調查報道的新聞機構ProPublica工作。2015年，他正在撰寫一繫列關於警方在強奸案調查中所犯失誤的報道。他寫到了FBI建立的數據庫ViCAP，以及它在建成後幾乎被忽略的事實。他還報道了警方未能阻止達倫·夏普（Darren Sharper），這位前職業橄欖球明星終被證明在4個州強奸或企圖強奸9名女性。在報道這些故事的同時，他聽說另一名連環強奸犯馬克·奧利裡在科羅拉多州被抓獲，這歸功於各機構跨轄區的出色合作。為了介紹這項完成出色的調查，米勒開始在丹佛市郊區進行報道。
與此同時，阿姆斯特朗住在西雅圖，並任職於“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roject），一家從事刑事司法報道的非營利性新聞機構。當地報紙曾報道過瑪麗的訴訟案，他由此得知了她的案子。但瑪麗從未同意接受媒體的采訪。如同林塔警司一樣，阿姆斯特朗也隻能想像瑪麗被指控撒謊時的感受。林塔就是對林伍德警方開展同行審查的那位性犯罪調查員。阿姆斯特朗主動聯繫瑪麗，問她是否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經過7個月的郵件和電話溝通，瑪麗終於同意了。從2015年春天開始，阿姆斯特朗和電臺節目《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制片人羅賓·塞米恩（Robyn Semien）一起采訪了瑪麗、佩吉、香農、梅森警司等人。阿姆斯特朗還收集了林伍德市警方的記錄，以復盤一項出了錯的調查。
2015年夏天，米勒開始報道奧利裡案的華盛頓州篇，並聯繫了瑪麗的律師H.裡士滿·費舍爾。費舍爾告訴他一件記者都不願意聽到的事情：已有另一位同行也在報道此事。新聞行業比警察部門更有地盤意識，所以這個發現引起了我們兩人雇主的一些不滿。但我們倆選擇合作。我們將各自寫的兩半編織成一篇完整的報道——將出了錯的調查與正確完成的調查聯繫在一起。2015年12月，我們發表了12000字的長篇報道《一樁難以置信的強奸案》（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對比了華盛頓州與科羅拉多州警方所做的調查，並描寫了瑪麗因此受到的情感創傷。2016年2月，《美國生活》播出了“疑惑剖析”節目（Anatomy of Doubt），探討針對瑪麗的懷疑是如何開始並傳播的。正如艾拉·格拉斯（Ira Glass）在開場白中所說：“人們發揮了同理心，卻弄錯了。”然而，在完成了這兩篇報道之後，我們依然覺得還有更多內容要講。我們想追尋強奸受害者經常面對的懷疑論的歷史根源，以及導致一些警探誤入歧途的錯誤假設。我們想剖析馬克·奧利裡並介紹在他落網背後的一繫列執法人員。我們想把瑪麗的案子放在全國的背景下，說明如此可怕的遭遇並非瑪麗獨有，還有其他受害者也有相似的經歷。因此，纔有了本書。
在報道的過程中，我們對於那些願意和我們談論如此痛苦經歷的人們產生了欽佩，佩服他們的堅定意志。瑪麗同意接受采訪，因為她相信，她的經歷越為人所知就越不可能重演。佩吉和香農同意接受采訪，是希望別人能從她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林伍德市警方的各位也是如此，包括萊德警長、孔海姆警司，以及負責偵辦此案的梅森警司。
我們也試圖采訪前林伍德市警探傑裡·裡特加恩，但沒有成功。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回復說，對於林伍德警方被描寫成欺凌瑪麗（林塔警司的報告中使用了“欺凌”一詞）他感到不安，他說任何這樣的描述都“與事實相去甚遠。當受害者向警察撒謊，然後通過媒體撰寫的帶有偏見的故事來尋求關注時，你們就會將案件寫得聳人聽聞，而不是說出完整的真相。如果你們想要我提供關於事情經過的完整的真實的講述，包括詢問、取證等，必須和我簽訂有償支付合約”。我們告訴他，我們不會付錢給受訪者。
在撰寫強奸案時，我們經常發現自己要在各種相互抵觸的客觀目標之間尋找平衡。例如，描述攻擊行為時，我們試圖用足夠的細節來表達奧利裡令其受害者們遭受的恐怖。但同時，我們也希望避免無謂的描寫。在寫到奧利裡的受害人時，我們努力隱瞞那些能夠幫助辨別她們身份的細節。（所以我們提到莎拉在教堂唱詩班唱歌，卻沒有透露是哪座教堂。）然而與此同時，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把被他侵犯的女性寫成真實的、可辨認的人，而非漫畫人物；這就要求提供一定程度的細節。另一個挑戰涉及措辭。在本段和書中其他地方，我們用“受害者”這個詞來指代瑪麗和其他被奧利裡襲擊的女性。有些受到傷害的人——但絕非全部——更喜歡“幸存者”或“勝利者”這樣的稱謂。我們選擇使用“受害者”這個常見的詞語作為一般描述。但我們知道，有一位被奧利裡侵犯的女性並不認同這個詞，所以我們避免使用這個詞來具體地、單獨地提及她。在描述奧利裡的攻擊行為時，我們還試圖避免任何讓人聯想到雙方自願性行為的用詞——例如，將“撫弄”一詞改為“猥褻”。
按照保護性侵受害者匿名性的通常做法，我們在本書中對人物姓名做了一些改動。我們指名而不道姓地稱呼瑪麗生活中的人——她的朋友、家人和其他人。對於受害人以及後來被洗脫罪名的嫌疑人，我們一般選擇使用化名，或者在瑪麗案中選擇她（不使用的）真實的中間名。如果受害者選擇公開身份，我們會披露她的真實姓名。對於警察、檢察官、法官和其他公職人員，當然還有罪犯馬克·奧利裡，我們引用的是他們的全名。
在本書的寫作和報道過程中，我們始終嘗試注意潛在的盲點。本項目中的一個潛在盲點也許是性別問題：雖然絕大多數性侵受害人是女性，但我們（兩位作者）都是男性。幸運的是，我們能夠求助於參與本項目的以及我們生活中的諸位女性。瑞秋·克萊曼（Rachel Klayman）和艾瑪·貝瑞（Emma Berry）是我們的編輯。皇冠出版社的負責人是莫莉·斯特恩（Molly Stern）。我們還找了其他女性讀者（包括我們的妻子）來審稿，並提供意見。我們也聯繫了創傷和性暴力領域的專家。這些真誠地為我們提供反饋的專家包括：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行政主任布魯斯·夏皮洛（Bruce Shapiro），“制止暴力侵害婦女國際組織”首席執行官喬安妮·阿爾尚博，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兼性侵犯研究領軍人物麗貝卡·坎貝爾。
後，瑪麗也同意幫助我們檢查文稿的準確性，並知會我們是否有段落或細節弄錯了，以及有沒有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加重了她所受到的傷害。瑪麗具備非凡的韌性。她的慷慨精神和她對善行的理解也是如此。她充分理解讓人們了解她的故事並加以傳播所能產生的積極影響。我們希望我們已經公正地講述了她的故事，如有任何遺留的錯誤都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