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正規經濟:理論、話語與意識形態

在中國的戶籍制度下，農村人進城打工，使得長期以來的城鄉差別凸顯為更加尖銳的身份差別。一種身份是城鎮正規單位就業的“職工”，享有中國革命傳統和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勞動法規保護和福利；另一種身份則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作為非正規的臨時工和城市的暫住者，他們很難享有正規職工的法律保護和福利，也很難享有城市居民的權利，尤其是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作為基層的勞動力，他們做的是城市裡髒、重、報酬的工作。伴隨城市的蓬勃發展和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打工，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凸顯為一個城鄉、富貧懸殊的社會和經濟體。

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差別雖然存在，但並不那麼懸殊。在農村，人民生活水平雖然要低於城市，但差別沒有後來城市經過極其快速發展之後那麼顯著。至於在城鎮內部，之前基本上所有工作人員都屬於正規人員，歸屬國家或集體單位，受到國家勞動法規和福利制度的保障。但是，伴隨大規模的農民入城打工浪潮，越來越多的城鎮就業人員來自農村戶籍，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比例的勞動者變成沒有正式城鎮身份，沒有被正式納入正規單位的“流動人口”。

中國今天的經濟—社會，除了頂層的高級官員和資本家之外，其實主要由正規和非正規兩個等級組成。前者包含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正規企業的白領職員，以及少數的、具有優厚社會福利條件的藍領工人；後者則主要包含農民工及其“半工半耕”家庭的其他就業人員。上一章已經詳細論證，前者總數隻是全社會所有就業人員中的六分之一，後者則占到六分之五。兩個等級間的差別是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危機的關鍵，亟須改革。

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非正規經濟”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便已伴隨資本的國際化而高速擴展。發達國家企業之所以進入發展中國家，一個主要目的是尋求低於本國價格的勞動力。而其資本一旦進入發展中國家，不僅意味著企業本身將雇傭當地的勞動力，也將使與其關聯和為其服務的本地公司興起，更會觸發一繫列的連鎖效應，包括其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其產品提供的運輸和銷售，以及為眾多新舊型人員提供的各種各樣的現代、半現代和前現代服務(例如交通運輸、維修、餐飲、娛樂、清潔、裁縫等)。除了新興的現代經濟部門的正規職工，還有與其關聯的處於正規經濟部門之外的眾多員工和個體戶，而他們也需要各種各樣的半舊型或舊型服務。這些員工多來自低收入的農村，而當地農村越是人多地少，剩餘勞動力越多，其所能為現代部門提供的非正規廉價勞動力也就越多。這些現像先呈現於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但在中國脫離計劃經濟之後，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國擴增。本章對現有理論、話語和意識形態進行了繫統的梳理。

一、&ldqu經濟”理論和美國模式

美國1960年代的主流發展經濟學，也就是今天國內的主流發展經濟學，是劉易斯(W. Arthur Lewis)的&ldqu經濟”理論。筆者1958年作為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生曾經選過劉易斯的課(劉易斯幾年之後纔正式受聘於普林斯頓)，至今記憶猶新。劉易斯著眼的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人口過剩的事實。“無限的人口供應”是他&ldqu經濟”論的出發點，並借此來區分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前者的“工資”徘徊於糊口水平，後者則因資本投入、勞動生產率提高、利潤擴大、信貸增加、更多的資本投入、更大的產出、更高的利潤，以及更多的勞動力需求而發展。伴隨著如此的發展，現代部門吸納越來越多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直至其不再過剩而達到一個“轉折點”(其後被人們稱作“劉易斯轉折點”或“劉易斯拐點”)；此後就會進入新古典經濟學所勾畫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稀缺狀態，工資將隨之快速上升。因此，經濟發展基本是一個減少過剩勞動力而達到整合現代勞動市場的過程。人們多稱劉易斯1955年的著作為他的“經典”之作，但事實上他1954年的論文《勞動力無限供應下的經濟發展》纔是他真正影響著作(Lewis，1954、1955；亦見Tignor，2006：273頁及其後)。(Lewis，1954；亦見Lewis，1955)

劉易斯的分析和一般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有一定的不同。比如，1979年和他同時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爾茨(Schultz)力爭，即便在傳統農業經濟中，勞動力同樣是一種稀缺資源，同樣通過市場機制而達到配置，因此，並無剩餘勞動力的存在。(Schultz，1964)在這方面，劉易斯可以說更符合實際。但他對市場經濟運作及由其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信賴則是和舒爾茨完全一致的。

劉易斯的分析後來被費景漢(John C. H. 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數學化(“形式化”)，並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推進。他們兩人特別突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冗餘”勞動力(redundant labor)的概念。正因為是多餘而無成本代價的勞動力，它纔能夠在發展現代工業部門時起到重要的作用。這個論點對近三十年的中國毋庸說具有特別的意義。(Fei and Ranis，1964；亦見Lin，Cai and Li，2003\\[1996\\])劉易斯的模式後來又被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延伸，加上了“城市傳統部門”(traditional urban sector)的概念，認為許多面對城市高失業率而仍然遷入城市的移民，其動機不在於實際的高收入，而在於對高收入的預期。這樣，他們的行為仍然是理性的，來自合理的收入概率估算，雖然是未來而不是眼前的收入。其間，他們會在“城市傳統部門”工作，暫時接受低於現代部門的待遇。(Todaro，1969；亦見Todaro，1989：278—291)

鋻於中國勞動力的相對過剩，以及由國家從1958年以來確立的戶口制度，人們認為&ldqu經濟”論特別適合中國實際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這裡的討論僅以蔡昉一篇分量較重(《中國社會科學》主題)的論文(蔡昉，2007)為例。蔡昉和林毅夫、李周多年前合寫的《中國奇跡》則提出了比較簡單化的論點，認為“傳統”計劃經濟沒有恰當利用中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乃是關鍵因素(其實，費景漢和拉尼斯早已更精確地突出了這一點)(Lin，Cai and Li，2003\\[1996\\])。張曙光(2007)的書評指出，該書過分單一地強調發展策略，也沒有充分考慮制度經濟學理論，並且比較地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就連其對1950年代國家確立主權的貢獻都沒有予以考慮)。

在這篇文章裡，蔡昉對劉易斯模式提出兩點補充，但基本上接受其核心觀點。首先，他加上了“人口紅利”的概念，即在人口從高生育—低死亡到低生育—低死亡的轉型中，在一段時期內，不從事生產的消費人口(兒童和老人)相對生產性人口比例會降低，形成劉易斯所沒有考慮到的特殊有利條件。其次，中戶口制度，過去反映了&ldqu經濟”的事實，但今後亟須改革，以便促成中國向整合的現代勞動市場轉型。但這兩點並不影響劉易斯的基本論點，蔡本人也沒有如此的意圖。蔡實際上完全接受劉易斯的模式，特別強調中國其實已經進入了劉易斯從&ldqu經濟”到整合勞動力市場的“轉折點”。

吳敬璉差不多完全同意蔡昉的觀點。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們一樣，他特別強調中國“三農問題”隻可能通過城市化和市場機制來解決，由現代工業部門來吸納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和劉易斯與蔡昉一致，他把農村經濟視作一個基本停滯的部門，認為發展隻可能來自城市現代部門。(吳敬璉，無出版日期；吳敬璉，2005：第3章)此外，吳強調中國需要依賴中小型私營企業，脫離過去計劃經濟思路下的那種大規模生產單位。吳關於具體問題的討論多同時采用不同的理論視角，並緊密連接經驗。近的一個例子是他和張劍荊的訪談(吳敬璉，2008b；亦見吳敬璉，2005)。但他無疑基本同意&ldqu經濟”論。(吳敬璉，2002)

作為上述分析的延伸，蔡昉還引用了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理論。庫茲涅茨在他著名的1955年對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演講中提出，在早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不平等會加劇，要等到發展的微波外延，纔會產生進一步的平等(Kuznets，1955)。蔡昉沒有提到的是，庫茲涅茨的經驗證據來自美國、英國和德國；並且，庫茲涅茨本人當時便指出，他的模式乃是“5%數據，95%推測”。(蔡昉，2007：5、10—11；Kuznets，1955：4、26)蔡昉想要強調的是，中國已經進入庫茲涅茨所預期的後期經濟發展，即趨向進一步的平等，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之後的社會經濟狀態。

以上這些美國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流發展經濟學觀點當時還引用了所謂“三個部門理論”(three sector theory)來充當現代化模式的另一理論支撐。該理論始於早期新西蘭經濟學家費舍爾(Allan G. B. Fisher，1935\\[1966\\]：32—34)和澳大利亞經濟學家克拉克(Colin Clark，1940：337—373)，兩人率先強調發達國家中“第三產業”(服務部門)興起的重要意義，認為伴隨經濟發展和收入的提高及基本物品需要的滿足，人們的消閑時間會增加，對私人服務(例如娛樂)的需求將會持續擴展。這條思路為通俗化、簡潔明了地闡述了來自法國經濟學家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e)的理論。他認為，經濟發展都是從以農業為主，到以工業為主，再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線性演變。在“傳統文明”(諸如歐洲的中世紀和後來的發展中國家)時期，“產業”(即農業)占就業人員的70%。(工業20%，服務業10%)在“轉型時期”，農業所占比例下降到20%，工業上升到50%，服務業占30%；後，在“第三文明”時期，農業進一步降低到10%，工業降至20%，服務業則上升到就業人員的70%。(Fourastie，1949)

這個“三個部門理論”及其觀點也被許多中國學者接受。例如，中山大學的李江帆和他所在的中國第三產業研究中心，幾乎完全接受了富拉斯蒂埃的概念框架，大力主張“第三產業”乃是中國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關鍵。(李江帆，1994、2005)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如吳敬璉)相當普遍地引用了這個觀點(例見吳敬璉，2005)。

以上主張並不限於經濟學，也包含社會學領域。它集中體現於將“現代社會”等同於“橄欖型”社會結構的概念。其理論來源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1951年的經典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Mills，1956)。其核心觀點很簡單：當時的美國社會正戲劇性地向一個以“新中產階級”為大多數的社會演變，尤其顯著的是在20世紀上半葉大規模擴展的“白領階層”。在眾多使用這個觀點來研究中國的著作之中，由陸學藝牽頭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陸學藝編，2002)尤其突出。陸爭論，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這條軌道，正在迅速地從傳統和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向“現代橄欖型結構”轉型。中產階級正在以每年(所占社會就業人員比例的)1%的速度擴增。到2020年，陸預測將達到30%—40%的比例(毋庸說，正是這樣的好幾億中產階級消費者的想像在促使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其結論很明顯：伴隨經濟發展，中國正沿著必然美國化的道路前進。(陸學藝編，2002；陸學藝，2003、2007)這也是吳敬璉(2008a)和蔡昉(2007)的基本觀點。他們共同強調的是，中國已經像美國那樣，進入由龐大的“中產階級”所組成的“橄欖型”社會。

現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和社會學觀點可以說基本就是美國化或“美國模式”。它預測越來越高比例的人員將從傳統部門轉入現代部門，從農村進入城市，從貧窮階層進入中產階層，亦即必然向美國模式轉型。這正是1960年代在美國學術界占主流地位的觀點，也是當時組成所謂“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核心。它從西方經驗的一方面的抽像化出發，伸延到發展中國家，容納了一定的修改，例如農村勞動力過剩，以及短期的耽擱，例如劉易斯的&ldqu經濟”和托達羅的“城市傳統部門”，但它的核心概念一直沒變，即由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會導致全面“現代化”，終和美國一樣。

但在美國，這個現代化模式，連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前提，在1960年代之後受到廣泛的批評，直至美國學術界幾乎完全否定了現代化模式，甚至把它等同於頭腦簡單的觀點(下面還要討論)。但是那個發展經濟學的“革命”後來被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反革命”取代，而新古典經濟學則因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興起而在經濟學界取得了霸權地位，幾乎被等同於經濟學的全部。其後則明顯伴隨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和國際聲譽的下降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而衰落。筆者從1966年到2004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執教38年，這些變化可以說是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下面，我們首先回顧1970年代和198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對上述現代化理論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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