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版序
我非常感謝中國同行，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的肖索未老師和北京城市學院的蔡永芳老師將這本書帶給中文讀者。中譯本的出版給了我重新思考的機會，為本書提供一些新的框架和背景。下面我會談到一些的觀點和分析，涉及與本書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熱點公共事件。
本書自2010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來，一直廣受好評，獲得了各種獎項，包括美國國家婦女研究協會的薩拉·威利圖書獎和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四項不同獎項。
信息來自美國社會學學會“種族、性別和階級”“性和性別”“亞洲和亞裔美國人”以及“種族和少數族裔”等分會。此外也作為課程材料布置給許多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閱讀。自本書出版以來，我通過撰寫學術文章、參與各種形式的公眾活動——包括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的美甲沙龍監管工作，對本書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更新。我也在皇後區的韓裔美國人社區中心等場所向美甲店老板、工人、少數族裔媒體和市政府官員介紹了這項研究。我曾作為顧問參與相關紀錄片的討論，如《美甲》（由阿黛爾·範執導)和《塗好的指甲》(由黛安·格裡芬和艾麗卡·喬丹執導) 。我還贊助了一些獨立研究，指導學生進行社區參與研究和服務學習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學生們參觀了美甲沙龍，並采訪了店主和員工。
雖然本書已經廣為學者和大眾所閱讀，我仍然希望書中的分析可以更有力地影響公共話語。為了實現這一點，我更加直截了當地提出美甲業中針對勞工權利和沙龍中有害物質暴露的解決方案。同時讀者提出的問題讓我意識到，我需要擴展本書核心觀點所涉及的三個理論面向：（1)身體勞動的跨國流動；（2)身體勞動的種族性化（racialized sexualization）；（3)關於政策、行動和“好顧客”行為的建議。我在後續的寫作中表達了這些考量，以加入到一些公共辯論中，具體如下所述。
2015年，《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兩篇關於美甲沙龍勞工權利事件的報道，標題分別為《漂亮指甲的代價》。作者莎拉·馬斯林·尼爾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但報道的主線卻聚焦於韓國移民小企業主，認為他們造成了“嚴格的種族和族裔種姓繫統”。這種框架不僅將韓國業主描繪成惡棍，還將拉丁裔、華人和其他亞洲工人描繪成受害者，忽視了他們為推進行業發展所做出的積極努力。我就這篇報道和公眾回復發表了的評論，包括“獲得安全又漂亮的美甲可能嗎？”“韓裔美國人社區中的性別、移民和流動性:美甲沙龍行業的案例研究”等文章，並在《女性書評》（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和《性別與社會》（Gender & Society）發表了博客文章。
在給《情境》（Context）雜志撰寫的標題為《美甲行業的麻煩》一文中，我提出了以下問題:“我們在解決美甲沙龍侵犯勞工權利問題的同時，如何能不進一步傷害移民工人，不簡單粗暴地一筆描繪所有美甲沙龍業主，不助長反移民情緒？社會學能給這場對話帶來什麼？”
寫完這些簡短的回復後，我想回應我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看到的更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們單單拎出韓國人，將美容院內部的種族關繫視為主要問題，而且這種誤導的焦點反映了他們對發生在美甲沙龍之外的跨國過程缺乏理解，特別是有關全球勞動力流動、移民身份和化妝品制造等方面。盡管《指尖上的藝術》（The Managed Hand）在一個跨國框架內對“身體勞動”的主要觀點進行了概念化，但我想更為強調這一點。《亞洲時代的時尚與美麗》（Fashion and Beauty in the Time of Asia）雜志的撰稿邀請，為我提供了明確命名和探討“跨國身體勞動”相關問題的機會，具體如下:
是什麼讓美甲成為跨國產品？紐約市美甲沙龍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乍一看似乎隻關乎親密的個人互動和空間。但實際上，它們是連接亞洲工人和美國移民市場的全球經濟的一部分，並促成材料和審美紐帶返回亞洲市場。美甲行業問題的長遠解決方案是要應對跨國性問題，例如含有潛在有毒化學物質的化妝品的全球制造 (尼爾確實提到了這些問題，但矛頭指向美甲店層面的問題，而不是生產過程)，一個為勞動力、商品、服務支付價格的全球經濟，以及一個破碎的移民體繫，該體繫倚賴不穩定經濟體的工人以低工資從事身體服務工作，但不給予他們安全的保護。
從我早先的研究以來，我談到了兩個重大的跨國轉變：（1)無證工人增加；（2)來自不同民族、種族和族裔群體的工人越來越多。因此，我強調了“身體勞動”的跨國層面，展示出盡管它發生在某個地方，但與跨境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繫。我認為，盡管在諸如服裝、化妝品甚至圖像等物質品方面，跨國環路越來越易於捕捉，但要把握時尚和美容服務的跨國維度則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們看起來是在特定地點進行的。強調這些跨國過程有助於闡明改進建議和可能的解決方案，也有助於鉗制過於簡單的反應，如批評客戶自私或呼吁抵制所有沙龍。在《女性書評》的一篇文章中，我就“如何找到好的美甲護理”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總結如下：
好顧客成就好沙龍
顧客想要便宜、快的美甲，這造成了美甲沙龍之間的激烈競爭，壓低了價格，進而壓低了美甲師的工資、惡化了工作條件。抵制沙龍並不會讓問題消失，相反，顧客應該支付合理的價格，理解合理的美甲需要的時間和技能，並支持為爭取工人權利、監管有毒化學品和移民改革的集體行動。
勞動權利實施中的伙伴關繫與懲罰性方法
簡單粗暴地一筆描繪所有美甲店店主的做法是錯誤的，更糟的是，由此來推斷基於種族或族裔的復雜性。相反，官員、倡導團體、顧客、工人和店主可以建構伙伴關繫，執行現行法律，以及出臺更有效的法律。類似餐館所采取的評級繫統(A級、B級等)有助於認可、獎勵和鼓勵實踐，包括優先采用無毒產品的“綠色”沙龍。
監管有毒化妝品
即使每一個美甲店老板都嚴格遵守法律條款，工人們也會因為接觸美甲產品中的化學品而繼續受苦。我們需要更強有力的保護措施，規範制造商在化妝品生產過程中對已知致癌物的使用，並認識到長期大量接觸這些致癌物對工人的過度傷害。
長遠的解決辦法是關注當前的反移民情緒
媒體報道、宣傳和研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一段時間以來，由研究人員、記者、政策制定者和倡導者組成的一個小型而堅定的團體一直在努力吸引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他們的方式是認識到整個行業變革的必要性，同時注意避免詆毀所有移民或來自任何特定國家的移民。
回應第二個問題的動力來自於《指尖上的藝術》一書出版後公眾的一些令人困惑的反應。盡管本書關注的是美甲沙龍中日常的美容服務，但令我驚訝的是，我收到的批媒體采訪似乎都認為美甲沙龍是性工作和性販賣的幌子。這表明在身體勞動、性服務和非法行為之間有著令人不安的混淆，這進一步加劇了美甲師面對性騷擾和性犯罪的脆弱性。因此，我在《美甲和性有何關繫？日常服務工作中身體勞動的種族性化》一文中提出了身體勞動的種族性化的概念以回應這些問題。
在惡劣而普遍的反移民氣氛的激化下，亞洲女性的身體勞動很容易被大眾認為是與性相關的工作。這樣的認知助燃了某些顧客期待並創造基於種族話語的性化的服務互動過程，我稱這個過程為種族性化。將性的含義強加於美甲服務的提供之上，甚至是這種合並的潛在可能，反映出在具身化工作、移民和種族化的性話語的過程中，亞洲女性與性交易被混為一談。
上述顧慮悲劇性地集中在了2021年3月的亞特蘭大——六名亞洲按摩院的工作者（44歲的馮道友、51歲的賢貞·格蘭特、69歲的金善查、74歲的樸松湧、49歲的譚曉傑、63歲的劉容愛）和兩名顧客（33歲的德萊娜·阿什利·袁和54歲的保羅·安德烈·米歇爾斯）被害。兇手羅伯特·亞倫·龍稱其行兇的原因是“性成癮”和“消除誘惑”的欲望——不幸的是，警方和媒體的言論復制了這一說法。我在給《女士雜志》（Ms.Magazine）撰寫的文章中，根據我對美甲沙龍的研究，將按摩水療和其他身體服務行業進行了類比，談到了對這些表述的質疑，質問道:“為什麼犯罪者比他們奪走生命的動機更重要？”
從事各種工作的亞洲移民女性也經常遭受暴力和性騷擾……(並且)經常受到間接的性暗示或直接的性挑逗，即使她們正在進行日常的身體勞動，諸如美甲……亞洲女性的這種種族性化是更大的社會和歷史情境的一部分，用以指責她們造成了從賣淫到流行病等一繫列的社會問題。
確實，美甲行業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創。許多沙龍長期停業，或者徹底關門。那些能有穩定工作的美甲工不得不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同時還要關注顧客的恐懼情緒。政府提供了一些緊急資助基金，但有些工人並不知道如何申請，或者擔心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都會使其面臨被監視或簽證被拒的風險。各種勞工和社區組織，如人權和社會正義協會（Adhikaar for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紐約美甲沙龍工人抗逆基金（Nail Salon Worker Resilience Fund in New York）、紐約美甲沙龍工人協會（New York Nail Salon Workers Association）和全國健康美甲和美容沙龍聯盟（National Healthy Nail and Beauty Salon Alliance），已經加緊提供信息和互助，同時謀求更為持續性的援助，如獲得醫療保健、住房補貼和房租減免以及全面加強工人和移民的權利。在我撰寫本文之時，新冠肺炎疫情對美甲沙龍行業及從業者的影響纔剛剛顯現，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和行動來保護弱勢工人，同時讓美甲沙龍東山再起。因此，我想以下一代學者的相關工作作為本文的結束，他們為研究美甲沙龍中當下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框架，並擴展了關於各種工作形式中身體勞動的理論探討。
金伯利·凱·黃的《固定種族和勞工關繫:多數少數族裔社區的越南美甲沙龍》一文考察了加州黑人和拉丁裔占多數的社區中越南人開辦的美甲沙龍。它提出了店主員工顧客之間“勞動關繫的三角繫統”的框架，認為協同合作的運作方式對維持多數少數族裔社區的美甲沙龍業務至關重要。傑絲梅·哈徹的《小自由: 拉納廣場後的移民勞工和“快時尚”政治》聚焦紐約美甲沙龍中的無證尼泊爾移民女性，她們穿著快時尚品牌服裝，並將之作為服務的一部分。哈徹認為，一方面，不得不購買和穿著流行服裝是一種無償勞動；另一方面，選擇服裝風格的能力提供了“小自由”，這些自由具有重要的情感意義，但也掩蓋了工作中的不平等和剝削。
的研究是裡納·沙達安（Reena Shadaan）在多倫多約克大學環境研究所開展的博士論文研究：《跨越時空的有毒物質:繪制美甲沙龍內外的環境不公地圖》（Toxics Across Space And Time: Mapp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And Beyond The Nail Salon）。她的研究追蹤了化學品暴露的長鏈條——從美甲產品中的石油加工，到勞動力剝削，再到職業健康——對加拿大美甲沙龍工人的影響。這一研究采用多種女權主義方法，利用“職業健康制圖”技術聚焦在員工對工作場所危害的了解，並形像地呈現了回應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
在過去的十年裡，關於身體、具身化和各種形式的身體勞動的學術研究已成為一個廣闊的領域，形成了與各種服務工作相關的新概念，包括按摩、性工作、零售、模特和照護工作。本書非常榮幸地成為這場大討論中的一部分，我自己的想法也從這個不斷發展的領域中受益匪淺。《親密勞動:文化、技術和照護政治》一書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框架，描繪了不同工作領域中金錢和親密關繫之間的普遍張力，書中問道：“家庭健康助理、呼叫中心接線員、妓女、捐精者、美甲師和清潔工有何共同之處？”結論是他們都“通過撫觸、親密接觸和個人護理來謀生”。 艾琳·奧蒂斯的《市場和身體:中國的女性、服務工作和不平等的制造》考察了豪華酒店中的具身化勞動，及它如何暗示了與資本主義和國際都市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阿什利·米爾斯的《VIP:全球派對裡的地位與美麗》追溯了豪華酒吧、餐館和俱樂部的全球社交圈，在這些圈子裡，年輕女性用身體資本換取財富、權力和在美麗經濟中的地位。喬亞·米斯拉和凱拉·瓦爾特在即將出版的《行走的人體模型:種族、性別和服裝零售工作》一書中，探討了具身化的銷售表演和審美勞動的各個維度。
我希望中國的讀者不僅能夠覺得本書的觀點有說服力，而且能備感激勵，從事各種與身體相關的服務業從業者及勞動權益的研究、寫作與倡導活動。
米利安·康
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