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中我詢問CCA1a（美國懲教公司）的招聘人員：你們之前遇到過監獄暴亂嗎？他說：兩年前有一次。這時有個女人的聲音插了進來：那次我們搞定的是一幫波多黎各犯人，現在這兒關的犯人都是俄克拉荷馬州的。

他開始問我問題：上一次與他人有不同意見是在什麼時候？你是如何解決的？上司派你去參加一個你並不感興趣的會議，你會作何反應？他對我的簡歷細節並不感興趣，也沒有問工作經歷。我現在供職於美國進步基金會，並為《瓊斯夫人》 雜志（MotherJones ）撰稿。他也沒有問為什麼一個加州的記者千裡迢迢跑到這裡的監獄找工作。我在求職信裡寫了真實姓名和個人信息，甚至寫了19 歲時因為盜竊被抓的事情。他會上谷歌搜索我嗎？搜索一下就會看到我寫的監獄報道，以及我在伊朗監獄服刑兩年的一些文章。然而我所擔心的問題，他都沒有問，那我也不會主動提起。

我在CCA 網站上完成了調查問卷。這個調查問卷要求應聘者從多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答案，以測試其在監獄多個工作場景的本能反應。

“一個犯人因為飯菜的布丁裡有頭發，要求重換一盤食物。”

換一盤食物？隻換布丁？還是置之不理？“一個女犯人說你不喜歡她是因為種族原因。”你會予以否認？置之不理？還是告訴她，她纔是種族主義者？

問卷中有幾十個這樣的問題，需要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間進行選擇。
“如果有人辱罵你，他/ 她是欠揍。” 不同意。
“我工作效率高。”完全同意。
“我總是支持老板的決定。” 不置可否。
“我有嚴格的道德準則。”完全同意。
“我不會拿生命換取別的東西。”

後一個問題我選了“完全同意”。我把簡歷投給CCA 的幾家監獄，曾一度擔心他們不太可能雇我。

後來有監獄打來電話說，我需要接受四周的培訓，正式工作後每天工作時間是12—16 小時。他還問我“什麼時候能來上班”，我告訴他我需要再考慮一下。

我深吸一口氣，我真的要成為一名獄警嗎？當這一切真的要發生時，我有點兒害怕，這件事是不是做得有點兒過頭？

我初申請去監獄工作，是因為想要了解懲教行業的內部運行情況。全美國150 萬名犯人中有13 萬人關押在私營監獄。通常情況下記者對監獄的調查會受到重重限制。監獄即便允許記者采訪，往往也會精心安排采訪路線並監視記者對犯人的采訪。美國許多州的監獄不允許記者隨意進行采訪，一般要指定采訪對像。

監獄要監聽電話，書信要當面打開由獄警來念。那些和記者隨意交談的犯人會遭受關禁閉之類的報復。私營監獄尤其隱秘。此外監獄記錄也不受信息公開法的約束。CCA 一直以來都在對抗一項立法，這項立法要求私營監獄同公共監獄一樣遵守信息公開管理規定。即使我能從犯人那裡得到一些未經審查的信息，但是又如何能證實他們的說法呢？所以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有沒有別的什麼辦法，能夠對私營監獄一探究竟呢？

當這一切即將成為現實，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我真的要再次回到監獄嗎？三年前我纔剛剛出獄。2009 年我在中東做自由記者，和同伴莎拉住在達瑪斯克斯。朋友喬希來訪時，我們一起去了伊拉克著名的旅遊城市庫爾德斯坦，這個地方對西方旅行者來說相對安全。我們在旅遊景點附近爬山，爬了很久，以至於不知不覺靠近了伊朗邊境。之後我們三人被捕，並被關押進伊朗的伊文監獄，接受了為時數月的審訊。4 個月後我和喬希被關押在一起。莎拉單獨關押了一年多於2010 年被釋放。而我和喬希被關押了26 個月纔出獄。

出獄那晚，我在阿曼海灣溫暖的磷光海水裡遊泳，當時的我一定不會料到自己有天會再回監獄。重獲自由後，我一度感到無所適從。在監獄裡我早已習慣了安靜和單調的生活：看書的時候，能聽到走廊另一頭的腳步聲，還有喬希在隔壁發出的聲音。監獄外的自由世界充滿了紛繁復雜的聲音，有一段時間我感到非常混亂，很難從中分辨出重要的信息，而且我還得重新培養自己做選擇的能力。我在監獄的兩年裡喫不到什麼好飯菜，現在盯著菜單卻不知道該喫什麼，隻能靠別人來替我選擇。我時常處於崩潰的邊緣，有時會突然遠離人群，有時又不能忍受獨處的壓抑。幾乎每晚做噩夢，夢到自己又回到了監獄。我對此後遇到的那些有官銜的人總是產生過度反應，好像他們就是獄警。而遇到事情，我也變得特別容易生氣。

出獄不久，我聽說加州的一些監獄發生了抗議活動，犯人們絕食以抗議長期的單獨監禁。在加州，有4000 名犯人被無限期單獨監禁。全國更是有8 萬名犯人被單獨關“黑洞”，人數居全球之首。單是在加州鵜鶘灣州立監獄，就有500 多名犯人被單獨監禁至少10 年以上，89 名犯人被單獨監禁至少20 年，還有一名犯人甚至被單獨監禁長達42 年。

後來當我慢慢從監獄生活的陰影中走出來，學著重新適應並從創傷後應激障礙中恢復，我開始聯繫一些被單獨監禁的犯人。我發現其中一些人頭腦清楚且能夠保持警醒，而另一些人則頭腦混亂，甚至連書寫的字跡也難以辨認。我開始翻閱他們的監獄記錄，發現很多長年被關禁閉的犯人在監獄中並沒有實施暴力犯罪。他們中有些人是黑幫成員，但另一些人被關禁閉是因為他們結交的人，或是因為他們是監獄律師，或是因為手裡有關於黑人歷史的書刊。出獄7 個月以後，我去了加州鵜鶘灣州立監獄，這是一所很早就開始對部分犯人實施長期單獨監禁的監獄。犯人住在11 英尺×7 英尺（約3.3 米×2.1 米）、沒有窗戶的牢房裡。我遇到一個被單獨禁閉12 年的犯人，他甚至在平日連棵樹都見不到。在伊朗長達4 個月單獨禁閉的時光是我記憶中難以撫平的創傷，而這些犯人更加悲慘的境地，讓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經歷。

因為我懂阿拉伯語，曾經想要重返中東，阿拉伯之春已經演變成了一場革命戰爭，但是我永遠也繞不開美國的監獄繫統；我們現在處在世界歷史上**的大規模關押時期。美國關押犯人的數量占總人口的比例高居世界之首。美國目前關押犯人220萬，是40 年前關押人數的5 倍。美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關押人數占到了全球關押人數的近20％。回顧過去一個世紀，我認為監獄繫統仍然是造成當前狀況的主要因素。

這本書集中講述了我歷時4 個月臥底一家私營監獄的情況，並分析了過去250 年美國監獄繫統背後的趨利因素。私營監獄本身並不是造成大規模關押的原因，從中可以大獲其利纔是。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決定關押的對像。監獄人滿為患，背後的原因雖然非常復雜，莫衷一是，但學者們普遍認為種族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美國歷史上，種族主義、監獄和獲利的因素相互交織。奴隸制作為美國種族主義的根源，之前就是一種用以牟利的制度。奴隸制結束以後，又很快出現了從關押的黑人和窮人身上獲利的方法。為一探究竟，我深入到私營監獄，同時也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報紙，並找到那些早已被人們遺忘的記錄和國家檔案館的監獄報告。通過調查研究，我發現在美國歷史上政府或私營公司一直都在試圖從犯人身上謀求利益。我嘗試將歷史與個人親歷結合在一起，希望能夠全面揭示這一國家災難的影響範圍和風險。在網上填了申請後不到兩周，我就接到了CCA 在俄克拉荷馬州、路易斯安那州、科羅拉多州的幾家監獄以及亞利桑那州一家移民關押中心的電話。我給位於路易斯安那州韋恩菲爾德的韋恩監獄打了電話，接電話的女士聽起來活潑爽朗，帶著沙啞的南方口音。

我得告訴你工資是每小時，監獄在國家森林中央，你喜歡打獵或釣魚嗎？
我喜歡釣魚。
這裡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釣魚，這裡的人們喜歡逮松鼠，你逮過松鼠嗎？
沒有。
我想你會喜歡路易斯安那州的，雖然掙錢不多，但是你從懲教官（CO）到獄長隻需要7 年的時間，公司的CEO 也是從普通職員起家的。

幾天後我去面試，他們問了我許多程式化的問題。之後又問我：你對客戶服務有什麼看法？這和給犯人提供服務有什麼聯繫？ 我搜腸刮肚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客戶總是對的，但是在監獄裡似乎不太適用）。招聘官：好吧，我們現在面對面，我覺得你是個不錯的人選。她告訴我，隻要通過了背景調查，就可以雇用我。

我和《瓊斯夫人》的同事充分考慮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如果身份暴露，我該怎麼辦？我們也考慮到各種細節，確保臥底期間有工傷賠償。律師也仔細研究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以確保我所做的事情合法。同事們也告訴我，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我都可以隨時終止這個項目。我也會使用真名，雖然沒必要透露我的一切信息，但是我也不會撒謊，如果有人要問我是不是記者，我會如實相告。

我們仔細考慮了法律和道德上的一些問題。有人對臥底記者諱莫如深，許多雜志社要求記者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公開身份。但是這次行動非常符合關於臥底調查的波英特原則，即主題關乎公眾利益；通過其他方法無法獲取信息；我在報道中會說明任何欺騙行為的原因；新聞構也應在時間和經費上給予支持；阻止報道所帶來的隱患大於隱患本身。

為保護當事人的隱私，除非特別說明，文中人名都使用了假名。我盡可能引用當事人的原話。書中的引號部分大多是摘自錄音設備或者是從文件中摘錄。斜體部分是在無法使用錄音設備時根據當時的筆記整理的內容。有時為了語句通順對句子進行了略微調整。

臥底調查在美國有著久遠的歷史，但近卻成了一個敏感的話題。1859 年北方的一位記者假扮成買家參加了佐治亞州的奴隸拍賣，因為這是他獲取信息的渠道。他的報道中充滿了大多數北方人所不了解的細節：人們就像挑選牲口一樣挑選奴隸；為了賣出一個好價錢，那些奴隸表現出矯揉造作的自豪感；孩子被迫與母親分離時，觀者莫不痛心。1887 年內莉·布萊假扮瘋子，深入一家精神病院長達十天，後來她將這段經歷發表在約瑟夫·普利策的《紐約世界》雜志上。正是因為這篇報道，紐約增加了對公共慈善機構的預算，並修改了相關法規，確保隻有病情嚴重的精神病人纔能收入精神病院。《舊金山考察家報》的記者W.H. 布羅梅奇假扮海員，調查誘騙黑人奴隸的事件。當時許多船長誘騙太平洋島國的黑人簽訂契約，到危地馬拉去種植甘蔗。1959 年約翰·霍華德·格裡芬喫了一種可以使皮膚變黑的藥，在美國南方用了6 周的時間調查種族隔離事件。1977 年《芝加哥太陽時報》買下一家酒吧，在酒吧裡安插臥底記者，並安裝了隱形攝像機用來調查那些貪污的官員，這些官員為了2就不惜玩忽職守。為了引起公眾對底層窮人的重視，芭芭拉·埃倫賴希扮成服務員、沃爾瑪超市員工和清潔工進行報道。20 世紀90 年代，泰德·康諾弗曾在紐約的新新監獄做過一年多的臥底獄警，他的書成為激勵我實施此次臥底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為什麼現在這樣的臥底調查很罕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記者擔心遭到起訴。1992 年ABC 新聞曝光了雄獅食品公司（FoodLion）包裝壞肉再次上架銷售的事件。陪審團相信了公司的說法，竟將矛頭指向記者，認為他們偽造身份信息，以及沒有完成“重新包裝壞肉”的工作任務。結果550 萬的損失賠償金後銳減，這個案件對此類披露丑聞事件造成了重大影響。公司和政府機構也因此建立了更加嚴格的法律保護網。此前主要針對蘋果產品發布和碧昂斯唱片發布的保密條例，現在也滲透到了各行各業，此外還混雜了非歧視條例以及雇主保護法律。即便是審查組織的權力高於某些政府機構，雇主對商業秘密正當權益的保護也已經演變成對抗公共審查的工具。

CCA 的幾家監獄都向我提供了工作機會，但我終還是選擇了韋恩監獄，這不僅是因為路易斯安那州關押犯人的比例全球，幾乎是中國關押犯人比例的5 倍，同時也因為韋恩監獄是早運營的私營監獄，其安全級別為中等。我給韋恩監獄的人力資源主管打了電話，告訴她我接受這份工作，她說“太好了”。此後不到一天，我就通過了背景審查。

1.《美國監獄》結合之前刊登在《瓊斯夫人》上的連載，增加了關於CCA（美國*早的私營監獄）引人入勝的幕後故事，以及其作為一家牟利公司令人大開眼界的懲教歷史……作者鮑爾敏銳捕捉細節並詳細記錄，他的同事們讓人心生同情，有幾個給人留下深刻印像……單單是來自鮑爾上司及獄警同事的大量談話記錄就值得得到認可。                          
——《紐約時報書評》

2.“本書言辭犀利，毫不妥協，仿佛是對私營監獄的當頭棒喝，隻為讓白日之光照亮野獸的輪廓……私營監獄業如今已再次蓬勃發展。要發掘這對於看守和囚犯意味著什麼，首推《美國監獄》。”  
——《舊金山紀事報》

3.“《美國監獄》反映了鮑爾在一個非人道的監獄繫統中的雙重身份的道德復雜性：既是親歷者又是記錄者。此書大膽披露，令人不安、發人警醒，堪稱紀實文學的典範。”
——J.安東尼·盧卡斯圖書獎評委

4.“鮑爾將回憶錄和社會學研究合二為一，成為近年來對監獄文化和監獄產業*犀利、*批判性的調查之一，為刑事司法繫統的黑暗角落帶來了亟需的光明。”            
                                    ——《波士頓環球報》

5.“對美國私營監獄的殘酷無情和難以想像的腐敗進行了一次深刻揭露。幾乎每一頁都有令人震驚的非人道案例……是對美國監獄制度強有力的全面回擊。”
——《科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6.“《美國監獄》是對美國私營監獄繫統的強烈控訴。肖恩·鮑爾親入監獄體驗，將材料整合並描繪出一條具有說服力的主線：從奴隸制種植園到南方的監獄農場，再到私營監獄。他結合歷史和紀實，揭示了私營監獄的罪惡本質——一個充滿痛苦的產業。”
——普利策獎入圍者，紐約大學亞瑟·L·卡特新聞學院院長，
泰德·康諾弗

2

一個白人騎著馬，手拿來復槍，望著一望無際的棉花地。四隊獵犬趴在地頭。其中一條狗帶著金色的牙套，以此證明這是條能追回逃犯的好狗。黑人們站成一小隊，彎腰摘著棉花。那個白人聽不清這些黑人在唱什麼，但他曾聽過這些黑人唱歌。干活的時候有人唱起來：“老主人啊，別打我，我給。”另外一群人也跟著唱起來了：“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主人和女主人坐在客廳
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商量讓工人干更多的活
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主人和女主人坐在客廳
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主人讓女主人拿起
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哦，我不想要他的錢，倒想聽他發牢騷”
強尼不要瞎扯，強尼不要瞎扯

阿爾伯特·瑞斯·桑普爾是次摘棉花。他之前在母親所在的妓院裡打雜——擦皮鞋、跑馬戲團、拋骰子、打掃房間，但從來沒有在地裡干過活。他和棉花的聯繫來自他的白人父親，他的父親是一名棉花商，曾是他母親的嫖客。

桑普爾和其他人站成一排，將棉桃一一摘下，丟進身後的布袋。白人總管讓那些摘得快人當隊長，讓其他人拼命追趕進度。當桑普爾從棉花枝上摘棉桃的時候，隊伍中的其他人已經在他前面20 英尺的地方了。一個叫“神槍手”的總管牽著馬來到桑普爾身邊，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桑普爾從小在母親的妓院裡長大。小時候他曾把走私來的酒賣給那些在妓院裡賭博**的男人們。他在地上練搖骰子的技術，學著如何迷惑人們下注。他的母親也喜歡玩骰子，有一次在玩骰子時，母親吩咐他去拿一摞硬幣。桑普爾跟母親說硬幣弄丟了，母親於是一巴掌扇在他的嘴上，他的一顆牙齒差點被打掉，而他的母親轉頭又玩起了遊戲。他一氣之下搭上了一輛駛出小鎮的火車，一路上靠沙丁魚罐頭、從飯店偷來的食物，或是到賽馬場偷東西過活。

摘棉花和偷東西一樣，是一個需要花時間掌握的技術活。一次抓得太多，手指會被棉桃的花托刺得生疼。抓的太少，就隻能扯下來幾綹棉花。桑普爾越想多抓，掉的棉花就越多。掉的越多就得花更多的時間把土、葉子和莖稈兒揀出來。神槍手吼了起來：
“黑鬼！你好把袋子裝好再往前走。”
桑普爾背疼得厲害。
後老板讓大家把各自的布袋拿到前面稱重。這一隊的隊長

撿了230 磅棉花。有個人隻撿了190 磅，“神槍手”就衝他大吼起來。桑普爾把麻袋放在秤上，總管司慕希立刻吼了起來：“媽的！隻有40 磅！你能相信嗎？”“神槍手”面露兇光：“主管，我一個月的工錢不要了，給我5 秒鐘，讓我把這個**干掉。”他用槍指著桑普爾，把子彈推上了鏜。其他等著稱棉花的人嚇得紛紛後退。

“別！”總管司慕希說，“這個**還不值你那一匣子彈。別再弄髒了我的靴子。”“神槍手”放下槍：“黑鬼！你是從哪裡來的？我猜你是從城裡來的，能偷東西卻干不了活！你說你到底是從哪兒來的？”桑普爾剛要回答，“神槍手”就衝他大喊：“我說話的時候，閉住你那臭嘴。”桑普爾被罰不準喫飯也不準喝水。“黑鬼，趕緊他媽的摘棉花去。”

這一年是1956 年，奴隸制已經廢除了近一個世紀。桑普爾因為搶劫罪被判處30 年監禁。在得克薩斯州，所有的黑人犯人以及一部分白人犯人，被強制從事無償種植勞動（大多是在棉花地）。從桑普爾被關押到20 世紀60 年代，監獄農場每年平均為該州貢獻170的收入（相當於2018 年的1300）。從全國範圍來看，供養一個犯人每天需要花費3.。但是在得克薩斯州，供養一個犯人每天隻需花費1.。得克薩斯州的監獄繫統就像美國南方的監獄繫統，直接從奴隸制時期發展演變而來。內戰結束後，得克薩斯州的經濟一片混亂，種植甘蔗和棉花的農場主遭遇人力短缺的困境。值得慶幸的是廢除奴隸制的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法案中有一個法律的漏洞。法案規定，美國不存在奴隸制或是非自願奴役，除非是因為犯罪而導致的懲罰。隻要黑人被判有罪，得克薩斯州就可以將這些犯人租給那些種植棉花和甘蔗的農場主，以及那些經營伐木場、煤礦和修鐵路的公司。廢除奴隸制後，得克薩斯州實行租借犯人勞動制度長達50 年，那些私人農場和公司從犯人身上大獲其利。州政府還在1899 年至1918 年陸續購置了十個種植園，讓犯人們到那裡勞動。

不可否認，強制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更高。強制勞動力每小時摘的棉花比普通農民多75%。20 世紀60 年代，得克薩斯州監獄農場的產量要高於那些普通農場的產量。原因很簡單：酷刑之下的人們干活兒更賣力。1941 年之前得克薩斯州的監獄允許使用鞭刑，其他州晚些時候纔禁止使用鞭刑，阿肯色州直到1967 年還在使用鞭刑。即使是廢除了鞭刑，監獄也能變著法子讓犯人更賣力地干活兒。1956 年桑普爾參加摘棉花的第二天早晨，因為沒有摘夠棉花，他和其他8 個人就被帶到了4 英尺×8 英尺的水泥鋼筋小屋接受懲罰。地板中間有一個50 美分大小的孔，用來上廁所。

空氣中彌漫著腐臭的氣味，一群人的呼吸幾乎耗盡了狹小空間的氧氣。桑普爾在回憶錄中寫道：“9 個人身體扭曲地擠在一起，就像是糞坑裡的蛆。”如果有人占了太大的空間，就會爆發一場爭鬥。他們整夜待在狹小的空間裡，隻能輪流躺會兒，其他人隻能站著或蹲著。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得直接到棉花地裡干活。經過來來回回幾次關小屋，桑普爾摘棉花達到了100 磅。這時懲罰又來了新花樣：上鐐銬。次被上鐐銬時，獄警讓他站在地上，用鏈子先把他的右手腕緊緊卡住，然後又銬住他的腳。

接著，獄警把鏈子繞在桑普爾頭頂的梁柱上，然後把鏈子固定在他的左手腕上。其他人則弔在他的旁邊，一個小時以後一些人開始呻吟。桑普爾胳膊酸痛，嘴唇緊咬不敢發出聲音。其他去食堂的犯人路過這些弔著的犯人時，都不敢正眼瞅他們。後來燈光熄滅，夜晚悄悄過去了。6 個小時後，一個弔著的犯人開始劇烈地抽搐著往下倒去。他用腳使勁抵著其他犯人，想把身體從鐐銬上稍微松一松，可是發現這並沒什麼用。他咬住手腕，就像是掉入陷阱裡的動物想要咬斷自己的爪子。另一個犯人大聲呼叫獄警，獄警往那個抽搐的人身上潑水，直到他停止抽搐。第二天早上獄警給他們松開鐐銬，又把他們送去了田間勞動。

隨著時間推移，桑普爾變得越來越瘦。他時常因為沒有完成勞動量而被罰沒飯喫。經過幾次關小屋和上鐐銬，桑普爾采棉花的技術大大提高。正如一個獄警所言，“餓到胃痙攣的人”采棉花速度能大幅提高。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CCA 的奠基人霍頓學會了如何運營監獄。1967 年霍頓成為拉姆齊監獄農場的監獄長，這座監獄農場離桑普爾所在的監獄不遠。霍頓曾是一個農場主，他學過歷史，也曾在部隊待過兩年，還在華盛頓的美國大學做過研究生教育工作。拉姆齊農場監獄和桑普爾所在的農場監獄差不多。除了廢止了鞭刑，懲罰的方式和勞動的形式和1913 年開設的農場監獄沒什麼區別。兩家農場監獄不同的就是規模：拉姆齊監獄農場大小和曼哈頓差不多，面積是桑普爾所在監獄農場面積的兩倍，勞動的犯人有15,000 人之多。在拉姆齊農場，霍頓學會了如何將監獄當作賺錢的工具，他為此不擇手段，大獲其利。奴隸主通常會在奴隸中選人來管理其他奴隸。霍頓也學會了這招，他選定某個犯人，讓他管理和懲罰其他犯人。這些人用暴力的手段控制著監獄的生活區，有時不惜用武力逼迫其他犯人就範。通過這種手段，霍頓減少了雇用獄警的費用，減少了監獄開支。

1967 年霍頓和家人到農場安了家。當時披頭士的單曲《你所需要的隻是愛》熱播，霍頓一家一邊聽著歌，一邊享受著“家僕”給他們做飯上菜。這些家僕就是犯人，通常是黑人。他們為“家主”整理床鋪，打掃房間，照顧孩子。得克薩斯州懲教局的員工甚至把擁有犯人家僕作為一項員工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