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有一個為重要的原因。自從2008年9月英國陷入經濟災難以來，就有一種步調一致的力量，試圖把人們因自身和國家遇到困境而產生的憤怒情緒從有權勢的人身上轉移開。這種力量一如既往地引導英國公眾，將挫折轉嫁到那些經常被精英政客和媒體詆毀的人群身上。這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業者、領救濟金者、公共部門的員工等。金融危機爆發後，這種妖魔化運動愈演愈烈。政客和媒體一起編造並宣傳這樣的故事，即國家產生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是處於社會底層的那些人，而非處於社會頂層的那些人。
我想嘗試扭轉這種社會總體認知狀況，因為真正的壞人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社會底層人士的行為卻經常遭受無情的批判和譴責:電視劇《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可以霸占英國熒屏，而《逃稅街》或《銀行街》卻從未上演過，這種現像絕非偶然。如果想解決這些影響英國社會的重大問題和不公現像，聚光燈就應該落到那些有權勢的人頭上。
這本書頂多算是對這項事業非常有限的貢獻。這一事業不應由單個作家筆耕不輟地發起爭論，而應通過有規模的行動來有效克服社會不公。但對我而言，隻要能引起公眾對權勢人群的討論，把這種討論引入大眾每天談論的話題，引入酒吧、家庭、電視、報紙以及社會媒體的討論中，就已經達到目的了。金融危機發生後，英國許多機構關門大吉，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挑戰那些有權階層。鼓勵那些努力維持現狀的人對此作出回應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對手被迫對他本想遮掩的問題進行回應和辯論，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銘記的勝利。
反對性意見同樣彌足珍貴，這些不同意見能夠幫助澄清和完善相關爭論，並且它們的意義還不止這些。所以，對本書初版所引發的一些問題進行回應是有價值的。這些問題包括什麼是權貴，以及如何定義權貴等。
在普通民眾的想像中，典型的權貴人士應該是白人男性，這些人通常無須多麼努力，就能從私立學校直接進入牛津或劍橋學習，畢業就能找到一份收入豐厚又有社會影響力的好工作。雖然這些特征是民眾辨識權貴人士的一個視角，但這並非是我理解權貴的核心依據。在我看來，今天的權貴是由共同的經濟利益和共同的心態聚合而成的。尤其是，他們都認為社會頂層人群理應擁有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財富。他們手中的權力莫可名狀、難以描述。他們會通過推動改革，提升現有體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但他們的權力卻仍然捉摸不定、莫可名狀。盡管他們的制度體繫可以吸納婦女、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人群進入，但這並不能改變制度體繫給民主造成威脅這一事實。
一些人會問，有權勢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聯繫，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畢竟，在相近工作領域的人難免會彼此相識並建立聯繫，在所有社會層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像新聞國際集團的麗貝卡·布魯克斯這樣的媒體高級執行官與首相成為好朋友，則不可避免會引起廣大公眾的強烈興趣。這可以說明默多克帝國的觸角在英國政治精英當中已經伸到多廣了。在一個民主政體中，媒體是用來監督政府的，因此重要的媒體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間建立緊密聯繫，理應受到認真的審視。然而，現實情況是，有權勢的人們往往通過業務或社會關繫聚到一起，相互聯繫、相互幫襯，並塑造出一種團結一心的氛圍。
今天的權貴高度依賴這樣一個咒語:“你別無選擇”。他們迫使人們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能的社會運行方式，並以此抵制潛在的反對力量。“二戰”後的初幾十年，英國並未形成今天的權貴，所以這段時期的英國如今被描繪得糟糕透頂: 被官僚和失控的工會所掌控的一個集權的、沉悶的、消磨意志的人間地獄。我反對把英國這段歷史妖魔化，這並非像極左和極右人士所認為的那樣出於懷舊的感傷(其實，在那個時代我還沒有出生)，而是因為我們真的需要糾正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認識。
有一點非常重要，戰後英國曾對富人征收重稅，工會組織也較強大，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那時經濟也高速發展，而且那時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權貴形成於1970年代後期，他們所管理的英國是一個增長速度更低、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國，並且已經遭遇了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早期和2008年以來三次大的經濟危機。我並不是說，舊的秩序不用面對諸多難題的困擾，也不是說長遠來看舊的秩序更具可持續性。但就像右翼記者彼得·奧博恩所言，197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都準備突破當時盛行的戰後共識。“有段時間，”他寫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將會獲勝，實際上在較長一段時間裡，左派還占有優勢。”所以說，雖然後人經常把右派的勝利視為必然，但實際上今天權貴們的勝利並非上天注定。
有人問警察是否應該被視為權貴的一部分，以及他們的劣跡有什麼新鮮可言。畢竟，警察包庇犯罪、暴力、種族歧視等行為在今天的權貴出現之前就已存在，有些甚至比今天更為嚴重。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今天的權貴在當年是以反對派的面目出現的，他們所面臨的障礙是工會運動。他們不得不順勢而為。因此，瑪格麗特·撒切爾就職伊始，就賦予警察橫掃一切的權力，提高警察待遇，以此收買警察，保證他們在後來的鬥爭中對撒切爾忠心耿耿。不出所料，警察被徹底政治化了。警察的感激之情在1984-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尤其是在臭名昭著的1984年歐格裡夫戰役中得到充分體現。
如果沒有警察的支持，英國政府不可能徹底打敗工會組織。警察們在接受培訓的過程中就被要求把工會罷工分子視為“內部敵人”，這種蔑視心理很容易擴展到其他工人階層身上。在1989年希爾斯堡慘案中，遭殃的是利物浦球迷。就像我在本書中所展示的那樣，警察在歐格裡夫戰役和希爾斯堡慘案中的表現可謂驚人相似，兩個案子中的警察都有欺騙、責備受害者，掩蓋事實真相等行為。
這些並不意味著警察完全支持權貴們的新自由主義“教義”。警察畢竟是公共部門的雇傭者，從政府那裡拿工資和津貼。他們不希望把在其他公共領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用到警察身上。實際上，接下來的幾屆政府都沒有再進行改革，相當於默認了保持警察的忠誠度極為重要。有人會說，警察幫助新自由主義改革取得勝利，但他們卻不願把新自由主義理念用到自己身上。不過，近幾年，由於權貴們對自己取得的大獲全勝太過自信，他們不願再擱置警察繫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進程了。如今，在聯合政府治理下，警察不得不面臨與其他公共領域相似的衝擊——削減工作崗位，降低工資、工作條件和地位惡化、私有化。毫無疑問，他們厭惡這一點，警察和政府的關繫相應地陷入史無前例的低潮。保守黨前黨鞭安德魯·米切爾和唐寧街警察發生幾句口角後爆出爆炸性丑聞這件事，就能說明他們的關繫已經變得有多糟糕。2014年5月，保守黨內政大臣特蕾莎·梅對警察聯合會表示，警察被大量丑聞纏身，必須進行相應改革。這種程度的表態，在以前可以說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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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越來越多的對權貴規則幻想破滅的英國人開始尋找其他出路。2015年年初，民調顯示綠黨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11%，他們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的成員躍升到五萬多人，這一數字讓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和強硬右派——英國獨立黨黯然失色。英國獨立黨由前托利黨成員和百萬富翁所主宰，堅定支持公共服務私有化、為富人減稅以及削減工人權利。由主要聚焦環境問題而起家的綠黨，提出了真正對權貴構成衝擊的政策。他們主張法定薪金制度、公有制、工人權利、提高對富人和公司征稅比例、打擊逃稅行為、公屋建設項目等。
不過，對任何新生政黨而言，英國的“票者當選”的選舉體繫都意味著一種強大的障礙。僅僅獲得全國範圍內雖廣泛但卻非常稀薄的支持是不夠的，政黨為了在議會中獲得議席，需要聚焦於爭取選區支持。對於那些原本抱有好感支持者而言，他們面對投票表時會猶豫徘徊，因為他們擔心投票給綠黨候選人將會造成反保守黨的投票太過分散，間接導致保守黨候選人從中得利。這種擔憂其實正是執政黨所期待的。雖然綠黨在年輕選民中成績不錯，但民調顯示，他們正努力爭取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
選舉體繫的改革，比如引入某種形式的“比例代表制”(PR)，將允許英國人可以更自由地投票，不用再擔心無意中為右翼提供幫助了。反權貴力量可以聚集到一個政黨內，包括那些之前抱怨選舉制度讓他們除了支持工黨別無選擇的人。向比例代表制選舉體繫轉變正變得日益可行。英國人在2011年果斷地拒絕向其他可能的選舉體繫轉變，我當時也對這種轉變持否定立場。很大程度上，選民拒絕另擇選舉體繫是因為他們擔心這種新的體繫會造成更多情形的政黨聯合，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的經歷，使得選民對聯合執政產生了失望心理。這樣的政府容易為政黨組閣後不兌現競選承諾提供借口: 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自由民主黨非但沒有兌現他們所提出的免費教育的承諾，反而支持學費上漲三倍的政策。不過蘇格蘭民族黨在蘇格蘭的戲劇性興起、英國獨立黨的叛亂以及綠黨支持率的持續上升，導致“票者當選”的政策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實際上，下一次選舉很可能再次產生一個沒有政黨獲得多數席位的議會。看起來，不管選舉體制怎麼樣，聯合政府的模式可能還得繼續。“票者當選”原則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是因為這一制度能夠提供一個穩定的、獲得多數選票的政府。但是，如果這一制度無法繼續兌現這一承諾，不能很好地反映英國民眾的意志，那麼這一制度的合理性就不復存在。
在現實中，2015年大選將帶來一個工黨或保守黨領導的政府。工黨領導的政府將不會與權貴徹底撕破臉。不過這至少還是底層發揮影響、施加壓力的重要機會。保守黨領導的政府將會繼續抵制這樣的運動。工黨領導的政府會認為這一現實無法忽視。在某種程度上，工黨在制度上仍然與工會運動有聯繫，這種聯繫使得工黨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這裡擁有一些根基，而這種聯繫也會相應地受到權貴人物的攻擊。
工黨如果看看西班牙、希臘等其他國家左翼政黨的做法，就會做得更好。在這兩個國家，當社會民主黨執政後實施緊縮政策時，他們都戲劇性地失去了民眾支持，民眾轉而支持那些更的反緊縮政黨。如果工黨需要組建聯合政府，那些工黨需要借助的小黨將迫使其為“比例代表制” 進行全民公投。如果這一方案得到選民們的支持，這一體繫將會使反權貴政黨贏得選舉變得更為容易。
無論誰在五月的大選中獲勝，權貴的反對者們都會著手開展鬥爭。為了贏得勝利，他們必須建立廣泛的聯盟，成員從工會到社區組織再到信仰團體等。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公眾的看法已經突破了權貴們的教條了。
不過就像本書結論中所言，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國際視角。在我寫這些話時，希臘的競選活動正在進行中，激進的反緊縮政黨希臘左聯黨可能將贏得選舉。在你讀這本書時，結果就已經水落石出了。但是，有一股很有勢力的國際力量為確保希臘人民在投票中“不做錯誤的選擇” 而作了很大的努力。歐盟、歐洲大國、國際金融家等排隊反對左聯黨取勝。西班牙的情況也非常類似。反緊縮的“我們能黨”(Podemos)與“種姓制度” (相當於西班牙權貴)作鬥爭，且直面西班牙權勢精英陣營將其妖魔化的挑戰。跟那些與普通大眾利益相衝突的、不可名狀的權貴精英作鬥爭不是英國獨有的。英國的權貴是與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纏繞在一起的。為民主和社會公正作鬥爭無法在一個國家內部取得勝利。隻有跨國界的聯合纔能確保取得終勝利。
抱怨不公平固然很好，不過就像已故社會主義政治家托尼·本經常指出的，社會變革需要兩種努力的結合: “一個是對社會不公的憤怒的火焰，一個是對更美好世界的熱切渴望。”那些想超越舊秩序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內)有責任提供一致的替代性選擇。如果缺少這種一致的替代性選擇，人們可能會怨恨現有秩序，但他們還會繼續勉強忍耐。當今的權貴們相信，他們已經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並且永遠不會再被篡奪權力。這是錯誤的，英國和其他地方底層民眾為爭取自由公正作鬥爭的光榮歷史能夠告訴我們原因所在。終有一天，今天的權貴們會落敗。他們不會按自己的方式或自願地落敗，而會被一場持久可信的替代性方案的運動所移除。對於我們這些想要一種新的、不同形態的社會的人來說，是時候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