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玫瑰刺效應

故事是這麼說的：美杜莎纔一伸出她所有的舌頭，男人們就逃走了。他們以為那些舌頭是蛇。看看他們逃竄的樣子：手指塞住耳朵，腳下生風，氣喘吁吁，就像已經被蛇咬到似的。這場面讓我有點想笑。可是後來男人又折回來，硬邦邦的寶劍落下，也不看看他在干嘛，就把這不幸的女妖給我斬了。神話到此結束。
到頭來我已受夠這樣的斬首。我已見過那麼多次，從我一學會思考就開始了。那時候我三歲，在阿爾及利亞，那是個割裂與被割裂、難以理解的世界。然而戰爭一直存在。因為戰爭的關繫，我隻好候著。那時我想：“戰爭結束後，我們就能還美杜莎以公道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便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人民的獨立高於一切。美杜莎和我，我們隻得繼續等待。到了1962年，我開始寫作，寄望於讓身首異處的美杜莎得到關注，讓她的舌頭活過來。然而並沒有，有的隻是無處不在的父，還有一大堆憤怒的兒子忙著圍攻她。我在混戰中找尋像她那樣的女人，舌頭上長著眼和耳，身體會說話，也會笑。世上沒多少這樣的女人。我常對我的朋友雅克•德裡達抱怨：她們到底在哪裡啊？除了我母親和少許仍在頑抗的女人，那些強大的、多產的、快樂的、自由的，那些我在文學中讀到的生機勃勃的美女，那些珍稀而美妙的女人，在現實中可談不上隨處可見。德裡達回答我說：她們既然存在於文本，那總有一天也會存在於現實。“總有一天”，哪一天？
1968年，我在混亂中看到了方向，發現了寶藏，在著了魔的萬塞訥森林，我發明了夢之大學。大學到處是入口，遍地是通道，人人同袍，人人通靈，他們的範本：莎士比亞的喜劇，那是仲夏夜之大學。在那裡，我們玩著各種各樣的性愛遊戲，跑跑跳跳，像傻瓜一樣英俊，像夢一樣主宰一切。可是在那裡，我又發現美杜莎的尸身出現在走廊上。1972年，我和我的朋友福柯積極投身“監獄信息運動”（GIP）。當然啦，這位福柯是男瘋子，不是女瘋子。我愛人類。我愛朋友們。我愛女性的友誼，這友誼如同花園，自由的舌頭在園中噴泉下戲水，訴說著彼此的秘密。我，阿爾及爾助產士伊芙•克萊因的女兒，聽到這些秘密後是多麼喫驚啊！我的女性朋友所遭受的惡待是如此之多。不止一條舌頭被切下，被摘除，而那些被擊打的舌頭則退縮了，往往把男人的襪子穿在自己身上，啊不，還穿男人的鞋子、靴子。我大為震驚。
讓我們回到舊日的產房：在阿爾及爾，我自由的故事從此開始。“我的”次分娩，是十四歲那年幫著母親接生，之所以說是“我的”，是因為我們與分娩的女人在一起，我們與她一起生，那是種重生的喜悅。多麼美好，強健，快樂，生下來的一刻，哭聲與笑聲的交響宛如樂曲。我不會讓人奪走我們的財富！ 1968年在萬塞訥，我曾擁有自己的公園與城堡，就等著將其建成其樂融融的花園了。1974年，制度上的機遇完全是在不經意間到來。我抓住了機遇，這也是從母親伊芙那裡學來的，她總能在生死一瞬間拿捏好時機。我在巴黎八大創辦了女性研究的博士學位。這在法國尚屬首例，在歐洲也算先鋒之舉。我請來十多名女研究員（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醫生、作家）。多數是女性，也有男性。雅克•德裡達很快加入我們，踏入這全新的殿堂。在這些博學多識卻因身為女性而缺乏蔭蔽的女性學者當中，還有我1970年結識的卡特琳•克雷芒。
我對這些女性友人說：輪到我們笑了。輪到我們寫作了。
寫作？是的。這是親密，有力，經濟的研究方法，是神奇，民主的替代品。紙張加上想像力就能飛翔。三歲時，當我困在瓦赫蘭的欄杆後面充當人類歷史的囚徒，我就發現了保險也普世的越獄方法。
那是1974年。是時候了。我孤獨地走在文學的路上，已經受夠了。感覺熬過了長得可怕的時間。我已經寫了不少東西，小說、論文，還涉足了戲劇。但孤獨感總是如影隨形。我那蒸蒸日上的母國，正產出大量備受喜愛的詩人、文筆優美的哲學家、高瞻遠矚的探險家和先知。但我似乎一直在等同等數量的女作者，等了有好幾個世紀了。我當然相信蘭波的預言。可是未來到底什麼時候來？需要證人和同路人，我們纔能繼續前行。誠然，也有過那麼幾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還有朱娜•巴恩斯，寥寥數人而已。1976年我發現了克拉麗斯•利斯佩克托，除此再無其他。
我向不止一位女性提議結盟。比如1972年，我去見亞莉安•莫努虛金，邀請她加入戲劇界的積極分子，反對法國監獄條件。1974年，跟卡特琳•克雷芒溝通過後，我們提議在友人克裡斯蒂安•布爾古瓦的出版社發行“未來女性”繫列，於是立即動手寫作。我們沉浸在童真般的語言的魔力中，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我會成為小鳥。”我們這麼說著，於是就真的成了。諺語具有神奇的功效：使虛構成為真實。“女人也會寫”，於是她們就寫了。未來就在當下裡。短短幾周裡，我和卡特琳就產出了《新生的年輕女人》（La Jeune Née）。用卡特琳的話說，這本小書是“在澄澈無陰影的水中遊泳”時產出的。它在法國激起相當反響。然後離開法國國內舞臺。它去旅行。
我將它題為“新生的年輕女人”。日後的《美杜莎的笑聲及出口》算是它的狂暴版回響。關於它出版的有趣故事尚待寫就。既“有趣”又不有趣。命途多舛也是種趣味。在這種種冒險的途中，我又結識了安妮•勒克萊爾，並邀請她與我共同寫作“未來女性”繫列的第二本書。她答應了，我們的合作從未中斷。一切都是現在時，宛如悠揚的使人發笑的音符，始終回蕩耳畔。
事到如今，卡特琳•克雷芒答應了我兩次：第二次是毫不猶豫、不折不扣的，讓我選取《新生的年輕女人》的一部分，題為《出口》，隻署我本人的名字。卡特琳的許可過於慷慨：直接而自然。為同一件事的不同目的答應了我兩次，迅速而毫無保留。
在我們之間不存在挪用行為。以同樣的方式，我在得到友人安妮•勒克萊爾和馬德萊娜•加尼翁的許可後，通過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女性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獨自署名的《寫作之來者》（La Venue à l’écriture）。
再回到《美杜莎的笑聲》上來。這笑聲不加遮掩，是多重聲調疊加的娛樂，是大量來自我和你的諷刺、歡騰、憤怒、嘲笑，是爆發，是出口，是過分，我寫得上頭，有太多話要講，有太多東西要宣洩。而我不捂嘴，不想掩蓋衝口而出的話。
夠了！
我大喊。
人們通常隻喊一次。
我已經寫了很多。自由的、超越的、大膽的、未注明日期的文字。我依然在喊，但不在文學中喊。在文學中人們通常隻喊一次。我大喊過了。來啊。實實在在地喊了一次。造成了轟動。就一次。我有算計過嗎？沒有。隻是時候正好。一次緊急狀態。一次崩潰。在時間的銜接中湧現出的喊聲，必須靠寫作，喊出來。必須把那笑聲刊印出來。
現實中尚未存在的東西，存在於文學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呼吁寫作。
《笑聲》與其他論文是種呼吁，就像給世界打個電話。人們通常的說法是：宣言。
打個電話？要是有人接起來，我該作何感想？或者反過來，我心存疑慮，是否就算自己發出一聲裡爾克式的叫喊，卻連天使都聽不見？
我想，我當時還是相信自己能被聽見的。
那時候是好時代。雅克•德裡達就在近旁搞解構，耐心而無情地破壞一切障礙。事情起了變化。當時我還不知道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婦女解放運動，但它已經影響了我，給予了我靈感。1970、1971和1972年間，我頻繁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女性運動在當地規模很大。我在那裡教授德裡達哲學鮮活的革命性、還有我的朋友拉康的觀念，70年代北美大陸充滿執著於對立與排斥意識形態的女性主義者，面對她們的抗拒，我還捍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她們看來，弗洛伊德應被取消，就因為他是男人。我則是特伊西亞斯一派，支持同一人身上存在不止一種性別。不過北美女性騷亂也是好的。有種感覺縈繞不去：我們不能獨自前行，亦不能獨自快活——就稱之為“責任感”吧。我們需要見證別人，也需要被人見證：電話能打出去，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以美杜莎的名義打的電話。然後有人應了，但何時何地、如何應答皆不同於我所想。在法國，《笑聲》和《新生的年輕女人》引起文論。在世界其他地方，則引發了行動。多麼喫驚！在美國，《笑聲》很快被譯出來，美國便是我的美杜莎之去向。這是怎樣一次旅程啊！無休無止，永不過期。而且老實說吧，也沒有我的參與。這正是表述與行為的彼此獨立。相較於我的小說以及日後創作的戲劇，美杜莎走得更快、更遠。說實話我還是有些不爽。這個女孩，戴著種種語言的冠冕——尤其是種種英語（小時候人們就是這麼說的）——數十年來一直在超越我。她給了我結結實實的打擊：是我把她從神話中捧出，成就了她，而她卻陷我於如此境地：在全宇宙看來，我隻是《美杜莎的笑聲》的作者，換種說法就是明星的家長，或是僕從！任何時候當我備受矚目，當我走過任何地方，她都如影隨形：從日本到土耳其，從伊朗到危地馬拉，從阿根廷到馬來西亞，從黎巴嫩到韓國。
設身處地地替我想想吧：有個女孩快得要命，不假思索地超過你，使你落後！
就這樣，我忘了她。
反而在法國，這本書已經絕版好長時間了。我也從未想過還能看到它再版。
她就這樣在國外活動了，我的外國女孩。她甚至使我在英文圈出了名，誠然，我的文字譯成外文，總會損失一些東西的。
那就別去想了吧。
不過有時候我還是會惱火，看著“Vol”這個因其在法語中是多義詞而對我如此重要、如此寶貴的概念，譯成英語後隻可取其一義，所含的搖擺不定因翻譯而熄火。這就如同美杜莎隻用單翼飛行，而她明明有一雙翅膀。就是這樣，翻譯從我們這裡偷走了一次飛翔。
算了，別提了。我都已經忘了她。
直到。
況且我纔不是寫宣言的呢。聽到了嗎？我隻是寫作而已。我是安安靜靜的人，不喜歡拋頭露面。
直到有一天。
然後又有一天。直到後來。友善而好奇的“英語美杜莎”之友，終於想要見識見識“原版美杜莎”了，隻因這頭好笑的動物不是通過別的語言，而是通過法語而出世的。於是有人打電話給我，想要認識我，然後來電越來越多。我說：不，不，我不認識你們。然後是書店的朋友打來。後是錢氏書店打來，說有客人到店裡來，想找美杜莎的原版作者。
瞧，她已周遊世界，而今浪子回頭。
“接受她回歸法語，接受法語再版，你有何感覺？”我的朋友埃裡克•普萊諾維茨（Eric Prenowitz）這樣問我。他是英國某大學的學者、翻譯、教授，在那裡講授我這篇文章的英文版，並因翻譯造成的混亂而備受折磨。
（差點忘了說，該文竟出現在世界各地各大學的教學大綱裡，而且幾乎總是以英文版教學，要麼就用從英文轉譯的版本！）
我稱之為“玫瑰刺效應”。譬如今天人們展示給《研究》雜志的花朵，隻有當它們帶上位於過去深處的玫瑰刺、與心靈有著直接的交流時，它們纔是真花。正如這古老而始終年輕的笑聲，源自憤怒與不耐煩混合著痛苦的笑聲無法與我分離——我必須認可這笑聲。
如今我被美杜莎的刺蜇了一下。可是正因這些文字中存在某種私人的東西，我纔不想看到某個比我自身的刺更乖巧或更美麗的美杜莎，正如“我不想聽到某個比我自己的母親更美更聰慧的母親來跟我道‘晚上好’”。
再有，在法語中，浪子找回了她的“vol”（飛/偷），因為譯成英語的時候，該多義詞被“偷走了”。
夏末秋初，就在寫下這幾行字後，我做了個夢，夢見粉色的馬在天上飛。在夢中，我說：“好呀，我和我的愛人，就讓我們踏上愛的冒險旅程吧。”我欣喜若狂，他則明白我的意思。我讓他等了半個鐘頭，因為我在到處找房子，也找話語，既成的話語，撒謊的話語。時間到了，他卻已經不見了，那個愛人。時空起了漣漪。他生氣了嗎？等我找到他時，他正要給壯麗的地平線拍遠景照。
我強烈慫恿，要他跟隨我攀上的階梯，因那兒有著非凡的美景。爬上去之後，前所未有的景像令我眩目。他說：“是粉色的馬。”是美杜莎的馬。這時候我還沒看清劃過長空的粉色帶狀物是什麼。後來我看清了，是馬群：活生生飄著，強大、有序、令人艷羨，飛翔的馬群。我明白過來，它們是把展開的鬃毛當成滑翔的鰭。
它們用這嗡嗡作響的長羽拍打著空氣。它們本是地上的獸，卻深吸氣，朝向天空，怒而飛，栗色的身體泛著粉紅光澤，多麼驚人的美。有一刻它們擦著窗戶飛過，我得以近距離觀看，馬兒吸著氣，美麗的胸脯鼓了起來，往高處飛去，再次一頭扎進空中的水域。我從未見過如此優美的景像。馬群在空中劃出的痕跡像這樣：

……

前所未見。宛在天國。
把德裡達稱之為“先鋒”的文章交到國家圖書館時，瑪麗—奧迪勒•熱爾曼（Marie-Odile Germain）對我說：“標題絕了。《新生的年輕女人》，你自己想的？”“不啊，是美杜莎告訴我的。”她是文學之繆斯，是酷兒。有人說她是酷兒的王後。要我說，文學本身就是酷兒。敘事者則說，是超自然。猶如頭戴魔法冠冕的地母神庫柏勒，她轉頭，施展美的魔法。她轉回頭，成為新的高塔。
粉色的她把冠冕戴在頭上，落座。我問：“今天，女人都怎麼樣了？”戴冠的人答：“2003年我出生，我在韓國出生，我們1970年到的那裡。不久後就有拉美人叫我去她們那裡。這些日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亞。這是南北美的美杜莎時代。我還在亞洲的長空不停馳騁。法國呢，法國又如何？”我說：“恐怕你得回到我窗前來了。這些日子空氣中彌漫著海藻，人都快窒息了，也不怎麼笑。”

埃萊娜•西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