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準的需求

    社會工作研究絕不是一項徑直明了的活動，一開始就提出這個觀點可能有點令人氣餒。從這一領域不同程度無休止的辯論、分歧和不確定，從學生們經常問我的“我需要有個假設嗎”，到專家學者關於什麼是知識及如何測量知識的棘手爭論就可看出。當然這一類的分歧不僅限於社會工作之內，也未必無益，因為它反映了學科內及學科間關於如何真實有效了解人類交往和社會現像的一繫列動態和富有創意的討論。和這些爭論有關的是另一組問題，關於什麼是研究取證合理或正當方法。可以發現，這些爭論常與社會科學中的“定性”和“定量”準則的矛盾有關。但這些分歧也含有獨特的“社會工作”特性，這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所以在一開始我們將其簡要列出。

    社會工作研究面臨的獨特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該行業的特殊性的必然結果，這也成了近來主要的爭論點。比如說，人們已經明確提出如對社會工作中理論、實踐和研究三者關繫的關注（Trevillion， 2008）。同時人們也提出了關於分享研究與實踐關繫的見解和建立二者有效對話的實際操作上的問題，但也表明社會工作研究在自身定位和基本原理上一直都采取一種局限、本質上單維的觀點，逐漸與更基本關注點如理論發展和環境挑戰分離：

    英國的社會工作研究基本上著眼於提高對特定客戶群體的服務成果。除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其近年來並沒有試圖擴展或發展社會工作傳統的核心知識庫或中心基礎（Trevillion， 2008: 448）。

    根據這一觀點，理論—研究—實組的不同方面一直未恰當有效地聯結，這部分歸因於社會工作實踐（及培訓）所處的主要環境。任一應用學科都有需求建立超越當下和實用的研究原理，這絕不僅限於社會工作。比如護理研究（Giuliano， 2003）或教育研究（Elliott， 1990）也會面臨同樣的挑戰。

    然而當我們嘗試確定研究的合適領域時，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表達這一擔心。比如說，社會工作機構並沒有致力於局部性評估項目之外的研究工作，通常隻是證明某種特定形式的干預或新提議；而政府及地方部門也似乎持有這一局限觀點。近來關於青少年司法的“官方”研究就都是這類研究，它們隻擇優挑選積極的研究成果，而有時候在試點評估未完成前，一些新的實踐拓展就被移除了（參見如Holdaway et al.，2001）。因此，社會工作和政府機構並沒有很大程度投入到研究過程中，不管是在更大範圍內發起研究、使用研究，還是在提供資金和資源方面以鼓勵有希望提供影響服務或服務需求見解的實務研究。

    同時我們也應承認，學術研究者未能積極參與實踐活動也要正當接受批評，盡管實踐活動有其必然的瑕疵和壓力。考慮到會與管理人員有“太密切”的工作關繫，或者這些關繫會使研究項目偏離某一特定方向，研究者可能不願“沾手”實踐。學術研究同樣因其過於抽像受到批評，其研究成果與服務用戶、實踐者或政策制定者無關或者不可使用：

    這並不是討論現有研究是否無用，而是研究是否關注政策和政策執行，這些未必解決一些實踐者和服務用戶倍感壓力的問題（Amanda Edwards, Head of Knowledge Services, SCIE, Community Care, 2008年7月10日）。

    學術研究者遭到質疑，因其並不情願把研究轉換為可用於實踐領域的產出，以助研究的傳播（Shaw， 2008）。

    除了這些問題，還有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競爭和研究議程，與之俱來的是因依賴固定假想而造成研究者和使用者之間的隔閡或讓隔閡繼續下去。比如，有些研究結果並不確定或直接，有時候有些研究確實會批判實踐或某些政策改革。如果傳遞給機構、服務用戶和實踐者的信息並不清晰，或是明顯負面的，不是簡化任務而是使之復雜化，這無疑會令他們失望。即便服務用戶本身去領導或開展研究，這樣的矛盾也未必能解決，盡管研究會被認為更可信。

    研究者也會因研究太顯而易見而遭受指責，因為這會使人愈加相信好的社會工作實踐隻要運用一些無需昂貴研究證實的嘗試就可以做到了。此外還有大量其他因素造成彼此間缺乏信任和研究而引發的關繫問題。所有權和操控權就是其中之一，因為有許多關鍵利益相關者會對一既有選題感興趣，包括服務用戶、實踐者、研究者、機構以及更大的社區。而這有可能導致在選擇恰當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上觀點不夠清晰一致。未來的研究者則認為他們幾乎不可能自由無拘束地開展主題調查，即便是他們自己選定的項目。當然，正如肖（Shaw，2007）承認的，這些並不單單是實用或背景問題，它們同樣反映了與研究的政治和權力失衡相關的重要潛在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協商，必要時提出質疑。

    除了當下尋找研究調查共同基準的挑戰，我們還要再深入思考這些活動的範圍和目的。哪類調查問題或主題屬於社會工作研究的合理範圍？這類問題又旨在發現什麼？比如社會工作研究的範圍可依據社會服務人員的角色和功能來定義，換句話說，主題範圍是受傳統(常常是官方)對任務的本質和運作方式的定義所限制的，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法規決定的。當然，不管是確定社會工作任務的構成標準，還是限定哪些方面和背景為社會工作研究的焦點，我們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按著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任務是如何定義和操作的，背景必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研究本身局限於確定使用者特征和評估現有實踐這些形式問題，研究會大受限制。如果是這種情況，許多受“外部”啟發的研究對實踐帶來的積極貢獻就不能實現，如受殘疾人運動啟發的研究。確實如我們觀察到的，社會工作本身沒有明確的定義意味著我們不能過於限定研究主題的視野和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