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孕育始於大約15 年前我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繫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制訂的一個研究計劃。在1987—1988 年間，我逐步研讀了前人有關中國家庭與親屬關繫的大量著述，並很快為那些有趣卻又復雜的課題所吸引。與此同時，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絕大多數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結構與家庭制度，卻很少涉及個人的心理與行為方式。這與我個人的體會存在很大差別。在我看來，自1949年以來，在中國的家庭制度發生巨變的同時，每一個個人的私生活也同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探討這些變化，我利用整整一個暑假寫了一份研究計劃，本書裡的一些基本想法即在那時形成。有趣的是，自從我1993 年開始教書，許多學生在讀過我給他們開的參考書之後也感覺到了同樣的缺陷，並且向我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他們經常問到的是：“為什麼中國的家庭總是由經濟來決定？為什麼家庭成員都那麼理性，那麼算計？”這裡有兩種可能的答案。種答案是，中國家庭的確就是個經濟實體，其他諸如親密關繫、情感、個人自由等私人生活的內容在家庭裡都沒有存在的空間。第二種答案是，為了強調中國家庭的特殊性並與美國或西方的家庭相比較，許多研究都忽略了日常生活裡那些在西方讀者眼中並不重要或者太普通從而不被注意的因素。
在我自己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傾向於第二種解釋。
總體來說，關於中國家庭，目前存在著三種理論模式。種是西方社會學者提出的經濟家庭模式。這一模式認為中國家庭是一種經濟合作組織，家庭成員有共同的收支計劃、共同財產、共同的家庭經濟。個人收入必須統統歸入家庭。第二種也許可以被稱作政治家庭模式。女權主義學者通過對中國家庭內部人際關繫的研究揭示，家庭內部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權力之爭。對於家庭國家之間關繫的研究也可以歸入這一類。第三種主要是由中國學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這一模式強調傳統價值特別是儒家倫理對家庭生活的深遠影響。無論根據哪種模式，個人都不在關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
然而，沒有個人以及個人的人生經歷，就沒有家庭與家庭生活。我的研究顯示，當代中國的家庭固然具有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層面，但同時也充滿著個人的與情感的因素。如同美國的家庭一樣，中國的家庭生活經驗也是家庭成員個人的道德價值體驗。家庭成員在關心經濟收益時，也同樣重視個人隱私、親密關繫、相互情感以及成員權利。因此，本書將研究重點放在個人及其情感生活上。我希望能夠通過這項研究來開拓理解中國私人生活的新途徑，並以此來彌補以往的研究是過分強調了中國家庭的結構及其集體性之不足。
回顧這些年來的研究，我意識到我的工作極大地得益於對一個村子的追蹤調查。20 世紀70 年代裡，我在這個村子生活了多年。可事隔多年後，自從1989 年來，我連續不斷地在村裡進行人類學田野作業時，我對村裡人不時會產生一種形同路人的感覺，因此我意識到我必須努力去重新尋找那已被忘卻的記憶。這些年裡，無論是社會大環境，還是村裡的人以及我和他們的關繫都在不斷變化，其中令人捉摸不透的是村裡人觀念的變化。在過去10 年裡，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件事經常會發表不同的意見，或者對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描述。為了能夠準確把握村裡人特別是願意趕潮流的年輕人的行為與思想的變化，我一直在對20 多位村民的生活進行追蹤記錄。當然，如果我沒有在70 年代與他們共同生活過的話，這是無法做到的。
不過，我並沒有打算將這個村子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來研究。相反，我首先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時代村裡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們在一場又一場的社會變化中又是如何參與創造了那地方的歷史。不過話又說回來，本書所描述的社會變化趨勢，包括家庭私人化、夫妻親密關繫，以及家庭生活中個人情感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個人的意識日益強烈，而且越來越自我中心，這些現像在中國的城市以及許多地方的農村都早已出現。這已經為數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調查和許多經驗性研究所證明。我在本書裡自始至終都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是：自1949 年以來，國家在推動私人生活的轉型上扮演基本社會問題和道德困境也都具有共同性。在一個更為抽像的層面上，本書探討的社會問題與道德困境存在於所有的社會，所以與整個人類都相關。不過，各地方的人在應付外部的變化及其挑戰時，總是要根據當地的情況與他們自身的條件來作決定，因而他們的社會行為也就五花八門。因此，我們隻有通過對地方的特殊情況以及特殊歷史背景的了解，纔能夠進一步深化對社會變化總趨勢以及人類道德體驗的理解。就這點而論，我有把握斷言，本書的研究所揭示的含義遠遠超出了一個村子的範圍。
自從1987 年我開始從事本項研究以來，眾多的朋友和同事都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我也得到了不少單位的經費資助。沒有這些，我就無法寫成這本書。
我首先要感謝的是James L.（Woody）Watson，我的導師與摯友。他對我的研究一直給予熱情的支持和無私的幫助。在本書的初稿完成之後，他反復地閱讀並提出了大量重要的意見與建議。
Woody 一直激勵著我的學術研究，同時也是一位熱心腸的好友。我無法用三言兩語來表達我對他的感謝，所以我願將這本書獻給他。語言也同樣無法確切表達我對Arthur Kleinman 和Joan Kleinman夫婦的感激。Arthur 自1986 年來就是我的老師。他們長期以來給我的扶持已經遠遠超過了老師應該給予學生的幫助。他們閱讀了本書的幾份初稿，給我提出了難以計數的寶貴意見。特別是在理論方面，Arthur 給我的幫助為關鍵。我在本書裡以個人為主要對像探討道德經歷的研究方法，正是他們夫婦10 多年來一直在推動的人類學研究方向。
我衷心感謝黑龍江省下岬村的村民。他們兩次敞開胸懷接受了我。次是在1971 年。當年纔17 歲的我作為盲流從山東省千裡北上黑龍江尋找活路。我沿路打短工，直到下岬人將我收留了下來。我在村裡作為普通社員一直生活到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學。在1989 年春天，我作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生回到下岬做次的人類學田野作業。之後我在1991、1993、1994、1997、1998、1999 年又多次回到下岬。每次回去，鄉親們都首先和我高興地團聚一番，走的時候他們又熱情相送。在我逗留期間，村裡許多人都盡其所能地回答我關於他們的生活、工作、家庭、社會的各種問題，盡管那些問題似乎無窮無盡。其中，我特別要感激的是我30 多年的老朋友胡延軍。他精明干練，知識豐富，說話妙趣橫生。他不但幫助我搜集資料，還和我一起討論調查方法，這樣我纔得以進一步深化研究，擴展視野。如果沒有下岬村民以及當地政府中不少朋友的幫助，我在過去11 年裡的追蹤調查就會非常困難，甚至沒法做到。
許多朋友和同事在百忙中抽出時間閱讀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書稿，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我在這裡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Cameron Campbell、Myron Cohen、Deborah Davis、Stephan Feuchtwang、Maris Gillette、Susan Greenhalgh、Mar jorie Goodwin、Stevan Harrell、Douglas Hollan、William Jankowiak、景軍、William Lavely、James Lee、Bonnie McDougall、Jonathan Parry、Isabelle Thireau、Jonathan Unger、王鋒、Rubie Watson 和Martin Whyte。
另外，我曾與Joseph Bosco、Karen Brodkin、蔡志祥、Linda Carro、郭於華、Lothar von Falkenhausen、龔小夏、Philip Huang、熊景明、Nancy Levine、廖迪生、Paula Paderni、瀋原、孫立平和楊念群等在不同場合討論本研究課題，並從他們的真知灼見中獲益匪淺。我要特別感謝梁曉燕，她對中國社會的敏銳觀察和許多獨到見解都已融入本書之中。在撰寫本書初稿時，我很慶幸能為自己找到一個跨國的學術共同體。承蒙Francoise Sabban 的盛情邀請，我作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EHESS）的訪問學者在迷人的巴黎度過了2000 年的5 月。
我利用這一難得的良機與法國同行交流，聽取他們對書稿的評論，同時還在巴黎北郊一間溫馨的公寓裡完成了本書的第八章。在接下來的6 月，我訪問了倫敦經濟學院的人類學繫，並在那裡講述了本書的兩章；是熱情好客的CharlesStafford 幫助我實現了這一夙願。
2000 年的歐洲之行還使我有機會訪問萊頓大學漢學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並宣讀本書各章的初稿。2001 年，我還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就本書內容聽取國內專家學者的評論。我謹向這些研討會的主人Leo Douw、Stefan Landsberger、羅宏光、馬戎、Frank Pieke 和所有參與者表示衷心感謝。他們的問題、建議和批評使本書增色不少，至於依然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當然全部是我本人的責任。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請到兩位在家庭研究上享有盛譽的學者為匿名審稿人，他們仔細地審閱了書稿，並提出許多有益的批評和建議。遺憾的是，我隻能在此向他們表示謝意，因為我仍然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從1997年開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Muriel Bell 女士就為本書的選題立項和編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她的鼓勵和專業支持伴隨我完成本書。我要特別感謝Nancy Hearst 女士，她一如既往地提供了上乘的文字幫助，使得整個寫作過程更加愉快。
第三章的一部分曾以“Courtship, Love and Premarital Sex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為題發表在The China Journal 2002 年總第48期。第四章的一部分曾以“The Triumph of Conjugalit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Relations in a Chinese Village”為題發表在Ethnology 1997 年第3 期。第八章是根據我在Etudes Rurales 2002年總第161—162 期上發表的論文改寫的；該文的題目是“Planning Birth: Changes in Fertility Culture in a Chinese Village”。我為這些學術期刊允許我在本書中使用上述論文材料表示感謝。
下列基金會提供的研究經費使本項研究得以順利完成：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theWenner-Gren Foundatio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ident’s Office（for itsResearch Fellowship in Humanities）、the Internationaland Overseas Studies Program at UCLA，以及the AcademicSenate of UCLA。洛杉磯加州大學人類學繫的同事們共同營造了一個既團結和諧又充滿靈氣的學術環境；繫主任Joan Silk 和社會科學學院的院長Scott Waugh 大力支持我在2000—2001 年集中精力寫作。我謹借此機會向他們一並致謝。
後，我特別感謝我的未婚妻梁蓓蒂。在1999 年我們初次相遇時，我剛剛開始撰寫章的初稿。此時此刻，在即將完成這篇序言之際，我正在期待著我們8 月份的婚禮。來自蓓蒂的愛情和歡聲笑語完全改變了我的私人生活，也使得過去的三年成為我為愉快的寫作經歷。
