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對社會科學（尤其是管理學）學術期刊的投稿進行同行評議的實用指南。雖然本書的目標受眾是初級科研人員和博士生，但是我認為，經驗豐富的評議人也能從中發現有價值的內容。
本書實際上是由一篇發表於《營銷科學院評論》（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Review, AMSR）（Griffin and Barczak, 2020）的有關評議概念性文稿的文章擴展而成的，論文內容與評論概念性稿件有關。尤其是本書的第1章至第4章，是基於那篇論文的觀點和概念寫成的，但是進行了大量擴展，增加了更多細節和信息。同時，本書的重點是評議實證研究，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而不僅是評議概念性文章。最後，本書還提供了後續輪次評議的建議（第10章）和對評議的未來的看法（第11章），而這點也是《營銷科學院評論》上的文章所沒有的。同行評議是指某個特定研究領域的專家在一篇學術文章發表前對其進行評議和審查（Allen et al., 2018; Kelly et al., 2014; Pierson, 2015）。在傳統的同行評議體繫中，“同行”是指具備某個專業的文憑（通常是博士學位）和多年學科工作經驗的人（Fitzpatrick and Santo, 2012）。
同行評議具有三個方面的功能：篩除低質量稿件、提高擬發表稿件的質量（Kelly et al., 2014）、幫助編輯篩選期刊讀者最感興趣的稿件（Stiller-Reeve, 2018）。優秀評議人會鋻別出缺乏創新性、無重要貢獻以及缺乏科學嚴謹性的低質量稿件。即使面對被拒的稿件，優秀評議人也能為其提供修改建議，解決溝通質量、細節呈現、方法驗證和錯誤更正等方面的問題。
同行評議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時評估的一般是書面作品（Kelly et al., 2014）。將同行評議確立為正式規範的第一本學術期刊是創辦於 1665 年的《皇家學會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Elsevier, 2020b; Kelly et al., 2014）。但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梅琳達·鮑德溫（Melinda Baldwin, 2018）表示，同行評議的歷史“已經表明，評議最初並不被視為能提高科學信度的流程。而且直到 20 世紀，很多知名期刊和資助機構一直沒有（或不存在）繫統的評議過程”（Baldwin, 2018, p. 539）。她進一步表示，我們當前認為的對科研至關重要的同行評議，它的歷史隻能追溯到冷戰時期（Baldwin, 2018）。無論如何，同行評議如今為期刊提供了合法性，開始具有同等的學術價值，並被當作期刊提升的一種手段（Tennant, 2018）。
如今的現實情況是，全球科研質量已經顯著提升，大多數期刊和編輯都更加依賴同行評議篩選出嚴謹的和質量合格的學術研究成果。據 Publons（2018）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自2013年起，全球發表的論文數量年增長率為 2.6%，而提交的論文數量年增長率為 6.1%。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編輯團隊無法（也或許不 願意）自行做出發表決策。因此，讓評議人來把關就變得愈發重要，有助於判定提交給科學期刊的研究的質量和可信度。
同行評議為何重要？在一項全球調查中，90% 的受訪者表示，同行評議能“提升研究的整體質量”（Elsevier and Sense About Science, 2019, p. 9）。85% 的受訪者表示，要是沒有同行評議的話，“科學交流就會不受控制”（Elsevier and Sense About Science, 2019, p. 5）。Publons（2018, p. 9）也有類似發現：98% 的受訪者認為，同行評議“對確保學術交流的整體質量和誠信”重要或十分重要。
談到對同行評議的滿意度，大多數作者對整個過程表示滿意。出版研究聯合會（the Publishing Research Consortium, PRC）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發現，65% 的作者對同行評議制度表示滿意，且在 2007 年至 2015 年期間，滿意度沒有出現重大變化（Ware, 2016）。愛思唯爾（Elsevier）a 和“科學認知”（Sense About Science, SAS）b 在 2019 年進行的一項聯合調查中發現，滿意度實際上從2009年的69%上升到2019年的75%（Elsevier and Sense About Science, 2019）。
但是，人們對同行評議的批評從未停止。《美國醫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編輯同行評議盡管被普遍采用，但是很大程度上未得到檢驗，它的效果是不確定的（Jefferson et al., 2002）。”有人認為，同行評議無法有效發現錯誤、剽竊或欺詐（Kelly et al., 2014）。例如，出版研究聯合會的調查發現，分別隻有41%和44%的受訪者認為同行評議能夠發現欺詐和剽竊（Ware, 2016）。還有人認為，同行評議流程耗時太長（Tennant, 2018），從而耽誤了重要研究成果的傳播（Kelly et al., 2014）。有人說，同行評議使研究者無法提出創新型研究觀點和問題（Brezis and Birukou, 2020; Kelly et al., 2014），因為評議人往往專注於某個特定領域，遵循該領域內的期望和價值觀（Brezis and Birukou, 2020）。其他的批評包括：沒有清晰的指南說明該如何進行評議（Mulligan et al., 2013; Tennant, 2018）；人們對這項幾乎可以說是“志願”的服務缺乏認可（Warne, 2016）。
威脅到同行評議流程可持續性的一項批評意見是：具備評議能力的人數有限（Kelly et al., 2014）。但是，科瓦尼斯等人（Kovanis et al., 2016）用數學建模得出結論：2015年，評議人的數量超出需求15%～249%。但是，這些作者接著又說，真正的問題是評議工作的不平衡。據估計，10%的評議人完成了50%的評議（Publons, 2018）。在生物醫學領域，科瓦尼斯等人（Kovanis et al., 2016）估計，20%的評議人完成了69%～94%的評議。沃恩（Warne, 2016）發現，49%的評議人在為至少5份期刊承擔評議工作。
不出所料，另一項不平衡是評議工作中存在的性別偏見。由於大多數期刊和出版商不統計性別信息（Lerback and Hanson, 2017），Publons（2018）於是利用算法估計得出結論：同行評議中的女性少於男性。勒巴克和漢森（Lerback and Hanson, 2017）在一項研究中調查了美國地球物理學會（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所出版的期刊中的作者和評議人的性別。結果發現，女性擔任評議人的比例要低於女性在 AGU 中的會員比例。他們發現，主要原因是，跟男性相比，女性不大可能成為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評議人人選，編輯也不大可能邀請她們評議（Lerback and Hanson, 2017）。
評議工作還存在地區不平衡。美國研究者的評議數量超過美國作者在全球發表的論文數量。實際上，美國在同行評議中占統治地位，而且從整體來看，相對於產出，發達地區比新興地區承擔的同行評議數量更多（Publons, 2018）。相比較而言，中國研究者發表的學術成果數量是評議數量的兩倍（Warne, 2016）。另外，雖然大體而言，新興地區的研究者比發達國家的同行更有可能接受審稿邀請，但是他們的評議往往字數較少（Publons, 2018）。
最後，不出所料的是，初級科研人員在同行評議體繫中的代表性也不充分，因為他們通常不認為同行評議能幫助自己提升某些必要技能（McNair et al., 2019）。但是，我們（第2章）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同行評議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尤其是對初級科研人員而言。實際上，傑克遜等人（Jackson et al., 2018）表示，“同行評議更像是一種教育學”。出於教育目的，每個月收到的審稿邀請低於4份的導師要比超過 4 份的導師更有可能讓初級科研人員參與同行評議（McNair et al., 2019）。該研究還發現，初級科研人員認為，同行評議的主要學習效益是能鍛煉批判性思維和期刊文體寫作能力（McNair et al., 2019）。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54%的初級科研人員參與過同行評議，其中65%認為，他們能從別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Jamali et al., 2020）。
總體而言，評議人在性別、來源國和職業階段等方面的不平等，導致一小群志願評議人要頂著壓力，滿足不斷增長的高質量同行評議需求（Kovanis et al., 2016）。75%的編輯表示：“編輯工作中最難的事情是尋找評議人並讓他們接受審稿邀請（Publons, 2018, p. 27）。”實際上，2017 年，編輯平均要發送 2.4 次審稿邀請，評議纔會被接受，而2013年為1.9次（Publons, 2018）。據估計，按照這種增長速度，到 2025 年，每次評議要發送3.6次審稿邀請（Publons, 2018）。
那麼，有什麼解決辦法呢？我們認為，解決辦法是指導所有當前的（和潛在的）評議人高效地提供高質量的、具有建設性的評議（Elsevier and Sense About Science, 2019; Spot on Report, 2017; Warne, 2016）。在Publons的調查中，88%的受訪者表示“同行評議培訓重要或極其重要”；80% 的受訪者認為，“增加同行評議培訓會對提高同行評議流程的整體效率起到積極或十分積極的影響”（Publons, 2018, p. 47）。愛思唯爾和“科學認知”的調查結果支持了這些觀點：66% 的受訪者表示，需要為評議人提供清晰指南，而 37% 的受訪者表示，應該提供正式培訓（Elsevier and Sense About Science, 2019）。
但是，根據我們擔任期刊編輯（而且得到其他編輯認可）的經驗，在任何學科中，很少有研究者接受過關於如何有效從事同行評議的培訓（Benos et al., 2003; Rojewski and Domenico, 2005）。大約3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從未接受過任何同行評議培訓”（Publons, 2018, p. 14）。研究者采用以下方式，而非正式培訓，獲得某種指導：自選讀物、期刊指南、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指南、導師及同行的非正式建議（COPE, 2019; Publons, 2018; Warne, 2016）。
但是，很多研究者對培訓感興趣。沃恩（Warne, 2016）的研究表明，77%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接受進一步培訓”，而Publons（2018）發現，有將近45%的研究者想要接受關於如何從事同行評議的培訓。
為了回應培訓的需求，愛思唯爾、Publons、“科學認知”和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現在提供同行評議培訓課程（McDowell et al., 2019）a，有的還發放證書。我們還利用本書所制定的規範，給大學和學術團體提供為期一天的線下同行評議工作坊；用期刊實際投稿的論文節選和案例，實時討論評議人該如何回應。本書采用了我們工作坊的整體結構和內容。我們以自己熟悉的真實期刊論文為例（見附錄 1 和附錄 2），展示可以為論文的每個部分提出哪些建設性意見。
在第1章中，我們定義了“高質量評議”。評議人用短短幾行文字表達喜歡/不喜歡/拒絕，或者宣揚評議人自身研究的評議意見，這麼做對編輯或編輯團隊毫無幫助。他們需要提供“高質量評議”，對提交的論文做出最佳、最公平的決定。本章節拆分了定義中的關鍵短語並進行詳盡闡述，強調每個短語的重要性。這樣做是為所有評議人打下基礎，讓他們在開啟評議流程時掌握正確的觀點。
第2章討論了評議給評議人帶來的好處，即“What’s in it for me”，簡稱“WIIFM”。這些好處對成熟的評議人而言可能顯而易見。但是，初級科研人員和博士生可能會對此感到驚訝。這章同時還提到了評議的弊端——耗費時間和精力。令評議人一直樂此不疲的是，為自己所在研究領域的期刊評議論文，能了解最新的理論、方法和進展，從而推動自己的研究。
第3章聚焦於我們所謂的評議中的“5R”，即角色（roles）、責任（responsibilities）、回復（responses）、反應（reactions）和尊重（respect）。我們探討了每個“R”的含義，以及如何用其引導自己的評議行為。
第4章提供了一個同行評議模板，以指導讀者通過一個可重復的過程來開展評議和撰寫同行評議意見，並給出開始評議的建議。這章接下來的內容就有些個人化了：需要承認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評議人都會形成自身的流程和回復“風格”，同時我們也提到了自己的流程和對自身個人風格的認知。這章的結尾提供了一個問題檢查清單，列舉了評議人通常會在評論的末尾提供的容易修改的小錯誤，如語法和輸入錯誤。
第5章至第9章深入探討了論文的主要部分：引言、理論與文獻綜述、方法、結果、討論與影響。每一章都提供了一個問題清單和相應的詳細問題以供讀者明確考慮。在文中，我們闡述這些問題並提供指南，讓讀者知道在論文每個部分的每個主要問題類別中有哪些注意事項。在適當的時候，我們還強調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論文中問題的區別。每個章節使用一篇定量研究論文和一篇定性研究論文（見附錄 1 和附錄 2）作為案例，結尾部分附有評議人可能提供的意見和編輯對這些意見的綜合。為了檢驗這些意見，本書的兩位作者都以匿名評議人的身份獨立評價了每份論文的每個部分，寫下對該部分的意見。我們這樣做是出於實用和保密原因，我們無法使用這些論文的實際評議意見。每位作者都是其中一篇示例論文的合著者（格洛麗亞——社交策略；阿比——資產組合管理），因此可能會對論文存在偏見。對每篇論文進行雙重評議，可以讓讀者發現不同的評議人是如何評議同一篇論文的同一部分的。
第5章重點關注引言部分，其中包括論文的定位、理論和文獻空白以及論文的貢獻。第6章介紹理論和文獻綜述部分，在定量研究論文中，還加入了提出假設部分。第7章強調方法問題，包括樣本、數據收集、數據分析和信度效度問題，其中還談到了人們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期待有哪些區別。第8章聚焦結果部分，評議人需要評估結果中的文本、表格和視覺信息，從而評估結果的完整性、準確性、一致性、可信度和意義。我們同樣特別考慮了定性研究結果與定量研究結果的區別。第9章介紹了討論與影響部分，並對這兩個部分做了區分。具體而言，討論部分是對結果進行解釋，需要將結果與之前的結果和理論進行對比和比較；而影響部分聚焦於研究結果在理論、實踐或政策層面對期刊受眾的重要性。
第 10 章提供了論文第 2 輪、第 3 輪等的修改建議和在這些輪次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本章特別聚焦於 5R 中的 3 個——責任、回復和反應——因為它們跟這些後續輪次相關。
本書結尾部分概述了同行評議中出現的新趨勢，區分了兩種新方法：一種針對同行評議質量和稀缺性的一般批評，另一種針對同行評議的透明度。
我們寫作本書的緣由，要追溯到我們擔任某個創始期刊的主編和副主編的時候。我們知道，在過去幾年裡，要為每篇論文找到兩位評議人都很難，更別說三位了。有時候，副主編們要發出八九份甚至更多邀請，纔能找到兩位接受邀請。接下來，你隻能希望他們及時完成評議。
在這種甚至連一位評議人都很難找到的情況中，就不太可能保證每位評議人都具備評議特定論文所需的專業知識。因此，我們在 2018 年 11 月為某個小型學術會議開辦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工作坊。注冊人數僅為十一人，但是到場的人數是注冊人數的四倍，包括我們領域內的一些傑出和資深學者。從那一刻起，我們終於明白，我們找到了學術界的真實需求。
接下來，我們開辦了一場為期一天的工作坊，在德國的一所大學面向初級科研人員開放。我們進一步為其他會議開辦了短期工作坊，並於 2019 年在美國管理學會舉辦。在成功舉辦一些短期和長期工作坊後，我們開始主要在歐洲大學的學院裡推廣我們為期一天的工作坊，並開始組織訪問其中一些學院。我們還根據工作坊的內容，撰寫並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營銷科學院評論》中概念性文章的評議流程（Griffin and Barczak, 2020）。2019年，愛德華·埃爾加出版社（Edward Elgar Publishing）看見我們於波士頓舉辦的管理學大會上的工作坊通知，於是聯繫我們，詢問我們是否有興趣寫一本關於如何進行同行評議的著作。這一詢問和後續討論纔使本書最終面世。我們希望讀者能從本書中獲取有用的信息，並將其推薦給自己的同行和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